天主教在俄罗斯——兼论《圣经》对俄语的影响

在俄罗斯,天主教是仅次于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佛教一样影响较大的宗教之一。天主教和东正教同为基督教的主要派别,它们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形成,在经典、教义、宗教仪式等方面有所差别,但是两教的经典《圣经》却在其流传过程中对俄语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圣经是神学的灵魂

圣经常常被基督徒视作教会及信徒的生命之源,是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是我们灵性起步的根基。这就使我们要熟悉圣经、尊重圣经。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在三个“唯独”中,提出了“唯独圣经”的口号,号召信徒们要回到根源中去。由此,路德的神学著作都是以圣经的权威及教会传统遗传的权威为先决条件的,这种试图解释圣经的解经学形式的神学值得我们借鉴。“与经院主义的神学著作相比,路德的神学著作显得更新、更有特色,这种特色贯穿路德的神学研究方法。作为解经学家和讲道人,路德不断地与圣经对话,这是没有先例的。他在神学领域里取得的每一进展,都以圣经作为基础和指导。”(1)路德从不怀疑圣经权威的可信性,“他的目的是让圣经和教义里那些朦     

第六届华语圣经学会在悉尼召开

第六届天主教华语圣经研讨会于2000年10月13日至18日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花莲七个教区的会员共18人,新加坡3人,马来西亚5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各3人,澳大利亚5人,嘉宾4人,中国大陆应邀出席的是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秘书褚汉雨神父,北京教区北堂本堂冯国新神父,重庆市刘德申教友.会议于10月13日当地时间下午6：00举行开幕式,由澳大利亚悉尼总主教主持开幕弥撒并介绍会议程序.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儒家经典与圣经的互解;会议主题和演讲内容是：一、由第五届到第六届华语圣经研讨会.二…     

中国天主教代表团访问美国圣经公会

应美国圣经公会的邀请,以郭金才主教为团长的中国天主教代表团一行于2012年10月23日至31日对美国进行了友好访问。代表团在美国期间,拜访了美国圣经公会,并与圣经公会就全球对圣经的关注、圣经学术研究、福音在今日人类生活中的传播,让人人都能够阅读圣经等共同关心和关注的事宜进行了座谈和交流。双方一致认为,加强沟通与合作,交流与互访有助于教会在各方面的发展,有利于消除误解,增进彼此的了解。郭主教向圣经公     

圣经中译本北大核心

最早的《圣经》中译本可追溯到7世纪的“景教本”,由景教传教士阿罗本等人根据叙利亚文《圣经》所译,现已失传,部分译文散见于敦煌文献中。元代天主教传教士约翰·孟德高雄诺曾用蒙文译出《新约》和《圣咏集》,但译本也已失传。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亦曾将《圣经》的部分卷章或经文汉译。此外巴设于18世纪初译有部分《新约》,而贺清泰于18世纪末也曾译出《圣经》大部。这些译文被称为“明清本”。     

重建信仰：明清之际儒者的上帝观——以儒家天主教徒为主

明清之际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代表的儒家天主教徒,还有其他入教或与天主教有一定联系的儒者,他们面对晚明思想转型,受到传教士“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会通的基础上以求“同”的意识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历史演变,批判道、佛和宋明理学,回归儒家早期传统,重建上帝信仰。他们在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前提下吸纳西方科学技术及宗教神学,试图用天主教教义和教理来会通、改造、补充甚至超越儒学,化解儒学面临的危机,以天主教精神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探索儒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从信仰维度更新发展儒学。     

唐代的圣经译述

圣经翻译,既是传教的重要手段,又是基督教融入传教目的地文化的有效途径.因此,传教士来到中国,通常都会在第一时间着手圣经翻译,唐代的景教士也是如此. 以阿罗本为代表的景教传教士一入长安,就立即着手两项工作:一是向皇帝唐太宗及其近臣讲解景教教义,《景教碑》称“问道禁闱”;二是经典翻译,即所谓“翻经书殿”.     

花之安及其《马可讲义》(三)

正花之安的《马可讲义》,主要是为中国官绅和文人学者所写,因此在写作中,必然要处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些核心观念,采用以儒释耶和耶儒互释的方法,将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阐释耶儒间的关系。花之安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罪、仁爱、义、礼、亲亲仁民、夫妇等问题纳入基督教教义,进行分析比较,将儒家思想与耶稣之道结合起来,并最终归入信仰的层面。罪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花之安自然要从此入手。他认为儒家对罪没有很好的解释。"儒书六     

赫胥黎与《圣经》

赫胥黎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定捍卫者和热情发扬者。他以“不可知论”为武器,与基督教神学作了卓越的斗争。本文就其对《圣经》的态度所作的介绍,生动地体现着这一精神。     

新西兰、澳大利亚圣经公会代表团来访

应国家宗教事务局邀请,新西兰、澳大利亚圣经公会代表团一行14人,于2007年5月19日,参观访问了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     

试论《圣经·创世记》的伦理思想

基督教的上帝创世思想、契约思想和原罪思想对西方基督教伦理有深刻的影响,进而对西方文化也产生了影响,将他们的伦理观念与中国相应的伦理观念及其对文化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明确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圣经与盟约

在《圣经》里,“盟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梵二大公会议指出:“不可见的天主,为了他无穷的爱情,藉启示与人交谈,宛如朋友,为邀请人同他结盟,且收纳人入盟。”(启示2节)这里所说的结盟和入盟,就是指的天主与     

辩护与疏离:汤若望与《主教缘起》研究

汤若望(Johann Adam von Bell,1591-1666)在华传教经历被其撰修历法之贡献所掩盖。汤若望通过撰写汉语天主教著作向晚明士人介绍更加完整的天主教教义,尤其是有关基督论的内容。汤若望在《主教缘起》这部著作中,详细介绍了天主教的天主论、天神论、灵魂论、教会论以及基督论等内容。在论述之时,汤若望又对佛教、宋明理学展开批评,针对有关天主教教义的疑问或误解展开详细解释与辩驳。《主教缘起》是理解汤若望护教思想的重要文本,其特征是诉诸于天主教传统、《圣经》权威,并提出了对儒家思想极富挑战性的观点。     

基督教与天主教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对许多人而言,基督教与天主教似乎就是一回事,因为在国际上基督教与天主教统称“基督教”。的确,从教会历史上看,基督教与天主教原本就是一家,后来经过始于1517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后,才分化为两个教派;从信仰上看,基督教的信仰与天主教大致相同,都使用同一本《圣经》,同信三位一体的上帝,传统的信仰上都认为人类有“原罪”(人所共有的罪性)和“本罪”(个人行为上过犯),只有经过耶稣基督十架救赎才能使灵魂得救。     

什么是“利玛窦规矩”

正16世纪,天主教自唐、元两代之后,再度传入中国。自明中叶起,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到达北京,他主张要适应中国国情,以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伦理观念相融合为传教策略。利玛窦自称"西儒",秉持儒家作风,引用儒家经典论证、诠释天主教教义,将天主教崇奉的"天主"(Deus)解释为儒家经     

"原罪"释疑

在基督教教义中,"罪"和"原罪"的思想在中国历来是被误解较多的两个概念.中国文化的语境下,"罪"是与对法律的违反和道德上的"恶"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这样的理解与基督教对"罪"的理解有很大的距离.也正因如此,中国人对"原罪"的理解则更为困难.本文试图借助基督教思想史上对"罪"和"原罪"问题的一些很有价值的论述,对基督教语境下"罪"和"原罪"的含义进行辨析,以区分它们与中国社会和文化对"罪"的理解之不同,从而尽可能地消除国人对基督教所讲的"罪",特别是"原罪"的普遍曲解.     

圣经中的人性尊严思想

按照天主教神学的观点,每个人都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具有无限的尊严和独特价值。尊重和维护人性尊严是天主教伦理神学的核心原则之一,而"圣经是神学的灵魂"1,天主教的人性尊严思想根源自圣经。圣经从人与天主之关系、人与被造世界之关系以及人与社会习俗之关系三方面展开对人性尊严思想的梳理和阐释。一、人按照天主的肖像被造     

儒家一神论及其定位问题

“儒家一神论”是一个汉学术语,原指天主教中国皈信者对天主教教义所作的不同于其传教士老师的取舍。本文则用它合指中国皈信者和传教士著述中共同表达的基督教神哲学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因其“异”于传统而向来被哲学史所忽视,然而它事实上却构成明末清初以来一个新的思想“端绪”,并且对传统也并非毫无影响。     

中国天主教参加由中国基督教“两会”主办的香港圣经事工展

2004年8月5日到10日,由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主办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顺利举行。 中国基督教“两会”作为主办单位,有8个展厅。承蒙中国基督教“两会”关照,中国天主教作为随展,设有一个展厅。我们展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有关圣经的出版、发行和阅读情况,以及关于圣经的书籍、剪纸和礼仪用品。     

学习十六大精神，做好宗教工作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精神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光荣使命,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中国教会自身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天主教自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以来,还没有完全融入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而被社会上一些人仍称之为“洋教”。尽管解放50多年,中国天主教走上了爱国爱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但是还有少数教友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宗教政策缺乏全面、正确的了解,存有误解和偏见。这些人对教会的本地化和怎样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很好地理解及进行深入的探索,思想还停留在50年代初期,并把极左时期给宗教带来的负面影响与党的宗教政策混为一谈而不能自拔。这些人从信仰上没有摆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对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在宏观认识上存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