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视界中的刘歆

提起康有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孔子的推崇备至与对刘歆的深恶痛绝。《新学伪经考》中的"新学"即歆学，也就是刘歆之学。从《新学伪经考》的书名即可一目了然，刘歆在康有为的视界中足以作为反面教材，所以才被康有为当作批判的靶子。事实上，出现在康有为视界中的刘歆无一不以反面形象示人，自始至终都予以极力鞭挞也成为康有为对待刘歆的基本做法和态度。康有为之所以对刘歆极尽诋毁之能事，原因颇为复杂，可以归结为刘歆剥夺孔子的教主地位、伪篡经典、背离孔子大道以及导致中国近代的衰微等。反观康有为视界中的刘歆，不仅有助于体悟康有为对古文经学以及汉唐哲学的态度评价，而且有助于理解他的孔教观和国学观。     

《孔子改制考》与《知圣篇》之比较

<正>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写作了两部轰动当时思想界的著作,一部是《新学伪经考》,另一部就是《孔子改制考》。《孔子改制考》本于经学家廖平的《知圣篇》。由此而有比较两书异同的课题的提出,这是一个极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前贤虽有论述,但语焉不详。所以,很值得认真探究一番。一廖平一生经学思想六变。《知圣篇》只是经学第二变的代表作。此书成于1888年,原稿已不存。今存是17年后,经廖平数次修改的本子。与原稿相较,今存《知圣篇》不惟有经学第二变的内容,而且有经学第三、四变的论述。康有为据以著作《孔子改制考》的,是1888     

经史之间的郑玄

两汉今文经学强调六经折中于孔子,经学为孔子所立之法。汉末面对《周官》《左传》等典籍的传播与兴盛,郑玄把古文经典纳入经学体系。郑玄的注经目标,是"究先圣之元意",其基本背景,是体现在《汉书·艺文志》中把经学理解为"王官学"的体系。把经学视为王官学,容易导出经学就是历史。而在郑玄的体系中,经书是自伏羲至孔子所遗的文献集合,而历史只是理解经书的一种方式,作为文献的经书本身是独立的。经书的独立性与解经方法的历史化,既维系了经部的独立地位,也塑造了中国的经史传统。     

经学时代下的清代学术观--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札记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全书共分上下两篇,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即上篇“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下篇则“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92—493页)按着这种划分,清代学术理所当然地被置于经学时代之下。冯友兰讨论清代学术主要围绕着道学(宋学或广义的理学)的继续和今文经学两个问题展开,检视所论,其中不乏卓见,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①本文就此略陈管见,以求教时贤。一、道学的继续讨论清代学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与宋学的关系。冯友…     

康有为排荀及其原因

康有为早年推崇荀子,将荀子与孟子一起并称为孔门战国时期的"二伯"。后来,康有为转向"美孟而剧荀",荀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变成了从内部破坏孔子大道的罪魁祸首。康有为也由早年尊荀转向了排荀。康有为排荀具有复杂的深层原因和心理动机,归根结底受制于他的孔学观。具体地说,康有为对荀子的态度取决于对荀子与孔子关系的认定,并且是伴随着对荀子与孟子的比较完成的。因此,探究康有为排荀的原因,不仅可以窥见康有为思想的变化,而且可以从中体悟荀子在近代的命运。     

康有为的经学近代化改革及其失败北大核心CSSCISSCI

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政治界、思想界、学术界的风云人物。他领导的维新变法,以传统的春秋公羊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这种学术思想曾经沉寂了一千多年,后由清代中叶的常州学派复兴,辗转传承至康有为。他尝试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来充实并拔高,以之辅翼他所领导的政治变革运动。因此,康有为的经学思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既有中国古代经学的深厚底蕴,又附丽着非常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这体现了经学在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裂变和异化。虽然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其人其学提出批评,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在挽救国家危亡方面做过的努力,也不容质疑他在经学转型方面做出的贡献。楼宇烈先生认为“康有为也许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尝试着使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孔孟学说,向近代转化、为近代社会服务的第一位探路人”①,我们认为,这种评价公允而合理,虽然他的经学近代化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尝试使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努力还是有其意义的。     

由康有为论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

中国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康有为用人道主义思想否定了封建道德纲常对人的束缚 ,但并不否定儒学 ,而是认为用人道主义阐释的儒学是真正孔子儒学。过去一般认为康有为这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 ,其实不完全如此 ,康有为实际上是用人道主义改造传统儒学 ,试图使儒学在近代蜕变为人道主义化的新形态儒学。同时 ,康有为也用传统儒学改造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 ,否定了西方人道主义中的个人主义观念。康有为的这些思想代表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特点 ,显示了人道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在近代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救亡图存的教主——康有为论孔子形象

清代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几乎影响着每一位学者的学术创见.康有为对孔子形象的理解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自己特殊的进路--"时"、"进化"、"大同"等思想解释<论语>,并以孔子为圣王,确定了孑L子在其所处时代的影响和地位;又以孔子为教主,将孔子形象扩大为宗教性的、历时性的影响.知识分子急于救世而无所依凭,惟有荣古虐今,寻求依托--康有为尊崇孔子与孔子尊崇古人的做法,其实相似.因此,对康氏的行为与主张,似乎应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康氏对孔子的情感,也应该重新考量.     

向往在乾嘉之间——叶德辉《经学通诰》析论

《经学通诰》作为叶德辉在经学方面的代表作,是研究晚清民初经学演变史的重要文献。《经学通诰》纵论清代经学的源流,总结了乾嘉学者治经的方法,从经学史的角度反击廖平、康有为的学说,同时也开列治经书目以回应《书目答问》。     

儒学、孔教与现代社会——以康有为思想为中心

儒学与宗教的关系应该包含儒学宗教性与儒学宗教化两个问题。康有为对孔教的建构即是儒学宗教化的一种尝试,亦是康有为思想中的一条轨迹。其孔教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其孔子观念,他终其一生致力于赋予孔子教主的地位。康有为主张政教分离,现实中却经常与政治相纠葛,这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在康有为的视域中,孔教具有独立的运行轨迹,即庶民信仰主体性的逐渐建立。儒学若要在现代社会获得发展,必须重视个体信仰的主体性。     

王廷相道寓于“六经”的思想

王廷相提出道寓于“六经”的思想,以“六经”为载道之文,强调求道于“六经”,而不讲“四书”;并尊孔非孟,批评宋儒之学。以维护孔子及“六经”的权威来降低孟子、朱熹及“四书”的权威和重要性,修正朱学的流弊,这在经学史和理学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王延相经学与理学思想的独特性。     

经学视野下的儒学三形态

文章认为经学的发展历程对儒学的发展影响极大,政治儒学、心性儒学和世俗化儒学三种形态都与经学历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们都以儒家经典作为自己最高的文本依据,以经典解释学的方式表现自身,经学的转型也意味着儒学发展的新方向,经学的发展史与三种形态儒学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互动。     

从秦汉时期皇帝诏书称引儒家经典看儒学的发展

两汉皇帝自武帝起有 1 7人在诏书中征引经书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汉经学发展的轨迹。这一现象展示了政治与经学互动的规律 :经学政治化与政治经学化。此后 ,引经据典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为文的传统 ,历千年而不衰。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主导面是消极的     

《论语》成为经的时间考辨

很多人都同意：《论语》是在汉代成为经的。但是,最近有论者把《论语》成为经的时间定于宋代甚至元代。这种新鲜的看法事实上反映了他们贬低孔子地位的“非圣”心态。汉代七经之说早已确切无疑地显示《论语》是经。《汉书》的有关记载和汉代教育中《论语》的特殊地位等,也为《论语》在那时属经提供了证据。     

山东古代易学史概论

山东古代易学史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上古至先秦易文化阶段。“易历三古人更三圣”中有二圣即伏羲、孔子是山东人,这个时期的易文化有东夷文化、邹鲁文化背景。(2)经学阶段。作为经学一部分的易学从汉到清出现了汉易、晋易、宋易三大系统,产生了郑玄、王弼这样的大家。这三大系统都源于山东,有齐鲁文化背景。     

廖平对《春秋》经的认识

廖平对《春秋》经的认识,有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在廖平的经学史研究阶段,认为《春秋》是孔子所制作的“经”,包含了孔子的“素王制作”之义,即为后世的“一王之法”;在其经学理论的建构时期,《春秋》经被廖平作为其建构孔经“人学”的经典。事实上,《春秋经》廖平的孔经天人体系中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符号,且随着廖平经学理论的变化,被不断地赋予不同的功能。     

论儒家诗教原则的确立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从教学、教材的角度认为《诗》不仅应当让人们学到知识,更重要的让人们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但孔子这种强调诗的教育作用的思想被后世文人加以引申阐发,成为了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儒家诗教原则得以确立有一个过程,这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历代儒家文人不断努力的结果。为实现教育教化功能,中国历代文人探寻出了“文以载道”的理论,并付诸于创作实践。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实践的突出特点。     

传统儒学现代化的一次努力——以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为个案的研究

梁漱溟从文化比较的角度 ,以不同于启蒙理性的新思路 ,分析了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化的多元倾向和从民族传统中挖掘现代性资源的重要性。他以传统儒学为基础 ,用佛学和西方哲学对儒学经典进行了现代诠释 ,讨论了儒家传统资源在现代国家和社会建设中可能有的意义。他的乡村建设实验试图重建农村的礼俗机制并导入科学技术 ,以造成儒学复兴的社会基础 ,把寻求传统文化价值的空间 ,从书斋引向社会 ,把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转化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整体实践 ,从而扩大了儒学的实践性。     

Principlism,Pragmatism, or Reconstructionist Confucianism? —Some Comments on Ni Peimi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This essay provides a few critical points of view on Ni Peimin’s recen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It shows that his translations of ren into “human-heartedness” and of li into “ritual propriety” may indicate a willingness to recast these Confucian concepts in the modern ideology of western subjectivism or individualism, whereas Confucianism is not in the direction of such ideologies. Moreover, while Ni seems to offer a “no-rule” view of Confucian virtue ethics, he cannot deny the existence of moral rules and principles in the Confucian system. It is insufficient for him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onfucian “instructions” or “methods” as he does without explicating their relations to Confucian rules. Additionally, Ni’s gongfu Confucianism provides a necessary and healthy step back from the contemporary principlism that has been dominant and popular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ethics, and applied ethics, but Ni goes too far in deny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moral rules and principles that are implicit or explicit in the Confucian ritual practices and upheld in Confucius’s Analects.     

儒家文化对当前中国心理健康服务实践的影响

心理健康服务是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主导来维护与促进人们心理健康的活动。它与个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有必然联系, 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 它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而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 它在中国心理健康服务过程中具有表征、构建、指导、唤起功能; 对心理健康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人格、应对方式以及服务态度和行为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与儒家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心理健康服务与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构建适合中国文化土壤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需要研究儒家文化传统对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的观念、理论及实践操作层面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