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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理学中,罗钦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物,他与理学、心学和气学都有较深的瓜葛,但又是三方都难以完全认可的人物。本文通过对罗钦顺在理气、心性与儒佛之辨中具体主张的分析,揭示出其对理学的继承与转向、对心学的抗辩与纠偏以及对气学之开规模、定纲维的作用,并以此对其在明代理学中的地位与影响作了初步的衡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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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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蕺山论学,规模宏阔,体广而义深。其义理阐释最终落归于《大学》“诚意修身之学”之建立。诚意之学,不仅涵盖了原先“知止说”的格局,而且在《大学》诠释史上别开“诚意为主”一系,从而更深入地诠释了《大学》义理思想,自立于阳明学和朱子学之外,全面确立了蕺山学作为心性合宗体系的理论建构。宗周基于《大学》的义理系统,对阳明的良知说展开了不遗余力的辩驳。其辩难核心是阳明良知“知善知恶”之知。蕺山学的基本特质,既不在于理论的雄辩,也不在规模的宏大,而在于经典文献阐释的精到。蕺山学之所以能够在宋明儒学的庞大阵营中占有一席,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宗周的文献阐释能力。正是透过精致的文献阐释,宗周无处不展现其教化关怀和治道理想。刘宗周是继朱熹之后,能够从经典文献的精到阐释中,重新建构儒学体系的第一人,不愧为宋明理学的“殿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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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之辨”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将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论文从“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和“天人相参”四个层面分析了荀子的天人之辨中的无神论思想,这四个层面环环相扣,步步递进,呈现出逻辑发展的内在轨迹,从而揭示出荀子天人之辨中无神论思想的深刻内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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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禽之辨"是先秦儒家为传统礼乐文明存续作合法性辩护时提出的重要命题,它集中体现了儒家在"人的价值发现"问题上的思想成果。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揭示了人类理性即"辨"是人禽之别的内在根据;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发现了人类具有超出动物"类性之仁"局限性的独特价值,确立了一种由"辨"而"合"的人禽关系模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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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来关于《大学》之亲民与新民的争论中,朱王两家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朱子改亲为新的主要动机在于适应将《大学》义理理学化的需要,但其对于经文的诠释并不符合《大学》文本的思想内容;王阳明主张恢复《大学》古本而复新为亲,突出了亲民的实践品格,更为贴近《大学》文本的原意,却忽视了《大学》古本中客观存在的新民问题。本文主张跳出宋明理学的思维模式,直接返回到《大学》思想的古代源头去探寻新民与亲民的本来意蕴,并对于新民的内涵做出了新的解释。笔者通过考察《尚书》、《诗经》和《孟子》中的相关文献,发现在原始儒家的思想语境中,所谓新民是相对于新命而言,是新朝子民之意,并不具有性理学的意义。它作为上古思想的遗存被纳入到《大学》内圣外王新的思想体系中,但在《大学》新的思想脉络中,早期儒家经典中关于亲民、新命、新民三者关系的思想线索却变得黯而不彰了,于是导致了后来的种种不同解读,唯有回到亲民和新民思想的发源处,才能真正搞清它们自身的涵义,进而理清二者关系的本来面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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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是儒家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漫长而丰富的诠释史与研究史中,本文试图回归与关注的是朱熹对《孟子》首章“造端讬始之深意”的解读。与通常停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等层面对义利的理解不同,朱子关于义利的思考与其心性论特别是理气同构的生成论紧密相关,从而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品质。通过朱子对仁义与利心生成论意涵的揭示,“义利之辨”所指向的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抉择问题实际转变成了是否朝向人的生成本真而共在的问题。这也使儒家哲学传统中关于“义”与“利”的探讨获得了真正本质性的分判与说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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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2017,(4)
朱熹把《大学》"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又认为格物所求的"理"是"合内外之理",是善的,因此,朱熹又把《大学》的"格物"与《中庸》的"择善"联系起来,讲"致知格物便是择善"。阳明将朱熹的"格物"误解为向外求物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并把"格物"诠释为"格心",讲"为善去恶是格物"。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不赞同阳明把"格物"诠释为"格心",强调以《中庸》"择善"通《大学》"格物"之义,讲"择善即格物之谓",反对阳明"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且还把朱熹"即物而穷其理"的"理"解读为"当然之理",不仅还原朱熹"格物"之本义,以克服阳明的误读,而且对于今天重新解读朱熹的"格物",具有重要的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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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禽之辨"的问题标示着儒家对人的独特理解.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者,很幽微,不易区别也.此幽微难辨处即在于,虽然较之禽兽,人的情感直觉中具有"是非之心"的价值自觉反思力,但一个现实中的人是否真的拥有对此价值自觉能力的自觉,是否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非沦于禽兽,则是有待于"由仁义行"的不断实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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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因其讲本心良知,注重主体的心性修养和王阳明本人多次隐居,出入佛老三十年,至中后期仍然十分注重融摄道释,以至于阳明学长期被当作没有经世功能和有为追求的纯粹心学或道禅之学。然而,从儒学固有的价值取向、阳明中后期思想的内在逻辑、性格特点以及王阳明所处的时代背景等方面来看,王阳明无疑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现实关怀和实践品格的儒者。而且阳明学中良知的自然展开,知行合一、体用不二、万物一体的理论特点又形成了其学说立体达用的逻辑架构。王阳明正是用这种逻辑架构作为标准来对照查验其他思想学说,使之成为他展开儒道之辨、儒佛之辨的重要判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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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的欲求是社会实践的内在动机,满足生活需要是文明制度的根本目的。怎样将欲求转换成财富,进而以财富厚养民生,这是历史进步的永恒主题。对传统儒学“理欲之辨”的现代阐释,旨在通过正本清源的逻辑批判,将抽象的天理还原为具体的生理、心理、伦理和管理,并探索一条化情为理、转欲成力的价值创造道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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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庄子》提出“络马首,穿牛鼻”是否符合牛、马本性问题以来,传统儒家纷纷做出了不同回应。程、朱认为牛之穿而耕、马之络而乘是“天理自合如此”,从天理本体论为“络马首,穿牛鼻”奠定了先天合理性基础。湛若水认为“络马首,穿牛鼻”是“理感而义形”的结果,他强调的是人与牛、马——物的交往过程中,仁性即道德意识的呈现,当此仁性之呈现即为天理即为义。王船山批判了程、朱的解释,他认为“络马首,穿牛鼻”是“用物之道”,其合理性是人类赋予的,是人道自决、与物流通的结果。人与物——牛、马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不再面向存有论,而是通过基于天道乾德的人心在自由权衡的道德实践过程中贯通彼此。儒家对“络马首,穿牛鼻”问题的不同阐释,共同蕴含着光辉的道德理性,揭示了儒学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追求自我突破的创新精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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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场三卦”是解读王阳明易学思想的重要文本,从王阳明对恒、遁、晋三卦的解读来看,他此时所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价值世界以及如何看待价值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通过对恒卦的解读,王阳明指出价值世界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实践性,否定了价值相对主义与主观主义的理论立场。通过对遁卦的解读,王阳明主张当价值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冲突时人们应当坚持价值理想,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实践的策略性,不能忽视对客观条件和可能性的分析;当理想中的价值世界暂不具有现实可能性时,可以选择策略性遁世。通过对晋卦的解读,王阳明说明了价值之落实与成就理想人格的关系,并提出理想人格的成就终将对推动价值之落实发生积极的作用。“龙场三卦”在哲学义理上层层推进,体现了王阳明对价值世界及其与现实世界、主体实践之关系的系统性思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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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义"内含"仁"与"礼"两大因素,在外延上展开为"义德"、"义政"、"义利"三个方面。从幸福观一般原则的意义上看,孔子的义利观规定着幸福观的德性基调和现实品格,表现为重公利轻私利、重精神轻物欲的整体倾向,同时也客观地确认了功利的正当性。这种规定和确认是孔子在对现实生活的辩证分析中完成的。孔子的义利观探讨的不仅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而且关乎理想人格的成就,"成人"意义上的义利观在内在和深层意义上确立了孔子德性幸福的基本原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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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儒家所谓的"义"指一般的道德准则,所谓的"利"通常情况下指个人私利。在义与利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儒家始终强调义的优先地位,主张义以为上、先利后义、重义轻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但儒家并不排斥利,且认为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甚至认为义能带来利。义有"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之分,当三者发生矛盾时,儒家认为应以"古今之通义"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准则。儒家的义利之辨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企业和企业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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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统而言,如其他诸家所论,先秦道家所谓的“德”“性”均有万物生而本具的禀赋之义。然道家更重“德”所标示的万物生之所以为生(或生之所由来)的原始义,其德性论也有如下特点:作为世界的本根,“道”具有“生养”万物之“德”;同样,作为“道”之所“生”者,万物也各备其“德”,即各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和存在禀赋;相应地,道家的工夫论也表现出鲜明的“复归性”的特点。道家的德性论还是其治道思想的逻辑起点,其心目中的理想之治也被称为“玄德”之治。在此治下,“侯王”治若无治,一任万物各循其“德”、各展其“性”,宛如万物存在的“看护者”。不过,在黄老道家那里,本于一统天下的功利诉求,他们也强化了治者的“驾驭者”或“主宰者”的形象。道家的德性论决定了其历史观是退化的,且相对于儒家的“文明”观,其尊“德”、尚“质”的生存态度也表现出“反文明”的思想倾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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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退溪对王阳明的批判,是朝鲜阳明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从心灵哲学看,王阳明与 李退溪的观点分别代表了对行为主义的反对与辩护。按照王阳明,孝行不必然伴以孝心,他 把那种有孝行而无孝心者称为“扮戏子”;按照李退溪,孝行必然伴以孝心,无法想象一个 人有孝心却无孝行,或有孝行却无孝心。王阳明的论证对行为主义构不成威胁,并且他本 人最后也倒向了行为主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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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认为利有好坏,但都要严辨义利。对不好的利当然要与义严格分别,极端即为舍生取义,这对士庶来说皆然,因为这关系到人禽之辨,有民之秉彝好德为基础。而考虑到位分、责任不同,对士庶的要求则有轻重、缓急之异,理学家并非苛刻无情者;对好的利仍要严义利之辨,是避免人为利而行义以至于终不免为利而行不义,朱子因此极推重董子“正谊明道”及张南轩“无所为而为”之说。但此时严辨义利并不意味着讳言利,“利者,义之和”既为自然之理,朱子对此平正说之,以礼乐政刑之惩恶扬善与以鬼神之福善祸淫来施教、劝谕皆正大光明,而并非就是以利害动人;朱子认为根本的是先要明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否则用心专主于功效利害上,设教即成设伪教,劝善即不免为劝恶,而士庶并受其诬。只有在上者既明义利之辨而为之倡率,其作为为政主体的地位才能凸显,政治才成就为德化政治而免于功利主义。且安顿好鬼神之福善祸淫对时政的辅助地位,神道设教的正大、充分含义亦得以彰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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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朱子“中和新说”的文献中暗含有对张栻“未发之旨”的回应。朱张之间的互动从张栻向朱子寄送《吕氏中庸辨》开始,直到朱子给张栻的书信《诸说例蒙印可》为止,贯穿了朱子“己丑之悟”的整个过程。张栻“未发之旨”的要义包括“心之昭昭分为已发”和“喜怒哀乐之中与寂然不动不同”两点,而这极有可能是触发朱子与蔡元定1169年中的问辨,进而触发朱子“己丑之悟”的原因。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