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易》在汉代淄川的传播

历史上的淄川有水名、国名、县名之别。淄川地区有着深厚的《易》学文化传承,汉代的田何、杨何是一个突兀的高峰,先秦时代尤其战国时期的文化重心在齐国地区的形成,是汉代《易》学高峰在这一地区形成的基础。开发淄川汉代《易》学传播高峰历史资源用于文化旅游,要认真区分旅游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只有尊重历史的真实,才能实现旅游资源的高品位开发。     

论庄存与的《公羊》学

庄存与的《公羊》学虽然受到赵《春秋属辞》的影响 ,但主要限于治学体例 ,而在治学立场上 ,二者其实有根本的歧异。庄存与克服了赵以策书之体说《春秋》的倾向 ,并注重《春秋》例辞背后的立场。这点直接上承汉代《公羊》学。不过 ,庄氏《春秋》学在某些具体的事例解释上与汉代《公羊》学也有差异。庄氏的特点在于对《春秋》变辞的引申与发挥 ,并补充了汉代《公羊》学未曾论述的诸多方面 ,为后人理解《公羊》大义提供了新的线索。     

齐地的方士文化与汉代的谶纬之学

谶纬之学是汉代的一种具有浓重神秘主义色彩的学术思想。它的形成,是齐文化与鲁文化结合的精神成果之一。具体来讲,齐地的方士文化与鲁文化的代表儒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适应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组合形成了谶纬之学,并对汉代政治和文化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理学背景下的春秋断案——胡安国《春秋传》的伦理观念与情境分析

胡安国是南宋著名的春秋学者,同时也是理学谱系中的一个大家。《春秋》是传统儒家五经的重要典籍之一,被视为孔子所"笔削",寄托着"微言大义"。胡安国继承汉代《春秋》学特别是董仲舒详绎的"原心定罪"之传统方法,并将由理学引出的"天理人欲之辨"融入到对《春秋》的历史情境分析当中,强调《春秋》为"史外传心",具有事理交融、体用兼备之不同寻常的意义。胡氏以理解经或借史明义的做法,是理学之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特殊展开与构造。伦理观念之历史的情境分析,有别于心性善恶等方面的抽象论理,兼具历史与理想的双重性格,是理学伦理思想的实证性说明和经世之愿的具体落实。因而,胡氏《春秋》学的研究必然可以而且应当作为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方法的重要进路之一。     

孔广森的公羊学

孔广森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先驱者之一。他从戴震学古文经学,从庄存与学今文经学,于两家之学能取长补短,使之相得益彰。他的《春秋公羊通义》既发挥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又运用古文经学精擅的考据学,校订文字,审音释义,特别是利用《左传》《谷梁传》厘正史实,纠正公羊学家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错误,对清代公羊学的复兴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齐地历史与济南文化》出版

最近，济南市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张华松先生的《齐地历史与济南文化》一书，已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该书是华松先生长期从事齐地历史文化与济南历史文化方面研究部分重要学术成果的结集。     

子夏与《春秋》的传授

子夏与《春秋》的传授孔祥骅《公羊疏》引《孝经》说：“孔子曰：‘《春秋》属商’。”《公羊疏》又引《闵因叙》说：“昔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春秋纬》说：“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     

公羊学派“《春秋》王鲁”说平议

《春秋》本为鲁国旧史,笔者学于鲁国旧都,研习鲁史,曾对后世公羊学者“《春秋》王鲁”之说有所留意.司马迁称《春秋》一书“辞微指博”,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春秋》乃“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不过,后世公羊学者总结《春秋》义例时却立有不少非例之例,而其论述某些义例亦或有不周.本文拟就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中每每提及的“《春秋》王鲁”之说试加议论,庶几可以有益于对公羊学派理论的认识.     

庄存与《春秋》学新论

庄存与是清代经学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经学家。从梁启超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庄存与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 而以《春秋正辞》为其体现, 人们论庄存与的经学往往以《公羊》学为说。不可否认, 晚清出现以《公羊》学为中心的所谓今文经学, 与庄存与的《春秋正辞》重《公羊》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但是庄存与的经学实是以六经为宗, 不守门户; 专明大义, 以求致用, 并非仅仅只是《公羊》学。就《春秋正辞》而论, 则具有以《公羊》为主、杂取诸家, 不重微言、专重大义的双重特点, 而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时代意义。一、《公羊》为主, 杂取诸家庄存与在…     

刘逢禄《公羊》学的三个层次北大核心CSSCISSCI

刘逢禄的《公羊》学有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可以分别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春秋》者五经之管钥、无《公羊》则无《春秋》、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说到底不过是落实到三科九旨这一所谓经学微言大义上,而其体现则是董仲舒、何休为代表的《公羊》学。由此可证,三科九旨实为刘逢禄经学思想的根本所在。     

汉代公羊家政治考量的伦理向度

汉代公羊家认为,孔子所作的《春秋》,将"政者正也"的政治伦理诉求贯穿其中,蕴涵了丰富的"正名"思想,体现了鲜明的政治伦理旨趣。公羊寿分析名号书写法则,凸显了政治伦理批判;董仲舒深察名号伦理意蕴,彰显了政治伦理要求;何休解诂名号礼制规定,突显了政治伦理制度。汉代公羊家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善的政治"理念,力主实现"政治的善",成为汉代政治伦理文化的一个范型。     

《春秋》“借事明义”说辨析:《公羊传》的传统与宋代理学的新诠

“借事明义”是《春秋公羊传》诠释《春秋》经义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由董仲舒点明,经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推阐,而成为贯通《公羊》学“三科九旨”诸说与《春秋》经文的无形脉络.宋代理学化的经学家在注解《春秋》时也自称运用“借事明义”之方,其代表程颐、胡安国以“穷理”统摄《春秋》经解的一切方法,将“借事明义”等同于“格物穷理”,...     

谶纬与齐文化

谶纬为齐学,齐地滨海,海中云气像楼台,故有海市蜃楼。相传东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为仙人所居之处。故海上方土慕神仙,求不死之药。大海浩瀚,无涯涘,游于海上,致人遐想,发奇幻窈妙之思,而神怪迂诞之说由是起。故齐学恢宏而肆,其弊则流于荒诞不经。议代经学有齐鲁之分。鲁学有《鲁诗》、《鲁论语》。齐学有《齐诗》、《齐论语》。《汉书·儒林传》云:“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孝经》则有博士江翁著《孝经江氏说》一篇,博士江翁即传《谷梁春秋》的瑕丘江公之子孙,这是鲁学,而后仓的《孝     

试论苏舆对董、何“三正”说的批评与诠释

《春秋公羊传》通过“通三统”例,以“存三正”的方式处理王朝更迭后新王与旧王间的关系,用“存二王后”的形式保留前朝社稷、服色,籍此展现“尊先王”之意。清末学者苏舆通过分疏两位汉代《公羊》学先师董仲舒、何休对“以《春秋》当新王”一旨的不同诠释,以及“亲周”与“新周”的异文,成功地构建了董仲舒与何休对“三统”诠释的两处矛盾,并以《春秋》“只改正朔而不易王统”为基点,凭借将商、周、汉通为三统的理论构建,批驳了何休以降的今文学家所认同的《春秋》“黜周王鲁”说,否定了康有为本诸“通三统”例而构建的“改制”之论。但苏舆对董仲舒“统三正”说的诠释完全建立在对何休“通三统”论的批驳上,带有强烈的学术及政治主观性,亦未必董氏学之本意。     

从《公羊传》、《谷梁传》的主要区别浅探齐鲁文化的差异

《公羊传》、《谷梁传》同《左传》一起,合称为“《春秋》三传”,三者都是对《春秋》经典加以解释,但三者所立角度不同。《左传》以阐述《春秋》历史的史实为主,是一部史学巨著,而《公羊传》、《谷梁传》则重“义理”,是两部政治哲理书。《公羊传》旧题战国齐人公羊...     

抢救广顺古文化遗址迫在眉捷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广顺镇，经古专家初步考查被疑为古夜郎城邑所在地之一，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集中之地。春秋末期，夜郎国兴起，广顺在汉代时称金竹，元代称坝寨，明万历年间钦定“广顺”，历史文化渊源流长，清代因出现过“父子两翰林”而闻名于朝。近年来，随着《金氏家谱》的发现，广顺备受夜郎文化研究专家的关注。全镇共有古墓1000多座，遗留文物、古建筑、古墓葬十分丰富。自这一古文化遗址发现，并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公之于众后，一些不法分子就把大发“文物财”的眼光盯向这块神秘的土地。由于没有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盗窃广顺古墓活动十分猖獗，文物流失，古文化遗址惨遭破坏，令人痛心。     

汉代经学吸纳阴阳五行说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汉代经学的基本特征是经学与阴阳家说的结合 ,即经学的阴阳五行化。任何有效的政治统治 ,都必须建立在对该统治合法性的信念上 ,并通过某种经典的确立或援引来完成 ;汉代政治信仰的重建为经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董仲舒精研“五经” ,吸纳阴阳五行说 ,以《春秋》公羊学重构天人之道 ,促成了汉代经学的大变化。汉代经学吸纳阴阳五行说 ,不但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次新变 ,而且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对于汉代及其以后的思想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对此我们应当有较为充分的估计并作出适当的评价。     

董仲舒与今文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

董仲舒与今文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陈其泰西汉时代,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大盛。《春秋繁露》归纳并阐发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以《春秋》作新王等重要命题,符合于武帝时代的政治需要,由此构建起公羊学理论的总体框架。“王鲁、故宋、新周”这组命题是基于历史上制度演变...     

论苏洵的经史观及苏辙《春秋集解》的阐释特征

《春秋》的"经""史"性质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重大议题,历代治经者对《春秋》经史性质的判定决定着《春秋》学的发展方向。先秦时期,《春秋》被列为"六经"之一,集经史于一体。从西汉董仲舒到晋代杜预再到宋初孙复,儒者往往将《春秋》的经史之性分裂为二,对其阐释也多采取扬此抑彼的做法。北宋时期,苏洵对经史问题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提出了经史"义一""体二"以及"用相资"的观点,从方法论上对传统的《春秋》学阐释思路作了重大改造。苏辙继承其父思想,他的《春秋集解》正是对苏洵经史观的实践之作。苏氏父子的经史观及其治经之法不仅对北宋时期《春秋》学逞意说经的弊端起到了纠正作用,也对后世经史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论孔子的历史文化定位问题

孔子在历史上的影响极大,但对他的评价在古今却存在巨大差异。之所以会如此,往往与政治上的需要或影响有关。如汉武帝尊儒是为利用孔子儒家缘饰汉代政制;为迎合武帝,董仲舒首启孔子《春秋》素王说推尊之。近代五四把孔子作为与科学、民主对立的旧文化传统的代表予以批判,其极乃有"文革"批孔视之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派,并利用战国封建论证成之。如果去除此类政治因素客观公正地评价孔子,首先必须改变春秋是礼崩乐坏时代的消极认识,承认周礼是西周春秋以来具有承前启后积极意义的文化发展成果,孔子是利用周礼为中华民族缔造文化根脉的集大成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