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庙学合一”教育规制的形成及历史价值

中国古代是先有大学,包含了教育、祭祀、政治和伦理多种功能;后有孔庙,主祀孔子,并及于四配、十二哲、历代先贤先儒。自汉代以后,儒学逐步经学化、制度化,祭孔讲经亦逐步常态化、制度化。东晋国学"增造庙屋","庙学合一"教育规制雏形初具。唐贞观四年(630年),诏州县学皆立孔子庙;唐高宗时,又敕州县未立庙者速事营造。从此,孔庙开始遍及天下,正式形成了"庙学合一"教育规制,并相沿至清末。"庙学合一"教育规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现代学校教育与传统国学教育结合亦颇具启发意义。     

解读司马承祯传记(下)

正五唐卫凭《贞一先生庙碣》曰:"开元十二年,天子修明庭之祀,思接万灵,动汧水之驾,奖邀四子,乃征尊师入内殿,受上清经法,仍于王屋山置阳台观以居之。"~1"修明庭之祀,思接万灵"借用了黄帝在明庭祭祀众神的典故。《汉书》卷25上《郊祀志第五上》曰:"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庭。明庭者,甘泉也。"     

圣人的感生与同祖——郑玄、王肃关于殷周始祖出生故事的争论

殷、周之始祖契、稷的出生故事见于《诗经》中《大雅·生民》《鲁颂·閟宫》《商颂·玄鸟》《商颂·长发》四篇,本文通过对考察郑玄、王肃对诗义的不同见解,来澄清郑、王对天子始祖之所自出的不同认识。在圣人出生的问题上,"三家诗"主张殷周始祖皆无父感天而生,而《毛诗》云稷契为帝喾之子。郑玄与王肃又在此基础上各有发明。郑玄虽然注《诗》宗毛,但在此问题上却取"三家诗"之说,但他又进一步认为,虽然殷周始祖实质上是感大微五帝之精(即五天帝)而生,但这并不妨碍圣人有父;王肃在此问题上宗《毛诗》,以为圣人皆有父,且皆为黄帝子孙,以五行为次相继王天下。     

三年之丧中的君、父之义——以早期儒家礼学为中心

三年之丧作为至重的丧仪,规范着最重要的人伦角色与人伦关系。而早期儒家在对三年之丧及其成立依据的阐论中,表达着对君、父角色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呈现出了多元的思路与看法。《仪礼·丧服传》以"至尊"这样一种单一的原则来定位君、父的地位,而《礼记·丧服四制》则主张在门内优先以恩仁的原则事父,在门外优先以理义的原则事君。事父、事君都包含敬重之义,事父也由此成为事君所效法的模型。《荀子·礼论》不同于臣为君服的礼制,转而在君民关系中探讨三年之丧的依据。荀子认为,君主兼具父与母的教、养之功,故民对于君主既尊且亲。     

郑东卿易学述评

今本《大易象数钩深图》收录了宋代"图书"派易学家的多幅易图,郑东卿的六十一幅易图也隐于其中。郑氏之学统摄汉宋,以图示易,融理于图,自创图式,推明先天,象、数、理兼而有之。郑东卿以图解易,心理混融,与象、数、体、用合而为一。他讲伏羲至孔子所述作传授之易,既本于图书,又归于执中之道,体现了圣人相传之易道与道统思想的结合,并以圣人之道作为判断异端的标准。他主张六十四归一,由一悟太极,重视太极贯一,伏羲、文王、孔子相传授受的易道又皆备于我。受时代思潮的影响,郑东卿强调"六十四卦皆一理也,一理皆本于吾之一心",将易学与理学相结合,体现了其易学的独特风貌;其理本于心,心与理的混融,预示着学术发展的趋向。     

从立公理之学到以大同立教——康有为奉孔子为“大地教主”的过程与方法

本文梳理了康有为流亡之前立学与立教的思路演进过程。他首先致力于综合全球诸教诸学,建构全球性的公理之学,并为公理之学确立"宜于人道"的衡量标准;进而指出,孔子之道最宜于人道,孔子的太平大同之学即包含了人类公理,孔子堪为"大地教主"。以此为基础,康有为主张立孔教,并在流亡之后认为,作为"人道教"的孔教在全球诸教的竞争中占有优势。康有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没有直接以泰西之法为参照和标准来反思中国之学,而是经过以已知文明为基础建构全球性公理公法之学的环节,以公理公法之学为参照来反思中国二千年以来之学。这一超越性的参照也使得反思泰西之治是合理的。在敌国并立之世,如果没有这一超越性参照,对一国之学的分析和反思,只可能在与异国之学的二元对立中展开。     

永嘉学派略论——以叶适为中心

作为儒学的一脉,永嘉学派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其展开的脉络和系统。与宋代主流的理学相对,永嘉学派趋向于以"实"拒"虚"。这里的"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以物用而不以己用",即从外部对象出发,而不仅仅根据人的主观想法和意念去行动;其二,注重事功之学和经世致用。与之相联系,永嘉学派主张"事上理会",扬弃"无验于事者"。"事"体现了价值层面的追求。从形而上的层面来看,价值层面的追求在中国文化中往往与"道"相联系,但永嘉学派同时把普遍意义上作为价值原则和价值理想的"道"与人的"日用常行"或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永嘉学派对践行、对人所做的"事"、对"道"与日用常行之间结合的注重,同时关联着另一个引人瞩目的概念,即"势"。进一步看,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与人格完善的这种要求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叶适提出的"内外交相成"这一观念,便十分集中地彰显了永嘉学派既注重于外在的事功,又肯定人自身的完善这一特点。     

朱熹正义思想探析

朱熹之学综罗百代,致广大而尽精微,朱子对正义问题亦有所思考。朱子推崇德性正义,认为"义"是"天理之宜",主张行天理之公义,格物致知,"处物为义";推行政治正义,主张"正君心""格君心之非"以行政,以民本"为国家者明道正义";践行经济正义,倡导"正经界",复古井田制,创立"社仓"制以恤民。朱子的正义思想,带有鲜明的理学特质。     

亲情与恩义:论荀子孝道观的价值维度

儒家孝道所建构的人伦关系,基于血缘亲情与恩义而建立,蕴含着子女对双亲的感恩之情和家庭伦理责任。养亲、敬亲、顺亲、谏亲是考察儒家孝道的四个主要价值维度。与孔孟孝论强调"亲亲",注重子女对父母的养、敬、顺有所不同,荀子孝论以人性恶为理论基础,凸显了礼义对孝道的引导和矫正功能。荀子提出"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主张从义不从父,将子道与臣道相贯通,把持义谏亲的社群价值置于诚敬顺亲的族群价值之上,为解决"顺亲"和"谏亲"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提供了一条可行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转和社会公德、社会正义的实现。     

船山对朱子、阳明“亲新之辨”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

朱子与阳明的"亲新之辨",从根本而言是"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在实践功夫论上"向外"和"向内"的二元对立。朱子从《大学》"三纲领"之"经"出发,训"亲"为"新",丢弃了"新民"中"亲近、亲爱"百姓之意蕴;阳明从《大学》之"传"出发,舍弃了外在"新民"之手段。船山解构了朱子单一的"向外"的"有言"之教的新民,主张自身明德以感召他人的"无言"之教的新民;船山也解构了阳明单一的"向内""自新"新民,主张"自新"与"新他"二者结合的新民。船山新民观从内容与形式上都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条别样的路径,彰显出亲新之辨的和合建构特质。     

《管子》人才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管子》是先秦诸子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其中,在人才思想上坚持"以人为本"为基础,以人才重视为内核;在人才培养与教育方面主张"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理念;在人才选拔方面注重"举贤尚功"与"三选制"的机制;在人才任用方面推行"三本""四固""五务"的原则与省官考核制。这种系统的人才学思想,不仅在先秦之际具有重要的进步性与创新性,而且在当代人才强国战略工程实施过程中,也能彰显其借鉴价值和科学依据。     

程颐说梦的双重意蕴

程颐梦的解释学有两大特点,一是"以理照梦",将"内感梦"与"外感梦"一概视为感应、感通之理之表现,彻底斩断习俗以吉凶祸福论梦这一思维定式,二是将"梦"与儒家修身工夫联系在一起,"梦"自此以后成为儒家"心性修炼"的一个向度,理学工夫论之中的"藉梦卜学"、"梦后自责"、"梦中用功"与"随顺昼夜之道"四种"睡时工夫"皆可溯源于此。     

大孝终身慕父母 ——孟子论舜之孝以及儒学史上的诠释

儒家言孝,以舜为至极。孟子继承孔子论舜之孝,说"大孝终身慕父母",同时提示我们将视角从"天子"转回到"人"与"子"这样更根本的身份意识中来;宋儒罗豫章则揭示出"天下无不是底父母",除了自我身份意识,父母本身的意义也被凸显;其后如朱子、王船山论孝,便无不本于此义。父母之"无不是"与天地之"无不仁"相当:子女为父母所生,父母如有"不是",便是生生之德有欠缺,子女也不可能生而为人。正因为父母"无不是",孝子才可能由衷地"终身慕父母"并要求"得乎亲"。但所谓"无不是"又并非愚孝,相反,人子须从此出发肯定自己,尽力成就父母之所赐而"践形";另外,父母之"无不是"也内在地要求人子"谕父母于道"而"顺乎亲",这就包括谏亲之过。舜之孝行所诠释的即是"天下无不是底父母"一语,这也是其何以成为万世法的原因。     

性朴与性恶:荀子言“性”之维度与理路——由“性朴”与“性恶”争论的反思说起

传统观点认为荀子主张"性恶"论,但其实荀子言"性"有两个维度:在"人生而静"层面,"性"乃"朴"也;在"感于物而动"层面,"性"趋"恶"也。"性朴"与"性恶",在荀学的观念体系里既无主次、核心非核心之别,更无矛盾和不兼容之状况存在,二者实乃同一逻辑链条上前后紧密相扣的两环,皆为荀学理论不可或缺之有机组成部分,苟失其一,则荀学即不复为荀学矣。故既不可以"性恶"论遮蔽"性朴"论,亦不可以"性朴"论否定"性恶"论。     

从“天子僭天”到“君天同尊”——何休删削《公羊》发覆

今本《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家驹有"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一句,《周礼·考工记·画缋》郑玄注引,则多了"天子僭天"一语,此当为何休注《公羊传》时所删。何休删削"天子僭天"一语,盖欲与《左传》"崇君父"争胜,并得以构造"君天同尊"之新经义。追踪《公羊》"天子僭天"之旧经义,是以天子为天所囚禁,不得僭越于天。"天子"为爵之一位,有职有责,倘若天子背弃职责,以位足欲,役天下以奉天子,即是"天子僭天"。汉儒明确将诸侯贪、大夫鄙、庶人盗窃之乱象归因于天子僭天,故"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本义,当为"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然自武帝尊崇《公羊》时起,经师已讳言此义,至何休删削,遂致斯义湮灭。后得清儒之力,"天子僭天"一义方重见天日。     

《论语》“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的诠释意向与视域

《论语·学而》篇"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一句,历来歧解众多,但主要表现为"亲亲"与"亲贤"两种不同的诠释意向,基本都以孔孟仁学为其根本指向,是对孔孟仁学实践的具体阐发。随时代发展其诠释视域经历了"人之德行""人之才能""人之为学""人之修行"与"人之交际""人之择姻"等由内到外的转化。"德才学修"视域下的"亲亲"与"亲贤",主要向内指向仁学的克己修身层面,而"交际择姻"视域下的"亲亲"与"亲贤",主要向外指向仁学的爱人亲民层面。"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其内涵在时代环境、学术取向和语言事实三者之间的互动制约中逐渐走向了丰富。     

论早期儒家对政权转移问题的仁学阐释 ——基于上博简儒家文献的考察

考察上博简可知,早期儒家乃本于仁道阐释政权转移问题。在其看来,政权转移实质上是政权合法性的转移,而政权合法性植根于天命、民意与为政者的贤德贤能,以"仁"为基本精神;政治权力是仁民爱物的工具、服务天下民众的公器,政权的转移旨在实现"天下和合"的仁政理想;在此理想的引领和范导下,一旦为政者因德衰或能退而丧失或遮蔽了政权合法性,政权就当该发生转移;禅让、世袭、革命为政权转移的三大模式,若以仁政观之,则强调宗法血缘关系本位的世袭制和以武力转权的革命模式皆各有弊病,唯有主张"尚德让贤"的禅让制才是可圆满实现仁道的理想政权模式。可见,早期儒家是以仁道为政权转移的根本原则和终极价值指向。     

“社会所有”抑或“公产”:寺庙财产权属形态的历史考察

我国目前关于庙产的政策文件将其主要界定为"社会所有"。解决当前庙产权属难题的关键切入点就在于如何理解"社会所有"。自清末民初之庙产兴学,始有庙产的公共性与公产化问题。但彼时庙产的公共性具有多元含义,包括宗族之公、村社之公、行政之公、财团之公等。寺庙僧团的组织形式植根中国传统社会,深受宗法制影响,并形成以师徒传承为纽带的拟制宗族。庙产也与传统宗族财产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譬如特殊"共有"、限制处分等方面。我国现行政策对庙产"社会所有"的界定并非完全忽略法权概念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实是出于对传统庙产权利形态的历史尊重与现实考量,而这也正是未来立法调整寺庙财产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新子学”与经典价值的再发现——由“新四书”的建构谈起

"新子学"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构,首先要对经典文本的结构进行重构。借鉴"新四书"由"道统"到"经典",再到"经典的阐释"的建构模式,"新子学"在不尚一统、多元共生的子学精神下,以元典时代的子学经典为基础,构建子学经典体系,发现历史上被掩盖的子学经典的价值,在当代语境下对子学经典进行阐释。对子学经典的阐释以"知人论世"为支点,注重"诸子"与"时代"结合的特征,充分发挥人在阐释中的作用,并结合当下语境探寻诸子之学与当代社会的普适性,避免误读与庸俗化。     

道家、道教与道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向称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自汉魏以来,史家多以"道家"一名混称老、庄之道家与张陵之道教.而"道学"一名既可指称"黄老之学",又为"宋明理学"之代名词.近世以来,学术界引入西学的概念,严格区分"哲学"(Philosophy)的道家与宗教(Reli-gion)的道教.而另外又有以"道学"之名涵盖"道家之学"者.而自19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界又以英文之Taoism或法文之taoisme统称中国的"道家"与"道教".于是,"道家"、"道教"与"道学"名称的内涵界定与使用范围遂成为学术界多年以来致力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从宗教文化与历史学的角度,通过考察道家思想衍变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即先秦老子之学与庄子之学,秦汉黄老之学,魏晋玄学,隋唐道教重玄学与宋元道教内丹心性学,来探索"道家"、"道教"与"道学"的内在联系与区别.笔者主张,"道家"一词可作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道家"概念,就是确指自先秦老、庄之学,秦汉黄老之学至魏晋玄学的道家学术流派;另一种是广义的"道家"概念,就是既包括原来先秦自魏晋的"道家"学术流派,也包括东汉以后创立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这样,既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的"道家"与宗教的"道教"作出了明确的区分,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我们尊重自身文化传统的学术立场.至于"道学"的名称,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的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易于与原有的文化现象"理学"发生混淆,为学术长远计虑,使用似宜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