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阳明“精一之学”看其三教观的四个维度

王阳明曾经一再地把自己成熟时期的思想学说称为"精一之学"。从王阳明的"精一之学"的视角看其三教观所呈现的异端之辨、是非之辨、内外之辨、人己之辨等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具体展示了王学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及其精神旨趣。进一步而言,它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文化主体性意识和本位意识,对文化的普遍性与个性及地方性的关系的思考,不但为王阳明自身解决了其以良知学范围三教、归宗于终极认同的"精一之学"这一至圣大全之学的合法性难题,而且也为从一般性的角度较好地处理不同思想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值得吸取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     

朱熹的科技伦理思想

朱熹继承和发展孔子以来儒家关于知识的道德价值的思想,并提出格物致知,从而形成了他的科学的道德价值的观念。虽然他没有阐明科学与道德之间的真正关系,但他关于格自然之物具有道德价值的科技伦理思想是有意义的。     

理学工夫论视域下的感应之道——以《系辞》“屈伸相感”一节的解读为中心

虽然各理学家对工夫的论说不尽相同，但都可以纳入“内外交相养”的框架当中。这一理学工夫论的群体共法，经过朱子的整理、吸收和发扬，已形成一脉传统。《系辞》中“憧憧往来”至“德之盛也”一段，从自然感应之道说向为学交养之功，理学家据此将“内外交相养”的工夫论原理追溯至感应之道。在天道层面，感应发生于既有所分别又相互关联的事物当中，其根据在于感应之理，而感应之理又可以使一感一应循环不断、生生不息。在人道层面，感应可以分为不同层次，既有高层次的“感而遂通”,也有低层次的“憧憧往来”,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基础且首先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感应之道，继而落实到工夫论层面，为学的过程就是借助于遍在的感应之道开启“内外交相养”,以达至“感而遂通”的圣人境界。其中“交相养”和“互相发”含义不同，学者当于两边同时用力，将感通之效交付自然。     

朱熹正义思想探析

朱熹之学综罗百代,致广大而尽精微,朱子对正义问题亦有所思考。朱子推崇德性正义,认为"义"是"天理之宜",主张行天理之公义,格物致知,"处物为义";推行政治正义,主张"正君心""格君心之非"以行政,以民本"为国家者明道正义";践行经济正义,倡导"正经界",复古井田制,创立"社仓"制以恤民。朱子的正义思想,带有鲜明的理学特质。     

《论语》孔子“学”之内涵

"学"在孔子的思想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孔子之"学"是什么、有什么特点,至今鲜有严格依托《论语》及相关经典文本的论证。通过文本证据考察孔子所志与所好,可以证知,孔子"学"的本质是"为己之学",主体是以"周学"为代表的"古学",目的是修习君子;孔子"学"之灵魂特色在于其方法,尤见于《学而》开篇三问,其中"学而时习之"指明"学必力行"的方法总纲,"有朋自远方来"提出以"友善士"作为外部手段,"人不知而不愠"则强调树立"为己"的根本修习目的。     

朱熹理学视域中的“乾坤”

朱熹在继承前贤学说的基础上,在其理学视域中对乾坤二卦的意蕴提出了深辟的见解。他指出,乾坤乃是健顺之理,此健顺之理既是天道运行的基本品格,也是人物所本具之性,健顺之道通贯天人。从天人宇宙生化消息的理气关系着眼,朱熹认为"元亨利贞"是理气运化的具体展现,是"一个道理之大纲目",元亨利贞呈现之理即是宇宙生生不息的生理。在他看来,"元亨利贞"的义理关系与《太极图》完全一致,既是在表达一种宇宙本体论,也是在表达一种性情论。以朱熹之见,乾坤健顺之道落实于人生界具有功夫论的意义,是成就人生德业的基本修养途径,既强调刚健进取,又注重虚顺守敬,内外两进。朱熹对健顺之性和健顺功夫的体认最终都被写进《四书章句集注》之中,成为其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论朱熹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

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强调天理的普遍性,为社会交往的公共性原则提供了形而上依据,也是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前提。朱熹注意区分公私之别,将天理人欲之辨看作公私之辨,认为公是仁爱思想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与先儒一样,朱熹认为公共性价值的具体落实依赖于由己而人,由"明德"而后"亲民",强调个体修养向公共空间的推衍。朱熹对"絜矩之道"或"礼"的重视,为公共性原则的落实提供了规则性保障。朱熹公共性思想中对个体的挤压,需要在现代价值视域中予以扬弃。     

程颐“格物致知”思想新探北大核心CSSCISSCI

程颐在表彰《大学》时重点对其中的"格物致知"思想作了诠释发挥。在程颐"格物致知"思想中,所格之"物"主要不是客观世界的"物",而是道德世界的"事",因此所致之"知"并非关于外部客观世界的"知识";程颐所格之"物"虽然主要是道德世界的"事理",但格物的方式——"思"实质上发挥着变化气质而使内在天理呈显的作用,因此所致之"知"也不是关于道德的知识或道德意识,而同样是对内在固有道德本性("天理")的明觉。     

程颐"格物致知"思想新探

程颐在表彰<大学>时重点对其中的"格物致知"思想作了诠释发挥.在程颐"格物致知"思想中,所格之"物"主要不是客观世界的"物",而是道德世界的"事",因此所致之"知"并非关于外部客观世界的"知识";程颐所格之"物"虽然主要是道德世界的"事理",但格物的方式--"思"实质上发挥着变化气质而使内在天理呈显的作用,因此所致之"知"也不是关于道德的知识或道德意识,而同样是对内在固有道德本性("天理")的明觉.     

试析儒家忠恕思想中的"己"

在忠恕思想中,"己"或"自我"带有鲜明的儒家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已"作为忠恕思想的起点,并非世界的中心,而是与他人、社会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从而不断拓展、延伸;其二,"己"概念蕴涵了深刻的道德追求,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期望;其三,在"忠恕之道"中,"己"的价值将在日常道德行动中、在道德原理的实践中得以显现.     

永嘉学派略论——以叶适为中心

作为儒学的一脉,永嘉学派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其展开的脉络和系统。与宋代主流的理学相对,永嘉学派趋向于以"实"拒"虚"。这里的"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以物用而不以己用",即从外部对象出发,而不仅仅根据人的主观想法和意念去行动;其二,注重事功之学和经世致用。与之相联系,永嘉学派主张"事上理会",扬弃"无验于事者"。"事"体现了价值层面的追求。从形而上的层面来看,价值层面的追求在中国文化中往往与"道"相联系,但永嘉学派同时把普遍意义上作为价值原则和价值理想的"道"与人的"日用常行"或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永嘉学派对践行、对人所做的"事"、对"道"与日用常行之间结合的注重,同时关联着另一个引人瞩目的概念,即"势"。进一步看,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与人格完善的这种要求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叶适提出的"内外交相成"这一观念,便十分集中地彰显了永嘉学派既注重于外在的事功,又肯定人自身的完善这一特点。     

孔子德性伦理学的人文主义引论

概括和勾勒孔子思想的体系才能更好地把握他的学说的活的精神。在传统上对孔子的体系有不同的概括进路。我们采取"为己之学"的人文主义的进路来概括它。我们在把人作为哲学思考的中心这种原本的和非常广泛的意义上谈孔子的人文主义。在哲学方法上,这种人文主义以同时关注人之道或人的最终的真实与善和人的当下正确道路及策略这两者的方式来贯通对人的广泛关系的理解和对人的境况的关怀。这种人文主义的基础或本质是"为己之学"——一种泛义的人生的教育实践。孔子"为己之学"的思想内含"使我们作为学习者自己成为仁者"的目的。这目的使它孕育出一种德性伦理学。由于这种伦理学适合概括为孔子思想的重要特点,我们可以把孔子思想的体系概括为德性伦理学的人文主义。     

从“万物皆备于我”到“反身而诚”——以孟子“诚”的思想为线索

以往从神秘经验或理性认知的角度理解《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章,都不是孟子的本义。从孟子思想的一贯思路来看,"万物皆备于我"是说万物之成为万物的根据、亦即使人伦事物成为人伦事物的德行,具足于"我"的性分之内,若能反身向内思求、体认四端之心而存养之、扩充之,以至于其究竟的实现,便是"反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作为孟子性善论的一种确认方式,是思想的前提;"反身而诚"作为孟子成德之学的一种表述方式,是工夫的道路。从思想的前提到工夫的道路一以贯之,并无半点神秘因素。     

从朱王"新"、"亲"之辨看王阳明的亲民思想

朱熹和王阳明就"大学之道在亲民"的"亲"字进行了各自的阐释.朱熹强调的是对民众的教化,"亲"应作"新";而王阳明强调不仅要对民众进行"教",更要对民众的生计给予关怀.注重从物质上对民众进行"养","亲"不能只解释为"新".王阳明从良知出发,认为明德、亲民是体与用的关系,政不亲民则明德不明.因此,王阳明在治世中表现出了重教、贵生、富民的爱民情怀.但是由于王阳明的政治立场的限制,他的"亲民"思想并不彻底,不可能在为政活动中一以贯之地践行.     

朱熹“格物”:即物穷理还是择善工夫——王阳明、张履祥的不同解读

朱熹把《大学》"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又认为格物所求的"理"是"合内外之理",是善的,因此,朱熹又把《大学》的"格物"与《中庸》的"择善"联系起来,讲"致知格物便是择善"。阳明将朱熹的"格物"误解为向外求物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并把"格物"诠释为"格心",讲"为善去恶是格物"。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不赞同阳明把"格物"诠释为"格心",强调以《中庸》"择善"通《大学》"格物"之义,讲"择善即格物之谓",反对阳明"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且还把朱熹"即物而穷其理"的"理"解读为"当然之理",不仅还原朱熹"格物"之本义,以克服阳明的误读,而且对于今天重新解读朱熹的"格物",具有重要的启示。     

自我超越的“学为君子”之道——《论语》“学而时习之”章析义

对于历来众说纷纭的《论语》"学而时习之"章的解读不能脱离孔子儒学的基本特质。在孔子的思想中,"学"是一种兼具现实性和超越性的活动,它的目标是人的完善,标准是"上达"于天,关键是"自觉悟"。"时习"之"说(悦)"、"朋来"之"乐"、"人不知"之"不愠",正是在自我超越的"学"中才能够有机统一起来。"时习"之"说(悦)"和"朋来"之"乐",旨在从积极的方面阐明"学"的乐趣;而"人不知而不愠",则试图从消极的方面来避免人们在"学"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懈怠情绪。在"学为君子"的宗旨之下,"君子"成为一种可以自我塑造的身份。     

爱物何以可能——朱熹的生态伦理观探析

人对物究竟应给予物什么样的道德关爱?这是生态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学具有普爱意识,自先贤孟子提出"仁民而爱物"的主张以来,物一直是道德关爱的对象,但同时在"爱有差等"观念的支配下,对物的爱又不同于人,其间显现出普爱与差爱的矛盾冲突。朱熹在本体论上以"生生之仁"确立了人、物的平等意识。而在现实生活世界里,万物所自有的客观等级秩序以及人所面临的不同道德情景,人又会以"差等之爱"的情感方式表现出来。朱熹用"理一分殊"来化解"普爱"与"差爱"的冲突,以"推己于物"和"用之有时,取之有节"的方式展现人对万物的仁爱之情。     

杨简《尚书》学研究

杨简《五诰解》是陆九渊心学一派《尚书》学的代表作,其借解《书》批驳《孔传》,阐发"道心不动于意"、"心本静"、"三才一贯"的心学思想,提出"不起意"静悟本心的修养方法,以此反对程朱一派道心人心之人性论及格物致知之修养论,带有鲜明的学派特色。梳理杨简《五诰解》的训诂及义理阐释,可以发掘时代思潮的论争。     

从“一原”到“一体”——朱子物我同一性浅析

物我关系是理学阶段儒家思想新的哲学领域。朱子不仅论证物我在存在和价值两个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同一性,并且将"生物之心"解释为"仁",用"无所不爱"来解释"同体",实现了物我之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贯通。"合内外、平物我"的提出,是朱子对理学阶段物我关系哲学的总结,是儒家思想的新发展。     

朱熹对《论语》“克己”的诠释: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

汉代以来,对《论语》"克己"的诠释甚多,包括"胜己之私"、"约身"、"能己"、"责己"等。朱熹承续扬雄"胜己之私"的诠释,训"克己"为"胜身之私欲"。而这恰恰成为清代汉宋之争中汉学家批判的焦点。如果超越乾嘉学人专注"语文之了解"的立场,从"理论之了解"来探究,我们不难发现,朱熹为契合救治"人心陷溺"现实的时代需求,以其理学体系统领"克己"诠释,在诠释"克己"过程中建构和完善理学体系,这是朱熹"克己"诠释的创新之处,也是清代汉学家批驳朱熹"克己"诠释时未曾涉及和深入把握的层面。朱熹"克己"诠释树立了宋代理学驾驭和诠释经典文本的典范,揭示朱熹"克己"诠释的理学体系建构视角,对止息汉宋之争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