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形式逻辑的兴起及其哲学意蕴

非形式逻辑是如可诞生的?它研究些什么内容?它对思维科学的研究具有怎样的哲学意义?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 一、深刻的历史背景 伟大的哲学家莱布尼兹曾有一个美妙的设想:将逻辑处理成演算;使得推理的有效性可以转化为计算的可靠性。为了实现他的这一设想,逻辑学家以及数学家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尤其是经过弗雷格和罗素等人的工作,莱氏将“逻辑”处理成演算的设想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得以实现。莱布尼兹也因此被人们看作是现代形式逻辑(狭义的,即数理逻辑)的奠基     

从使用和提及的视角看蒯因的逻辑观

西方逻辑学界或哲学界似乎只有弗雷格、卡尔纳普、塔尔斯基以及蒯因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严格区分了表达式的使用和提及,不少逻辑学家或哲学家,甚至连罗素、刘易斯、马库斯以及赖尔之类的大家都将其混为一谈。使用和提及的区分自始至终贯穿于蒯因的逻辑研究之中,充分体现了他在逻辑研究中对精确性的不懈追求,可以说它是一把打开蒯因逻辑观之门的钥匙。本文明确地指出,单独词项(包括变元)在暧昧语境中是被提及的,而在透明语境中是被使用的,并从使用和提及的独特视角,以哲学的眼光重新审视了蒯因的逻辑观,从而全方位地凸显了他研究逻辑的科学精神。     

逻辑的范围

科学的范围是科学哲学的问题:哪些知识领域(或“知识”)可以视为科学呢?例如,应将炼金术、占星术、社会学或者心理学视为真正的科学吗?凭什么来包括或排除一个给定的研究领域?类似地,逻辑的范围是逻辑哲学的问题,因此逻辑哲学的范围问题也是逻辑哲学问题,它包括:逻辑是什么?哪些形式系统是逻辑系统?是什么使得它们如此?     

哲学研究的态度

1.许多哲学家,包括后期的维特根斯坦都关心过“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谈一谈哲学研究的活动。尽管我要说的并不是些什么新的或揭露奥秘的东西,但可能仍然值得一说。因为哲学家,特别是当他们专门从事哲学问题的研究时,往往忽略他们专业中一些有趣的,有人性的方面。     

庆贺周礼全先生80寿辰暨逻辑与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1年是我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哲学家周礼全先生诞辰 80周年 ,庆祝周先生 80寿辰暨逻辑与哲学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1年 10月 12— 14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逻辑室主办 ,金岳霖学术基金会、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系、     

鲍波尔的哲学观与政治观——与卡尔·鲍波尔的对话

玛:卡尔爵士,从我们以前的谈话中,我知道您把当一位哲学家看作是某种需要辩解的事情,为什么? 鲍:是的,我不能为自己被称为哲学家而自豪。玛:这说起来有点奇怪。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鲍:在漫长的哲学史上,使我感到羞愧的哲学争论,比使我感到自豪的哲学争论,要多得多。玛:您能举出一个当代的例子来说明哪种未经批判的教条需要加以批判性检查吗? 鲍:我认为有一种哲学观点很有影响,这就是,当社会上出现某种“坏事”,如战争、贫穷、失业这些我们厌恶的事情时,这准是某些坏念头、     

在胡塞尔哲学中达到先验现象学归纳的三种途径

本文研究哲学知识的构成问题:哲学知识是依据什么思维步骤发生的?认识如何从非哲学的生活中产生并成为真正的哲学知识? 在历史上,哲学被认为是跟自然生活的一种决裂,非哲学家与哲学家都认为是这样。对于非哲学家来说,这种决裂是某种“反常的或偏颇的现象”(即跟自然生活所确定的健康行为的常规的决裂),是一种“首足倒置”,而哲学家则认为这种决裂是离开简陋的、虚假的洞穴阴影和进入完全真实的现实,是朴素的思维方法中的革命。然而,我们是通过什么途径才离开阴暗的洞穴的?这个比喻的意义是什么呢?     

西方逻辑哲学研究述介

西方逻辑哲学研究述介陈波总的说来,即使在当代西方,逻辑哲学也是一门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学科,目前并没有完全成熟和定形。这点可由下述事例印证：其一,在一本１９９１年出版的英文新书《真理的准则──逻辑哲学引论》中,作者巴斯卡·恩格尔（ＰａｓｃａｌＥｎｇｅｌ）在引言部分指出：“这本书是逻辑哲学的引论。但‘逻辑哲学’是一个保护伞式的词,它容纳了各种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研究风格。我认为,（关于逻辑哲学的）主题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既定看法。”其二,有一些所讨论的问题及其内容大同小异的英文出版物,却被冠以不同的名称：“逻辑哲学”,“哲学逻辑”,“现代逻辑中的哲学问题”,等等。这足以说明,逻辑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即使在当代西方也未完全成熟。现选择几本我认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英文逻辑哲学专著作一些简要评价,读者或许能从中窥见当代西方逻辑哲学研究的“全豹”。维特根斯坦写有一部《逻辑哲学论》,虽然也讨论了一些逻辑中的哲学问题,但更多的是一部传统意义的哲学著作,并不真正属于这里所说的逻辑哲学专著。但美国著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Ｗ·Ｖ·蒯因却写有一部真正意义的《逻辑哲学》（１９７０）,该书的中译本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分七章,分别题为意义与真、语法     

怀疑论的哲学

我们对世界能知道什么?我们何以能够思考和谈论它?这两个大问题决定了哲学的两个主要领域。知识论讨论认识问题:什么是知识?我们能够知道多少?我们能确定什么?我们的信念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得到证实?逻辑或语言哲学致力探讨意义问题:我们或我们的言语所意谓的是什么?我们如何指称外在世界的事物?我们通过什么推论过程才能合理地从一个陈述过渡到另一个陈述? 在盎格鲁-撒克逊哲学家中,逻辑现在经常被认为是哲学的最基本的部分。意义问题被赋予某种     

现代英国激进哲学

一现代英国激进哲学兴起于1972年,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各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和年轻的研究员等等。现在,这个运动正逐渐扩展。那么,激进哲学为什么发生在英国呢?激进哲学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其方法及观点是什么?下面,我打算以激进哲学家的道德论为中心作一考察。T.斯基伦说:“道德思想,就其特征而言,是同某种个人主义(处     

《淮南子》的学习心理思想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汉淮南王刘安编著。唐刘知几说：“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其广博的内容中蕴含有颇为丰富的学习心理思想。本文即拟对此作一探讨。     

生态哲学研究的一个向度——河流自然生命的定位

河流生命一词,多见于文学和艺术作品,用拟人化手法比喻河流是"鲜活的,有生命的",与"陈旧的,僵死的"相对.河流生命作为科学概念,即生态系统的一种具体形式的提出,既来源于全球河流生态危机胁迫产生的河流危机意识,[1]也直接来源于我国黄河管理过程中构建河流生命伦理实践的迫切需要.[2]河流生命有其自然与文化两种存在方式,本文旨在探讨河流自然生命的存在方式,重点对其出发点、立论基础和评价标准做出阐释.     

逻辑哲学研究的新标识--《逻辑哲学九章》述评

自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逻辑产生以来,逻辑学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可说是方兴未艾。与之相伴的是逻辑哲学研究也在 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开展得如火如荼。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我国学术界自 20世纪 30年代始,在金岳霖、牟宗三、沈有鼎等先生的努力下,逻辑哲学研究逐步得到展开,特别是20世纪 80年代后,在一大批逻辑学者的努力下,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逐渐形成繁荣之势。王路、李小五、张清宇、张家龙和邹崇理等合力完成的《逻辑哲学九章》(张清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以下简称《九章》)则将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     

关于当前我国医患关系若干问题的评估意见

2004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医患关系-医疗诉讼-医患维权”的学术研讨会,就这个《评估意见》进行了讨论,现在发表的是依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的文本。我们认为,建立医患之间的诚信关系,正确处理和协调当前医患间的一些纠纷,在如下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是有意义的。     

走出价值相对主义

价值相对主义的理论失误和实践危害,使大多数价值哲学论者都力图克服之。新康德主义的形式先验主义的思路,舍勒的实质先验主义的思路,布伦坦诺的经验直觉主义的思路,培里的现代经验主义的思路,都是克服价值相对主义的不同尝试,都有其合理因素。但由于它们各自理论的缺陷,使之难以真正克服价值相对主义。我们认为,以实践为基点去理解价值的本质,应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去说明价值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才能走出价值相对主义。     

Mediators of the effects of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tional mechanism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rats. In two experiments,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s were trained in which selections of one lever in one external stimulus and a second lever in another external stimulus were reinforced with food. In the first experiment, it was found that the discrimination was acquired more rapidly when one choice was reinforc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food pellets and the other with a smaller number of pellets than when other configurations of reinforcement magnitude were provided.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 reversal of a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 was found to be facilitated by prior exposure of the animals to the revers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xternal stimuli and magnitudes of reinforcement. Thes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predictions from a stimulus or associative view of anticipatory processe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