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演进及其新时代形态

启蒙以降,工业文明与环境危机的“辩证法”引发了人们对于人、自然、社会、科技等关系的生态伦理思考。西方生态伦理学率先以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规律为依据,建构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社会生态学等思潮基于环境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论证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同构性;马克思以感性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的生存论基础,揭示了贯穿于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中的精神生态向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两个结合”为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原则,基于“五位一体”的生态伦理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进路及其新时代形态,既是人类现代化进程及其文明新形态的再现与预示,也是人、自然、社会、科技之间矛盾真正解决的时代智慧。     

从“政治人”到“生态人”:思想政治教育中人学范式的转换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政治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的对象是处于“社会政治生态”中的人,即“政治人”的价值身份.在工业社会危机日益凸显的困境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应走向以自然、社会和个体生命互为生态性存在的“生态人”.“生态人”的提出与实现,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中人学范式的转换.     

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逻辑和理论品格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建党百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科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党重要的理念、思想和方法以及治国理政、执政为民的重要方略。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探求、认知和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两个结合”的实践中,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君主本位”还是“君子本位”：论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两条线索

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两条线索。备受学界关注的“从周”与“正名”的思想线索，接续的是春秋霸政时期以礼维护层级秩序的传统，并非单一维护君主集权。而“小邦君子政治”的思想线索，依托于春秋末期出现的邑宰政治，是由君子在底层担负政治责任，以实现良好的政治局面。与孔子维护“君主本位政治”的传统看法不同，这两条思想线索皆为“君子本位”。它们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是孔子政治思想中尤其值得重视的一个面向。     

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对“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现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从系统性、整体性角度出发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国家战略布局,是对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整体主义价值观的继承与发展;反之,“尊重自然”、“平等仁爱”、“责任意识”、“人际和谐”等精神内核必将有益于解决“五位一体”中的生态困境,并发挥“生态位”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中的作用,为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供内在的精神动力。     

弗洛姆人的生存方式理论及其启示意义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马克思的思想以及禅宗思想的基础上,弗洛姆建构了充满浓厚人本主义色彩的人的生存方式理论。借助这一理论,弗洛姆展开了对西方工业社会“重占有”生存方式的批判,提出了向“重存在”生存方式转变的路径,展现了一个学者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敏锐洞察力和深切关怀。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也出现了一些“重占有”生存方式的苗头性倾向。如何抑制住这些苗头性倾向,找出问题存在的原因,以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弗洛姆人的生存方式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禅诗与生态:虚云诗偈中的生态观

自18世纪工业文明以来,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面对物理、人文与精神危机,基督教文化较早地作出学理化回应,Lynn White提出,现代西方的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是西方宗教思想中人对自然的宰制。[1]传统的有关自然的"西方——基督教范式"正在受到新生态学模式的反思。[2]叔本华、赫胥黎、池田大作等思想家亦强调了东方生态智慧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生态哲学论

本文从生态文明之生态哲学的新视野透视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包含了内在关系存在论(“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生态存在观、自然无为的生态实践观、道在万物的的生态价值观、人副天数的生态伦理观以及“寡欲”“节葬”的朴素生态主义的适度消费观。     

儒家伦理人文主义生态之维及其现代回应

儒家人文主义生态伦理思想,包括“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旨归、“民,吾同胞也;物,吾与也”的文化关怀以及“取物限量,取物以时”的道德规范。以科学的理性精神实现对儒家生态伦理的现代回应,无疑对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生态伦理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管子》"道"、"德"的生命特性及对当代生态伦理建设的启示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管子》中的“道”、“德”是被作为重要的哲学范畴运用的,指生命产生的根源和生命存在的内在根据,二者是一体共在的关系。《管子》的“道”、“德”论揭示了人与万物在自然本性层面上的内在一体性和生态伦理的存在论维度,启示我们生态伦理应超越人与自然的外在关系,建立于人与自然内在关系的基础上。     

融会中西 光大传统——《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评介

生态伦理研究是伴随着我国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而引起学术界普遍理性思考的新兴领域。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生态传统思想对于当代人类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意义日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重视,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学术质量也日益提高。其中,由佘正荣教授所著的《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一书     

试析道教无为而治与生态政治

上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保护逐渐与政治结合,形成生态政治,推动着生态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生态化,以提高国家、政府、群众、个体在政治纬度上对解决生态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切度,在欧美各国形成了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绿党组织.我国的生态与政治关系研究也日益受到关注.在生态政治理论探索中,我们不仅要参照西方,也应在传统文化中发掘与生态政治有关的思想,对之加以重新阐发,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政治思想.道教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以民为本、身国同治和非兵等政治思想与今天的生态政治既有共同之处,也独具特色,对我国生态政治理论的丰富和环境治理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天人合一”不能归约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生态伦理学”是在20世纪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态危机的过程中由西方学者创立的,其中的“深层生态伦理学”将现代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归咎为西方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现代工具理性,希图重建一个以自然主义为理想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文明模式。这些生态学家站在现代学术的高度,从东方古老的宗教文化中找到了诸多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持,因而被称之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东方转向”。近年来,中国哲学界也借助这一契机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对话:在对话中,很多学者把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简单地归约…     

基于朴门永续设计的社区生态花园设计研究——以川美“愈园计划”为例

当下，现代化工业社会存在过多地使用化石燃料和化肥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温室效应、土壤污染与贫瘠化危机。“愈园计划”诞生于“人类世”的背景下，是朴门永续理念的践行。愈园是一个社区生态花园的优秀设计范例，在生态花园设计方面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其中的一系列生态艺术行动独具代表性。以堆肥项目为引子，引出愈园的设计策略，为后续的社区生态花园设计提供一定的范例。     

《管子》生态德育思想研究

《管子》富含深刻的生态德育思想。其生态德育思想是围绕着“道”而展开的,包括“道者,万物之要”、“以道化身”、“事若自然”、“与时变,与俗化”等以“道”为核心的生态德育思想;“公私兼顾”的行政生态德育思想;以“诚信为本”的市场生态德育理念;“反怠倦、忌伐矜”的以自我约束为导向的生态德育思想等等。研究《管子》的生态德育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湖北“三线”工业遗产的价值与再利用策略

“三线”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备战而展开的一场重大国防经济建设。湖北“三线建设”在湖北工业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使当地的工业格局基本形成,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湖北“三线”工业遗产是湖北工业文明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在各个方面有重要价值。在保护“三线”工业遗产的同时,要坚持再利用策略对其进行合理的保护与开发,更好地延续与传承“三线”建设精神与文化。     

儒家生态观与社会的和谐

要想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国家之间、当政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的“天人合一”、“仁民而爱物”、取之有度,以及“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理论,对于解决人与大自然及世间万物共处共存、和谐发展的问题,无疑是大有益处的。今天,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于自然生态的保护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但也决不可忽视了儒家生态观的借鉴价值。     

“文”“儒”会通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动力

“文”“儒”会通的文化基础在于对“人”的价值肯定与“人本”精神，这不仅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底蕴。因此，其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基础。强调“文”“儒”会通，一方面可以促使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更加贴近“人民性”与“时代性”，进一步指明文艺创作的价值方向；另一方面则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开辟更为深广的实践道路，从文化传承、创作精神与人本价值等方面，真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时代实践中。更为关键的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性”，坚持“人本”精神的“人民性”，贯穿文艺创作研究实践中的“创新性”，将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更加高远的时代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本思想

怎样认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曾经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整个东方文化中缺乏民本思想,没有把人放到应有的地位对待。这种看法似乎过于简单化。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以什么作为社会的根本。在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神本”(或“天本”)与“人本”的对立,“君本”与“民本”的对立,只有从这样两个方面的思想交锋中,才能全面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中国哲学"无"性思维的生态审美意蕴

“无”的本体存在状态，体现着人类本有的思维品性，并深层次地呈现着系统整体化的生态思维的特性。“无”呈现着自然本然性的存在，以及人在自然世界中生命体验的根本旨归，它是在超越和消融现实的“有”中，动态性地还原人与自然同生共长的生态化存在机理。“无”的内在韵味既蕴涵着中国人审美体验与审美理解中求“味”与“韵”的独有方式，更在体现生态审美意蕴的内在机理中审美化的运演生命活动的运动节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