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维度：董仲舒仁学的一大突破

董仲舒仁学第一次提出行仁的方向性问题,第一次强调行仁的对象性差异。仁的实施方向应该朝外,行仁的对象应该是除我之外的他者,则是对孔孟仁学的一个重要突破。《仁义法》要求“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君王施行仁德,越“远而愈贤”,越“近而愈不肖”,不能只关注身边人,只顾自己。《春秋》僖公十九年冬“梁亡”事件中,梁王有爱,但只是“一夫”之爱,“自亡”之爱。君王责己要严,责人要薄。董仲舒明确人我差异,强调君王要在内心深处拒绝和切断以仁爱己、以义正人的念头萌芽,在“将然”之际与“未行之时”,狠刹自裕、自爱“一念虑”。     

“夹谷之会”研究——兼议孔子的仁学和平思想

齐鲁“夹谷之会”是孔子仁学和平思想的一次实践,重新解读“夹谷之会”,研究孔子的仁学和平思想,旨在指明孔子在“夹谷之会”上尊重和坚持当时仍起作用的礼的国际法准则,及其提出“文武兼备”的和平外交方针两个方面的价值,对中国传统和平思想起着正面的作用,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法天而行”:董仲舒天论新识

汉儒领袖董仲舒的天论不是源自孔子原生儒家 ,而是来源于墨家思想。天是一把“双刃剑” ,既对君王地位的巩固有利 ,又对君王权力存在着强有力的制约。如何实现对君王权力的有效制约 ,这是董仲舒天论的终极目的。董子天论的文化史意义主要表现于 :(1 )将仁义忠孝等伦理观念纳入天人系统中 ;(2 )自董子以后 ,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 ,成为一不可移易的深层文化心理 ;(3)董子天论丰富了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精神 ;(4)董子天论使大一统观念真正得以确立。     

尊君与屈君——董仲舒之天的二重功能

董仲舒之天兼有尊君与屈君的二重功能。天的哲学基于春秋公羊学建立起来 ,天是人格之天 ,人和道受天的规定 ,天是最高的善良意志 ,天以物象的变化显现自身的意志 ,并要将此善良意志在人间实现出来。天既是专制君主及其专制政体赖以确立的终极依据 ,又是制约君权的超越力量 ,天人感应是天监控君主的具体途径     

孔子仁学思想对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仁"乃孔子思想之核心,后世通常称之为"仁学"。仁学的建构与成熟,可以视为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孔子的仁学思想源远流长,分析孔子仁学思想精髓,探讨仁学思想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抛砖引玉,以期能为施教者革新教学提供方法指引,为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求知践行提供理论支撑。     

从孔子“生平的开端”看其“仁学”思想的实践本质

如果我们从孔子所言“吾少也贱 ,故多能鄙事”出发 ,来看孔子卑贱的身世和自学“六艺”的艰辛 ,我们就能从这隐藏着伟大思想家思想秘密的“生平的开端”里 ,得出孔子的“仁学”思想必然与他生命的遭遇相一致的结论。“仁学”思想的实践本质表现为 :仁者必有勇 ,仁者定无忧 ,仁者践履成 ,仁者从先进 ,仁者非天纵 ,仁者无成名 ,仁者显全德     

忠恕之道与孔门仁学——《论语》“忠恕一贯”章新解

孔子之仁学并非抽象的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乃是归本于人格教养的实践智慧。一以贯之由孔子的人格境界展示了仁之通性的精神内涵。忠恕之道则是仁学最为根本的实践方法和必然性的诠释原则,集中体现了传统儒学即工夫即本体的学术精神。曾子由忠恕来把握仁道,符合孔子仁学的基本精神,对孔门仁学的传承有重要意义。     

孔子仁学的社会伦理导向

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所以又称之为仁学。仁学的建构与形成,是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仁学思想的价值导向,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化的社会倾向性。本文拟对孔子仁学的社会伦理导向作一分析,以说明孔子仁学价值体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对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对于调整现代人际关系,以及促进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和整饬等,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     

理解夫子之仁——论孔子仁学思想的三重视角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在于仁。孔子仁学思想作为一种宏大精深的体系,其意蕴十分赡博,我们应该从三重视角来理解。第一重视角是个人人生的道德智识修养,这体现的是君子之道。第二重视角是社会事功,确切来说,就是治理天下所取得的效果,这体现的是为政之道。第三重视角是华夏文化,可以概括为文化之道。它既关乎中华民族精神命脉之维系,又关乎华夏族与蛮夷之区别。这三重视角虽有所区别,但它们又环环紧扣、互相阐发。在孔子仁学论阈中,一个具有崇高道德修养的夏族生命主体应该兼济天下,他要致力于开发社会事功,并且乐于为发展和弘扬华夏文化作出应有贡献。在孔子之前就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事实上,孔子仁学思想的超越性也是在此,而且比前说更加具有概括性、整体性和理论性。     

董仲舒的新诠与重估--读《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

如何定位董仲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涉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思想系统的价值与意义,又会对儒学发展史的分期产生重要的导向。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重大分歧。肯定者认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为儒学争得了官方的认可及主流的地位,也在理论建构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并深刻影响了其后儒学发展的轨迹。董仲舒作为汉代的群儒之首、儒者之宗,实为与孔子、朱子同等重要的儒学大师。贬之者则从道统论出发,以原始儒学为参照,坚持心性体证的成德之路,将董代表的汉代儒学视为歧出,不是纯正的儒学,更有视之为“儒学一大没落”。无论如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董仲舒的思想系统仍具有其当代意义：“董子思想学术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文化具有一种生命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乃表现为历史和经典对每一时代之思想创造的内在参与,并由之而具有切合于当下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之教化的功能。”［1］由此,董仲舒不仅创造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独具特色思想体系,并对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展现了自觉的教化功能。刘红卫博士新著《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亦有见于此。此书专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对其天人体系、天人体系下的人性理论、元理论体系、天人感应思想诸问题,探赜索隐,辨微钩玄,做了深湛、细致的研究。天人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拱顶石,历来被研究者所熟悉和重视,但熟知并非真知,越是熟悉的东西,往往越会被成见所束缚。刘博士不囿于成说,不依傍他见,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这一“老”话题作出了新的诠释,发人深思。此处试图就此书的理论特色,择其大要,略陈管见,以方便大家更好地了解此书的创获。     

“天人”如何“合一”?——用思想史的逻辑推演

<正>"天人合一"是当今汉语中最常用的短语之一,十分流行、时尚;它被看作是关于中华文明、中国思想的关键词,表达了中国独有的思想和智慧。①然而,"天人合一"的意思究竟是什么?颇为流行的解释,是把"天人合一"的"天"解释为"大自然"或"世界万物","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合一;与此相对,则把西方思想和观念概括为"天人对立"或"主客二分",中西思     

孔子仁学思想的提出及其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确立所起的奠基作用

<正>中国具有悠久的以人为核心关切的哲学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奠定于夏商周三代。孔子继往开来,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仁学思想,并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确立起到了重要奠基作用。众所周知,主要当系滥觞于祭拜神灵的巫术宗教活动的礼乐,历夏经商之后,在西周人的发现的时代主题下,转化为时代思想文化的基本形态,最终出现了此一形态下的整体     

论董仲舒的“张三世”学说——以何休为参照系

“张三世”学说是两汉《公羊》学最为核心的义旨之一。两汉《公羊》师说大多失传,董仲舒之说相对零散,唯有何休留下系统性的《公羊》“张三世”说,但何休《公羊解诂》从未提及董仲舒,使得何休的“张三世”是否可以溯源到董仲舒那里遂成为一个问题,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以何休之说为参照系来考察董仲舒的论说,可以发现何休关于“张三世”说的两层内涵在董仲舒那里都可窥见一斑,由此足见董、何之论《春秋》“三世”并无实质性的不同。不过,董仲舒的“三世”思想虽然不殊于何休,却没有何休那么成体系性的论述,其理论形态相对而言也没那么成熟。     

从语境看董仲舒义利观的一段学案——兼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意识”

汉代董仲舒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句话一般理解为要求人们只讲道德礼法,安贫乐道,不讲谋取经济利益。宋儒程颢对此有很高的评价: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遗书》卷二五)其后成为儒家义利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朱熹、吕祖谦称其可以为(儒者)法矣。(《近思录.为学大要》)后世的批评者们也从这个角度理解。如叶适说:‘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     

试论董仲舒“无为”思想的四个维度

董仲舒的无为思想不能只作来自黄老之学的单向度式概括,其实际包含四个维度:董仲舒在景帝朝任博士时,吸收黄老无为,寻求儒道整合;景武之际则吸纳诸子治道思想,继续完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君臣政治分工模式,并以阴阳学作为理论基础;武帝朝对策时,提出改制无易道的思想主张,传承儒家天命观与礼乐制度的因袭和损益之道;针对武帝时代统治阶层奢侈多欲等过度有为情况,提出调均致无为等无为而治主张,希冀以无为促善治。不同时期的无为含义变迁反映了董仲舒思想的复杂性与整合性,凸显其现实关怀与担当意识。     

“万物一体之仁”:王阳明的仁学思想及其生态学意义

思孟派儒家主张将人的道德关怀扩大到天地万物,这一致思路向被宋儒发展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王阳明整合了《大学》的"三纲领"、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尽心"和《易传》的"天地之心"等理论资源,对"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和发展。在王阳明的学说中,"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儒家仁爱思想的最终目标,是"仁者"的最高境界,也是儒家道德关怀的最高体现。"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中包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儒学对人类思想的独特贡献,可以为我们超越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有效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从董仲舒“三统说”到刘歆“三统术”——论西汉“三统”理论的转折

两汉时期,《春秋》被视为孔子所作的“一王之法”,是学术与政治的核心。“三统”是《春秋》学中的重要理论。它滥觞于西汉初期董仲舒的“三统说”,影响到西汉中期以眭弘为代表的革命思潮。西汉末年,刘歆将“三统说”改易为“三统术”的历法技术,并引入五行相生说,论证了新莽及东汉王朝的历史正当性。从“三统说”到“三统术”的变化,昭示了西汉“三统”理论的转折。     

陆九渊《春秋》“讲义”的经学思辨

不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六经”及其“注”本身都是不可或缺的主题.陆九渊积极评价唐代《春秋》学的发展,要求区分实理与行事,“知本”明理是治学的根本所在.“先立乎其大”的“大”并不与心划等号,它其实是指心中所具之理.陆九渊《春秋讲义》的中心在“讲”义.义或礼义作为“中国”的标志,体现了华夏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春秋》“序辞”的微言大义——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诠释

《公羊传》是解释《春秋》之作,是春秋公羊学的开端。《公羊传》以义传经,主要通过书法或笔法,以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书法”,即《春秋》记事的一般法则,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书与不书、称谓、用词、时月日录、地录等方面,其基本特征是曲折深微。“序辞”,即辞序或词序,是词在词组或句子结构中的先后顺序。《公羊传》认为,序辞是《春秋》书法之一,有微言大义。董仲舒是西汉公羊学的大师,在解释《春秋》《公羊传》时,一方面明确地概括出“序辞”的观念,且把序辞作为《春秋》正名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继承《公羊传》的基础上推见至隐,曲折幽深地阐释序辞的微言大义;再一方面,通过《春秋》序辞的书法而创造性地建构出天人之道,所谓“天之道,有序而时”。公羊学家所阐释序辞的意义即微言大义,与序辞的通常意义即常言常义有重大的间距,这有利于公羊学家发挥其主观思想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     

从古“仁”字到孔子的“仁学”——“仁”的原始与变迁及其道德性的构建

孔子仁学的确立与三代以来仁字字义内涵变迁的过程有着密切关系。仁字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并使用,但其道德性内涵并不明显。直至孔子,仁的道德内涵得到了丰富与拓展,逐步向表达人之道德性根据的概念范畴演进。前孔子时代的仁,从指涉人之美好气魄到多才多艺能事鬼神的能力再到与人的品质行为相关的评判标准等,历经多重内涵的发展。受了三代以来思想变迁的影响,仁经由孔子的转化和改造,终于确立了其道德本体性的地位,奠定了核心的价值取向,成为孔子仁学思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