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乡村天主教徒的信仰状态与特征——以山西乡村教徒为例

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徒以当地方式信仰、礼敬天主、耶稣、玛利亚、圣人与天使,但懂得只有天主是最终的依赖者,大部分教徒不懂与天主进行交流,信仰目的兼有世俗功利性与信仰功利性,宗教活动中加入本地宗教活动内容,其信仰已相当程度上本土化,但其崇拜对象、信仰方式、宗教活动都尚在天主教教义的范围之内。与知识分子教徒相比,他们的信仰知识有限,缺乏救世、奉献精神,他们的信仰是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乡土文化互相交流、融合而成的新信仰,具有西方天主教没有的新特征。     

泰国：天主教徒在艰难时期坚持信仰价值观

泰国天主教徒企业家安纳（Amnart）尽力使他在曼谷南面北榄府的皮革厂,在全球经济低迷时期继续运作。尽管经营亏蚀且欠下银行大笔债务,但54岁的安纳坚持不辞退工人。他对天亚社说：“工厂的80名工人都知道我的财政困境,但我不想关闭工厂和裁员。”     

泰国：年青天主教徒及基督教徒从合一的观点检视信仰

【天亚社·泰国三帕兰讯】泰国天主教徒及基督教徒学生,以分享信仰经验为基督徒合一周拉开序幕。他们大多数是修生及神学院学生的青年,期望彼此能够建立更密切关系。175名来自不同教会、宗派及学院的青年,参加1月18至20日在曼谷总教区牧民训练中心举行的基督徒合一研讨会。全球各地在1月18至25日庆祝基督徒合一祈祷周。训练中心位于首都曼谷以西的三帕兰。     

为上帝打球!——球星林书豪的信仰表白

随着媒体越来越关注我,我感到好像我要为了取悦大家而打得更好。这威为了很大的负担。夺走了我在球赛中的快乐。正确来说,我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自己去打球,而是为了上帝。     

试析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兴起的原因

明清之际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处于一种对他们极为不利的文化、政治环境中,加之教会自身条件的不足,他们被迫通过著书立说来消除中国人加之于他们的蛮夷丑号、规避政府禁令、弥补人手之缺以及跨越语言障碍。与此同时,教会人士认识到书籍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时就势,把书籍作为了归化中国人的手段。此外,传教士的西儒身份也让他们走上了笔耕之路。     

神的浮现与退隐——卜筮对早期中国上帝信仰的影响

占问对象的无限性使卜筮催生出至上神信仰和宗教意识.周革殷命后,在"天"的名义下实际信仰对象从殷人的神圣上帝转变为周人的德性祖考.失去上帝信仰的卜筮不仅沦为周初的政治工具,春秋时期还成为人本驱逐神本的舞台,加速消泯了上帝信仰.从催生到泯灭,卜筮对早期中国上帝信仰发挥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对早期中国宗教的夭折形成了深刻的影响.     

儒家人文信仰的价值重估

儒家人文信仰由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创立,它对于安顿中国人的心灵、安排人间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病、传统文化自身的延续性及信仰世俗化等因素,我们有必要以世界文明的发展为背景对儒家人文信仰作一个价值重估。     

论儒学对民间神明信仰的影响——以闽台民间神明信仰为例

儒家通过人的神化和神的道德化两个方面的造神运动实现了对民间神格塑造的影响。在鬼神信仰上的宗教伦理理性的价值取向是儒学对民间信仰产生影响的思想渊源,国家机器的神道设教和知识分子推动是这一影响的现实途径。     

在君臣与师友之间——明清之际澹归今释的价值抉择

君臣之道,是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的纲常伦理。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君臣之道是怎么变迁的呢?正如有学者研究的那样,在明末,"五伦"序列发生了新的变化,君臣关系的绝对性开始大大地松动,夫妇或朋友通常被置于五伦之首。在人伦之中特重师友,几乎成了那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精神特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明清之际"逃禅"风潮中亦出现了几乎同频而又别样的论述。对此,本文重点深入考察了澹归今释在明清之际"逃禅"风潮中有关君臣之道的诠释与表达。研究可知,澹归今释认为师道超于君道,臣统高于君统。除此之外,澹归今释借助佛教世界观中的三界图谱,对五伦进行了排序,指出了五伦关系存在的各自限度,夫妇仅存于欲界,君臣之名停留在色界初禅天以下,自色界二禅天以上则仅有朋友而已。在澹归的论述中,朋友一伦最具有原始要终的普遍性,成为伦理纲常存在的文明保障。可见,澹归今释有关五伦的论述,是在熔铸儒佛的基础上作出的杰出努力,生发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创造性观点。澹归今释的个性化声音表明,佛教文化观念对于儒家的伦理纲常固然有尊重和认可,与此同时也可以有批判与超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不经意间已经具有了某些现代性的特征。希望本文的写作对于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变迁、儒佛会通之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上帝是爱——管窥丁光训主教的上帝观

本文通过对丁主教的上帝观的形成及其内容的分析,指出丁主教的上帝观的核心内容是"上帝是爱",上帝是一位眷爱人类世界的上帝。这样的上帝观为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拓展了空间。     

从碑刻看明清时期张掖的民间信仰

本文依据祠庙碑刻,对明清时期张掖的民间信仰进行考察,发现其最显著的特点有三:第一,祠庙林立,神祗繁多,民间信仰兴盛;第二,职掌雨旸的神祗在张掖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三,具有消除寇盗、保边安民功能神祗的信仰极其繁盛.这些特点的形成,既与当时政治背景有关,又与张掖的地理交通、自然气候和社会历史密切相连.     

论“养德”为明清民间信仰之核心——以关帝、观音、文昌信仰为例的考察

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关帝、观音、文昌信仰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三大民间信仰,由于来源不同,所持立场有异,所呈现的庇佑解厄、教化劝善形态各异,但其共同之处,是在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劝人向善,其核心为\"养德\"。其劝善实施的路径通常由救度苦厄开始,以劝善养德为归结,呈现出一种伦理善扩散的固定模式,表现为不同于正统宗教的一种特有的\"养德\"形式。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初步解析。     

论明清之际公私辩中“私”的正当性及其限度

有学者认为,明末清初形成的重视“个人”的 一股思想潮流,自清代中叶以来从地表消失,直到近代,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又展 现 了现代性的“个体”观念。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认为在明清之际的公私辩中已经出现了维护独 立性的个体、个人的思想。实际上,深入分析以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为代表的明末清初 思想家的公私辩中对“私”的正当性辩护及其限度,可以发现,尽管私、私欲在某种程度上 被肯定,但并未获得独立性地位,相对于公而言,私仍然具有某种伦理之恶的属性;在群己 关系中,“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仍然局限于抽象的概念层面,并不具有 现代的个人、个体属性。从明清之际至近代,公私辩的逻辑进路是一脉相承的,“公”是“ 私”的前提,“群”是“己”的限度,他们的区别在于各自致力于探寻达至“公私和谐” 的路径不同。     

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玄天上帝信仰——以武当山现存碑石、匾额为中心的考察

玄天上帝,即道教尊奉的真武神。自宋真宗封真武为灵应真君之后,真武得到了宋元明三代皇室的尊崇,其信仰迅速遍及全国,香火极盛。入清以后,真武在官方祀典中的地位逐渐衰减,但在民间仍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一、信仰概述台湾地区的真武信仰是由大陆移民传入的,其中主要是福建移民。     

儒家学说中关于天的观念和信仰及其历史演变

本文认为,儒家学说中的天具有宗教意义,自秦汉至宋明,它经历了一个从既有道德理性又有好恶等意志情感的天到只有道德理性没有具体情感意志的天的历史演变过程;与此相应,天主宰世界的方式,也从直接通过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转变为一种间接的方式,即通过天命使天理内在于万物和人类,从而使万物和人类直接受其天赋之理(性)的支配.     

《无神论：反对上帝的案例》

在这本书中,作者拒绝超自然概念,并考察、分析、驳斥了有神论者提出的无数证据。他说：“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人们改宗无神论……而是要证明对上帝的信仰是非理性的、虚妄的。如果一个人愿意继续信仰上帝,那是他的权利;但是他不能再以理性和道德的名义为自己的信仰辩护。”     

旧邦新命:周人的“上帝”与“天”之信仰

历史形成的周人宗教信仰具有复杂性。周人的上帝信仰虽然受到殷商宗教的影响却具有独特的内涵,上帝被奉为周民族的至上神和保护神。天的信仰为周人所特有,天被赋予道德理性并具有超越族群中心的特征,但没有独占最高信仰的殿堂。上帝—天的信仰结构是周人信仰的基本结构,在其命维新的政治与文化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典之学与儒者之志——论儒家著述意识的形成

儒家学者以传承经典为己任,经典的阅读和研习也会作用于其思想,并影响其立志持身.无论是《诗》中隐含的鸟兽与人之别,还是《书》中载记的治水故事,都常被儒者阐释为野蛮与文明的进退消长,这会影响他们对所处时世的评判,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们选择一己之志.传承、守护文明是无法推脱的使命,归隐因此不够正当,出仕又面临诸多困难,言说...     

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与明清之际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无疑是明清之际多元学术思潮中的显题和主线。“王学护法”毛奇龄积极介入和回应此全国性学术议题,成为转移一世学风的学者。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毛奇龄用力最勤、用心最笃、体例多样、诠释独到的《大学》注本切入,最能极致地显豁经典诠释与明清之际“朱、王之争”这一学术思潮的生成与互动。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从文本和义理两面介入“朱、王之争”,以拒斥朱子改本、提揭“诚意”地位和重释“知行合一”为旨趣,显豁出逆时代主流思潮“由王返朱”而动的“尊王斥朱”的鲜明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更新和挺立日益衰败的阳明心学,推动心学从脱略经典、一任本心向经典主义转进;二是拔擢方兴未艾的汉学,既纠补凌虚蹈空的阳明心学,亦为乾嘉汉学的崛起起到开山之功。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不仅展现出由经典诠释重构思想义理的“依经立言”之学术传统,也映照出时代思潮“朱、王之争”在经典诠释中的应用和落实,成为推究明清之际王学阵营应对“朱、王之争”学术思潮的典范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