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与孙莉商榷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关键在于对德治内涵的界定.与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不同,以德治国不是将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强制在社会推行,而是一种示范性的伦理观,这种道德观尊重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追求与选择,它以法治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并倡导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实践的竞争.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人性论根据——兼评唐镜的《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与人性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人性论及其善恶问题构成了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孔子的\"性近习远\"说是德治文化的人性论前提,孟子的\"人性善\"为实行德治提供了可能性,荀子的\"人性恶\"则揭示了实行德治的必要性。唐镜先生在《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一书中提出孔子的\"人性可塑\"思想是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理论基石,为我们进一步从人性论角度清理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德治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线索。     

孔、孟与管子德治思想之比较

孔子和孟子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中都有着丰富的德治内容。管子虽是早期法家的代表,但思想中同样具有德治的内容。孔、孟与管子在德治思想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在惠民爱民、正名、正身率下、以民为本、善政措施、选贤任能等方面有着诸多的一致之处。但出于各自学派的立场,孔、孟与管子在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德治的目标与特征、德治的人性论的出发点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证成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虽已确定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但在学界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仍有不同程度的分歧与存疑。因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正当性的证成,则是推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转型亟需深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价值的同源性与交叉性、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同宗性与交叠性、法律与道德功能的独特性与互补性,立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原则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一部深度探讨德治问题的佳作——读李兰芬著《当代中国德治研究》

进入新千年后,在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引发下·德治同题成为理论界关注和探讨的热门话题,有不少颇有见地的著作、文章相继面世.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李兰芬教授的<当代中国德治研究>,就是其中一部难能可贵的探索佳作.     

道德与政治之间——古典儒学的德治思想及其历史境遇

古典儒学以“德治”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原则与最终目的 ,期望通过由内而外的道德转化 ,将这个世界变为道德世界。先秦儒家致力于政治的道德化 ,以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 ;但是 ,历史的事实却是儒家道德的政治化。道德与政治的不分 ,是儒家思想的特色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有景观 ,而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境遇 ,却值得面临着现代化的今人深省。     

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的比较——从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切入

对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讨论,应避免立场先行的分析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是两种理想型秩序观,分析各自的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有助于深化认识秩序形成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德治在共同体中能发挥好作用,追求实质正义,倡导自律及重视实践者的德性。法治能更好回应陌生人社会需求,主张通过形式获得正义,以国家法为主要载体。在现代社会,德治不可能在规范意义上取代法治。     

环境的\"法治\"与\"德治\"

本文的第一部分概述了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我们必须动用看得见的法治(制)手段,纠正由\"市场失灵\"导致的环境问题,但这种强制性的\"他律\"亦有其缺陷;第二部分论证了环境问题为什么同时又是一个道德问题,以及环境道德的评价和绩效;第三部分强调只有配合以道德\"自律\",德法兼备,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环境治理.     

德治与无为：法治视野下的儒道治理思想互补

“无为而治”是儒道两家共同的社会治理目标,具有相近的社会治理价值追求,其特点是强调统治者减少行政干预,最终实现“垂拱而治”的治理效果。两者的区别在于,儒家期待以“德政-德教-德治”的方式治理社会,实现“化成天下”的治理成效,最终达到“无为而治”。而儒家“德治”本身,不仅强调君主具有政治德行操守,而且要求君臣率先垂范,推行“德教”,又具有有为的一面,难免与“无为”的理想相互矛盾。对于道家而言,“无为”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德性。“无为而治”所包含的治理智慧,不仅与现代法治的目标不相冲突,而且可以增加现代法治的价值维度。     

儒家德治的实质与启示——以两汉为中心的考察

儒家\"仁政\"\"王道\"思想中有伦理道德优先、以伦理超越法律治理的含义,这是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层面。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儒家伦理的贯彻实施须以各种制度为凭依,以法律治理手段为保障。董仲舒承认了法律在构建国家制度以及维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将儒家的价值观熔铸在各种制度与法律体系之中,将政治、制度、法律儒家化、价值化。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实际上也是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有机结合,这是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实质。     

《黄老帛书》所见的另一种德治方略

《黄老帛书》以德治国说包裹在《君正篇》“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和“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的系统设计中。究其说,“用其德”是利用社会成员的道德（感）及其相互间的积极影响管理国家的一种方略。在对德的理解把握、德治的运作机制、可预期的作用方式和效果,以及对德治方略的定位等方面,《黄老帛书》之德治说有着与先秦儒家以德治国说颇为不同的致思方向与价值取向。前者注重被统治者道德行为的互动性,表现为对道德的客观规范的服从;而后者则执著于统治者道德品性的示范性,表现为对道德的主观人格的崇拜。     

毛泽东对中国德治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道德与政治的结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以至于中国传统的政治被称之为德化政治或伦理政治。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给予历史总结的毛泽东,在道德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同样遵循了这样一种历史主义的原则:他在继承中国德治传统的同时,又在探索着对这一传统的超越,在中国政治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新德治思想独具特色。     

全球治理与中国发展的路径选择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全球化诱发的全球问题的增加和积累,使"全球治理"变得日益必要和迫切。建构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理念,遵循什么样的治理路径,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方式,将极大地影响着各个国家,以及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治理机制变革的推动者,并正在积极构建中国自身的全球治理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既有利于促进中国的持续繁荣和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前景光明,但必须化解一系列新的挑战。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里程碑──方克立著《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述评

从8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大陆学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这一研究的规模之大,成果之丰,影响之巨,参与学者之多,在海内外的新儒学研究史上,都是罕见的。方克立先生作为这一研究的倡导者和主要组织者,主编了《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等三十多种、逾千万字的论著,使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变成“显学”,并在港台和海外产生了重大反响,可谓大陆新儒学研究首屈一指的代表者。而《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书,作为方先生十年精心致思的结晶,不仅是他的一家之言,而且以浓缩…     

20世纪中国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在 2 0世纪 ,儒学遭遇到空前的危机与严峻的挑战 ,也面临着重建与复兴的历史机遇。百年儒学演进及儒学研究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在“古今中西之争”及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思潮中 ,儒学并没有“博物馆化” ,儒学的命运大致经历了受到怀疑、批判、解构、重新诠释后成为现代思想学术形态 ,或获得创造性转换 ,以至汇入多元的世界文化大流之中的历程。 2 0世纪与 2 1世纪之交 ,儒学不仅是“文化中国”、“全球伦理”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 ,也是“文明对话”的重要角色 ,对 2 0世纪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既是历史性的课题 ,也是一项具有现实性、前瞻性的课题。     

论儒学与中国宗教信仰的关系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和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精神方向,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也使中国宗教信仰打上了儒家文化的深刻烙印,从而表现出其独有的特点。文章对儒家文化与中国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探讨和分析,同时进一步揭示了文化与宗教之间相互渗透和无法分割的关系。     

学风与价值观──对教条主义的一种再反思

江泽民同志继今年5月1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之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郑重向全党提出了端正学风的重要性。应该说,学风问题对于理论工作,具有特别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学风是理论工作的灵魂和生命,良好的学风是一切严肃、认真、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区别平庸俗的文字游戏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延安整风起,毛泽东同志就号召全党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战略眼光和理论勇气,坚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从端正学风和思想路…     

政治伦理学研究的新贡献——读《现代政治视域中的"法治"与"德治"》

探寻政治生活的道德合理性与正当性,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持,是政治伦理学研究的主旨和核心,也是当代政治伦理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两种路径--兼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本文提出要改变农村向城市转移人口的单一路径的城市化思路,代之以移地式城市化与就地武城市化相结合的两种路径.这两种路径从全国范围看,应当同时推进,共同发展;从城市化的长期趋势看,应以移地式城市化为主导.就地式城市化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路径.分析了移地式城市化与就地式城市化的基本内涵和辩证关系,提出了移地式城市化与就地式城市化的政策导向.     

反思儒学的真诚性与创发性:兼论当代儒学的“三偏”“三正”与其精神信仰

儒学在当代中国近30年来有充足的发展,就儒学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显然有贞下起元的趋势。但当前儒学能否面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同时挑战,既克制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而又基于理性建立整体的价值观点,既超越个体化的自由任性而又能在群体性中激励个体的创新,应是儒学当今追求的方向。事实上,儒学也面临着存在与发展的困境,这显然是儒学对自身的发展的历史不能有效地掌握,对儒学的反思精神以及本体与宇宙的基础性不能有深切的认识所致。至于与其他传统的哲学理念如何沟通而实现其独特性与独立性,更有待相互认知对等的深化。何以至此?固可以做出诸多解说,但如果未能维护儒学本有的真诚性,又未能持续发展其创生性,在自然有为的生命意义的自觉中,发挥儒学本有的德性精神与实践力行精神,贯注于理论的建设与文化价值的创建,则即有所获也必既得之,必失之。海峡两岸儒学发展各有一偏,一为唯识化的心性哲学,一为经学化的政治哲学,加上外来的只着眼于关系主义的角色伦理,构成了当前儒学发展的三偏。相应于此的三正之说是:相对于心性哲学可以发展更具积极性的生命哲学;相对于经学政治哲学可以论述易学与儒学的交互整合,形成一套向往以德法为本体的政治诉求;同时,可以提出生命责任伦理来规范极易流于表象主义与自欺欺人的角色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