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探析

传播与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传播是治理权力的来源,是治理过程的本质,也是有效治理的保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传播发挥了政治认同功能、社区整合功能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功能。乡村社会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分别有助于村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治认同,同时,乡村传播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建立、增进和调动,也有效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个人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对乡村治理的方式正由行政型迈向传播型,传播型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及信息担负治理媒介等特征。     

推进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基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制度分析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是一个社会改革问题,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等领域的改革。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主要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巩固和强化,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社会管控逻辑和思维主导下,基层政府还处在不断的加强单中心行政权威治理和社会管控能力的实践中。这样的实践,与社会发展脱节,与社会需求脱节,不具有从现行旧体制走向未来新体制的社会改革意义。因此,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转型,就是要明确当前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核心议题所在,亦即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涉及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建构、改革社会组织体制、建构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中国乡村治理的伦理审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乡村治理以村庄干部为主力,以政策法规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村民主体价值彰显不足,"地方性道德知识"难以凸显,伦理道德约束不断弱化.从"个体—社会—国家"三维视角分析,这些现象主要受小农伦理的延续、村庄伦理共同体的式微、现代国家建构的伦理诉求等因素影响.为此,要从主体、机制、目标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村庄公共道德平台、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追求村民美好生活,以此增强村庄内生动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村庄善治.     

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及其优化策略

我国当前的乡村环境治理体系和运行模式难以适应乡村振兴要求。一是国家力量进场虽然强化了科层治理能力,但是深层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二是由于缺乏完备高效的制度激励,市场行动者的参与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三是农村空心化和自治组织软体化趋势,造成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水平不高。基于此,乡村环境治理模式转型,必须嵌入基层社会空间的行动者网络之中,通过重构和优化行动者关系结构,将科层、市场和社会自组织力量结合起来,构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培植社会资本:乡村环境治理的一个理论视角

我国乡村环境正面临着治理困境,因为,现行的由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乡村环境发展的需要。乡村环境治理需要强化公众参与和协同合作,这就要求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目前,我国乡村环境治理正面临着社会资本式微的境况,一方面表现为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衰减,另一方面表现为乡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微弱。因此,乡村环境治理必须强化培植乡村社会资本。     

抗争政治视阈下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

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也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和基层管理体制,催生了诸多新矛盾,使农民与乡村政权组织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改变传统的治理方式,切实加强不同层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形成长效机制。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动员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抗击。陕甘宁边区作为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长期受封建思想、宗法制度和民间不良习俗的影响,不利于边区民众的抗战动员工作的顺利展开。为打破这一困局,中国共产党以唤醒、动员、组织民众参与抗战为根本目标,在边区系统而深入地推进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机制、推动组织化运作、创新教育的内容等途径,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民众参与度,从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完美治理: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目标

在建国70年和改革开放40余年之后,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各方面都已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上,要继续改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持续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有必要将完美治理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目标。完美治理不仅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有丰富多彩的当代基础;它强调所有社会主体通过协同合作和持续不断的创新、改进来追求治理的永无止境的动态完美。提出完美治理,是持续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伟大进程的需要,是持续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水平和质量的需要,也是理论化当下治理实践并更好地指导实践的需要。推行完美治理,必须建立完美文化、完美信念、完美目标,必须实现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完美境界,必须实现道器的完美统一,必须实行精式治理、科学技术治理、无限可能的治理和永恒创新的治理,必须建立完美制度。只有彻底为完美正名,切实推行完美治理,我们才能真正向建设完美国家和完美社会的完美目标不断逼近。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学界开始对国家治理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社会治理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了研究和探索。本文通过对治理概念的理论界定和中国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考察,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条件下社会治理的实质内涵和发展目标,提出新的"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就是逐步向以社区组织为主体的、社会自主管理为核心的自治管理模式转型。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行政干预和管制,以政府代替社会行动,实行政府包办,而是运用法律、法规、民主协商、社会政策来规范、引导、支持、服务社会自主管理。文章认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政府功能转交,是培育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实现治理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     

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乡村治理先后经历了传统时期内生性治理、近代社会嵌入性治理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融合性治理三个阶段。传统时期内生性乡村治理以道德权威为主体,基于风俗惯习处理村庄事务;在近代社会嵌入性乡村治理中,村庄被外部多元价值所裹挟,不同组织依靠各自价值诉求,进行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种力量以村民利益为基础,协同参与村庄道德文化建设,形成了融合性乡村治理。     

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以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为表述对象

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运作在乡村治理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本文选取近代中国这一历史断面,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资本理论对土地权力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嵌入性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乡村治理场域当中,作为一种经济资本的土地决定了进入到乡村精英阶层的经济基础,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土地有效维系了各类组织的运作和公共救济的开展,而当土地通过其象征意义的铺陈与乡村权力再生产联系起来时,体现的则是其象征资本特性。研究呈现和确证了一种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即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成为嵌入到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一个基础性要件。     

社会治理的技术维度与技术观

广义的技术包含着技能。在整个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中,都可以看到技术的作用。从统治型政府到管理型政府的演进,包含着技术进步的维度,而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再一次将社会治理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引进和应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技术改善了社会治理,甚至会推动社会治理变革;另一方面,技术又会带来新的问题。在新技术描绘了社会治理变革的美好前景时,我们需要拥有正确的技术观,需要认识到技术是工具,是从属于目的的,而不应无限夸大技术的功能,防止陷入所谓技术治理的幻想中。在倡导数字治理的同时,应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上去对它进行审视。     

传统乡村伦理文化的式微与转型——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

本文从现代性的冲击与内生机制僵化两方面因素分析了传统乡村伦理文化式微的原因,从农民生活、农村稳定、农业发展三方面阐述了传统乡村伦理文化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传承意义,并提出在现代乡村治理中,传统乡村伦理文化的创新路径应当建立在与现代乡村结构的区域差异相适应、与现代乡村代际关系更迭变化相适应的基础之上。     

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本文将单位组织带入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中,对单位组织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系进行探讨,初步回答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研究表明,单位组织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遵循“政党引领社会”的内在逻辑,以党建引领这种新模式超越旧有的单位制党建模式,采取以党建促治理的实践路径,通过重塑党组织网络体系、发动党员参与、树立模范和塑造共同体意识等方式,发挥单位组织在完善党组织网络体系、增强组织性与纪律性、宣传动员以及提升成员认同意识等方面的优势。单位组织的参与对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未来应进一步重视和发掘单位组织的优势,充分发挥它们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的价值。     

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

近年来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开始受到心理学者的关注。要正确识别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从社会治理的心理内涵出发, 认识到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社会治理的主体是人, 治理的对象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事务, 治理的过程是多元主体的群体决策过程, 治理的路径之一是面向人的心理建设。由此, 心理学家应该着力研究社会治理内生的各种心理学问题, 包括各种主体的治理能力, 作为治理对象的现实社会心理问题(尤其是社会心态问题), 群体决策心理, 以及心理建设的战略和实践方案。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 有望建立“社会治理心理学”的原创理论体系, 实现“由心而治”。     

从孝道看传统礼治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孝治国和依礼治村是乡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首先,孝道传承始于\"有礼可依\",仪式赋予孝道以知识化和规范化,节庆又将族群的精神气质具象化为礼仪传统。其次,传统乡绅在地方自治和村庄教化中起到传道和卫道的作用,使得乡村孝道在运行中\"违礼必究\"。再次,乡村孝道的传播和再生产,还有赖于无形的乡村舆论形成的孝道保护的文化磁场,牵引着乡村社会\"依礼而治\"、\"无讼自治\"。在百年社会急速蜕变中,现代社会良性协调机制的供给远落后于传统社会良性治理机制的断裂速度,将传统的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以礼治村与以法治村相辅同向而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文明礼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乡村治理共同体:城乡融合发展的完善路径

提高城乡治理融合水平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举措。城乡治理融合的发展脉络是将社区治理共同体和乡村治理共同体统合于社会治理共同体,融合的关键在于“党建引领”和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本文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分析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功能定位,剖析推动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坚持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培育乡村治理共同体”“坚持系统观念形塑乡村治理共同体”“坚持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以期为提高城乡治理融合水平、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社会治理创新的伦理学解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任务,并提出了\"强化道德约束\"、发挥伦理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重要举措。发挥伦理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当前我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时代命题,是实现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关键,也是我国长期社会管理实践得出的必然结论。伦理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一是确立社会治理的正确价值导向;二是强化人的内在约束;三是调节利益关系;四是降低社会治理成本。伦理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发挥是通过党组织与政府、社区与社会组织、广大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不同作用来实现的。伦理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好作用必须与制度相互支持、相互作用,这表现在伦理与制度在内容上相互吸收,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在实施过程中相互凭借。     

社会治理中的关系探究

随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进一步精简和职能转变的加快,以及党中央十八大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目标,各类型的社会工作组织必将快速地进入公共事务领域,并且逐步与政府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关系,亦将成为公共管理的生力军。本文对这种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基础性的关系结构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分析了社会组织与政府基于合作与责任理念的治理关系是如何形成合作与责任的机制。文章明确的阐述这是一种人类社会治理的主导价值观,与此而构建的责任共同体是怎样运转成规制模式的治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