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及其优化策略

我国当前的乡村环境治理体系和运行模式难以适应乡村振兴要求。一是国家力量进场虽然强化了科层治理能力,但是深层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二是由于缺乏完备高效的制度激励,市场行动者的参与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三是农村空心化和自治组织软体化趋势,造成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水平不高。基于此,乡村环境治理模式转型,必须嵌入基层社会空间的行动者网络之中,通过重构和优化行动者关系结构,将科层、市场和社会自组织力量结合起来,构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嵌入式整合:后“政党下乡”时代乡村治理的政党逻辑

乡村社会自治性、自主性的不断发展深刻改变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形态,表现为政党与乡村社会的自治力量之间产生摩擦和冲突。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和分散性,使社会自治力量的成熟发展需要继续寻求政党力量的引导和规范。茗山实践中,党的基层组织通过党建引领、组织嵌入和要素整合等途径嵌入乡村社会,在此过程中,政党力量凭借其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党政资源等比较优势,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则在政党的规范和引导下,凭借其自治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等比较优势,实现了治理动力的内生、治理功能的强化和治理模式的优化。由此,政党与乡村社会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互为补充,形成了政党力量有效整合社会,自治力量有效治理社会的"嵌入式整合"模式。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型乡村德治建构的若干问题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中国农村继脱贫攻坚之后的战略选择。为了卓有成效地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而且应当建构内容涵盖乡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同时又能有效促进乡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成果于一体的新型乡村德治。新型乡村德治的建构整体上应立足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的具体实情,瞄准全面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在继承中国传统乡村德治模式、近现代乡村建设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为基本遵循,启迪全体村民的伦理觉悟和道德良知,实现乡村德治与善治、法治的有机结合。新型乡村德治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基层组织和全体村民,建构的路径是共建、共治、共享,建构的方式主要有合理吸收传统德治的成果并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总结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土地革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有益经验,制定与乡村振兴目标相适应并能引领乡村振兴发展的新时代的乡规民约,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并激励其扎根乡村敦风化俗,合理利用和借鉴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优秀成果等。     

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机制、逻辑与策略

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包括领导机制、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和自治机制,旨在构建公共服务供给,化解社会矛盾和激发社会活力的联动体系。据此,各治理主体运行机制和作用逻辑应在治理互动中有的放矢,提高协作的有效性。同时,从明晰治理主体偏好、克服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强化制度供给等方面优化治理策略。     

《周易》礼治、德治、法治思想略论

《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是以礼治为中心为主体,以法治为辅助手段,以实现德治为治理的最高目标,将礼治与德治、法治紧密结合起来,具有典型的社会综合治理特征的治国思想。法治是治理的底线与红线,是社会治理的强制力量,法治依靠他律和强制;礼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体力量,主张自治与强制相结合;在法治、礼治的基础上通过德治达到天下大治则是社会治理所向往的理想目标,德治主张自觉自律与自治。《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乡村振兴视域下毛泽东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思想探析——读《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思考

巩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是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本质要求。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收录了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鲜活案例,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关于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的战略思想:发挥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农牧群众主动性,奠定乡村社会改革治理群众基础;发展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提升乡村改革治理的组织化成效;强化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干部队伍和基层党支部建设,夯实乡村改革治理人才组织基础等内容。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视域来看,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与实践对新时代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民主建设的逻辑、次序与策略: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思考与实践

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大众民主（人民民主）的建设目标,并对于这种民主建设的逻辑、次序和策略等相关问题做出了努力的探索。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边区民主建设是中国本土的一次民主操练,对于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关系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德治及其中国路径的比较与反思──兼论原始儒学现代化的一种选择

德治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不但必然同人治、法治相对照,而且也不可还原为政治统治,我们必须把它同政体类型和文化模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政体上说,按照孟德斯鸠的论述,只有共和模式才适合于德治,或者说,德治是共和的内在要求;从文化上说,孔子和柏拉图分别建立两种不同的德治模式。柏拉图的道德结构体系是现代社会得以发生的根本动力,原始儒学在此则具有不可逾越的结构性障碍,实质上,从历史图示来看,原始儒学只有与共和政体结合起来,实现由道德统治向道德治理的转换,才有可能充当现代社会的组织资源。     

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乡村治理先后经历了传统时期内生性治理、近代社会嵌入性治理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融合性治理三个阶段。传统时期内生性乡村治理以道德权威为主体,基于风俗惯习处理村庄事务;在近代社会嵌入性乡村治理中,村庄被外部多元价值所裹挟,不同组织依靠各自价值诉求,进行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种力量以村民利益为基础,协同参与村庄道德文化建设,形成了融合性乡村治理。     

“电视下乡”:新时期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在中国农村迅速普及,客观上为国家介入乡村治理并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提供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策略.通过电视下乡,农民的自主意识、组织意识不断增强,他们逐步懂得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有能力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人进行合法抗争.电视下乡是一种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建立了政策“直达”机制,瓦解了基层政府及村庄精英对乡村的垄断.电视传播建立了农民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提升了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地位.“电视下乡”改变了乡村政治生态,形成了农民、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动态均衡.     

多重约束下的协商议事能否推动社区治理合力形成?

本文通过研究社区如何依托社会组织构建组织化的协商治理架构，探讨复杂治理场域中社区治理共同体协同联动的可能性。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主体在破解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困境的同时，又屏蔽了多元主体的共识达成和参与动员的复杂性，只将协商议事作为一种协同配合的治理工具或策略性行为，局限了其治理效能和回应性的发挥。基层社会的权力转移需求与社区自治承接能力之间的不完全契合，使得协商议事在基层政府追求公共性与有效性的多维目标下产生非正式治理悖论。社区协商议事面对自主决策权匮乏带来的非对称性依附问题、选择性协商对居民诉求的回应性困境、有限协商参与的代表性偏颇等难题，不得不主动或被动诉诸正式治理规则对非正式治理规则的功能吸纳，也引致了公权力部门与协商机制在离散性张力下的相互依存关系。     

乡村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探析

传播与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传播是治理权力的来源,是治理过程的本质,也是有效治理的保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传播发挥了政治认同功能、社区整合功能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功能。乡村社会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分别有助于村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治认同,同时,乡村传播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建立、增进和调动,也有效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个人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对乡村治理的方式正由行政型迈向传播型,传播型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及信息担负治理媒介等特征。     

农村治理新范式:构建基层互动治理

随着基层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基层治理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导致传统治理格局已无法适应农村基层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探索新的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而农村基层互动治理就是适合农村基层社会发展趋势和民主治理客观需要的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农村基层互动治理是在吸取西方治理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自身实践发展需要所提出的一种新的治理范式。这种新的范式是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在农村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建立一种衔接互动的治理关系,以达到协同共治基层农村事务的目的。     

充分发挥道德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河北省石家庄市岗上村德治模式及启示

河北省石家庄市岗上村独创了以《功德录》为代表的好人好事记录方式,以建档立碑为有效载体,大力表彰村民的善行义举,三十多年来一直注重发挥道德力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积极推进以德治村,逐步建立起了包括宣传、评选、教育、保障、激励在内的一套德治体制机制,形成了独具特色而富有成效的德治模式,有效激励了村民的善行义举,为基层农村治理树立了榜样,也为以德治国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乡村治理伦理的审视与现代转型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价值理念、主体伦理、关系伦理、制度伦理正面临和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和变迁。促进当代乡村基层治理伦理的转型与发展,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从更深层次打破传统的个人、社会、国家关系模式,不断创新基层治理理念,促进和实现乡村治理的伦理转型,建构和实现良善的基层治理秩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程。     

乡村振兴背景下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路径研究

延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特色鲜明、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融合发展和运用好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对重构红色资源开发路径、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品牌感染力和知名度及推动延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入研究延安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核，全面解析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意义和方法路径。     

村庄选举与治理中的乡政权--以江西田下村为个案

村民自治作为一项新的乡村治理制度在乡村社会的贯彻与实施 ,引发了乡村关系的变化与调整。然而 ,由于《村组法》遭遇村庄基础的不同 ,使现实的乡村关系颇具复杂性。本文所反映的则是 ,在现实的乡村关系中 ,不仅存在着乡政权对村庄选举与治理的主动介入 ,还包含着村庄对乡政权的主动依赖。由此 ,建构一种乡村关系类型的分析框架便显得尤为必要     

夯实基层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基础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总结了2001年以来各地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新鲜创造和典型经验,形成了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作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其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公民道德建设要夯实基层实践基础。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在基层的实践,对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应瞄准基层需求,创新基层工作,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提质量、上水平,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德治基础。     

推进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基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制度分析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是一个社会改革问题,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等领域的改革。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主要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巩固和强化,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社会管控逻辑和思维主导下,基层政府还处在不断的加强单中心行政权威治理和社会管控能力的实践中。这样的实践,与社会发展脱节,与社会需求脱节,不具有从现行旧体制走向未来新体制的社会改革意义。因此,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转型,就是要明确当前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核心议题所在,亦即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涉及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建构、改革社会组织体制、建构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制度变迁下的知识治理:早期燕京学派的清河试验

本文将乡村建设运动置于民初政治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指出这一运动的性质在于,由知识分子推动的以抽象政治为出发点的制度改革向以民情经验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转型。如何塑造能够支撑共和政治的社会与公民基础,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任务;而这一目标也构成清河试验围绕"区域"理论而展开的社会治理实践的基本前提。早期燕京学派学者界定了以"市镇"为中心的自然社会的边界,并以"乡约"为底本构建了适应于中国历史民情特点的社会组织原则;同时,他们进一步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清河试验区的组织建设中去,通过推动运销合作社、地方新闻业等社会事业,初步探索了中国社会地方自治的可行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