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的实践自觉：理论蕴涵与实现路径

工具理性的知识移植与抽离的知识实践窄化了社会工作实践者的行动空间，使得身处复杂社会现场的实践者难以“自觉觉他”,陷入社会工作实践的知识困境。社会工作的实践自觉成为摆脱知识困境的有效处方。社会工作实践自觉是社会工作实践者与研究者在社会工作实践(行动研究)过程中对服务人群生命细致变化的辨识能力，以及对实践场景探究的自觉性，同时也是社会工作实践者与研究者具有主体能动性的社会探索过程，以及对实践的经验审视与实践知识生产的历程。社会工作实践自觉承载了理论与实践之间来回修正的辩证关系，是一个循环往复、求真求实的辩证过程。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实践自觉应以西方经验为他山之石，以中国本土经验为土壤，立足本土社会历史情境及实践者的主体性，遵循实践取向的知识发展路径，迈向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知识的生产。     

人的现代化的跃迁：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之维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从哲学上考察人的现代化可以发现，西方现代化以单向度的主体性为基础，这种主体性囿于自我中心的封闭结构，造成自我与他者无法弥合的鸿沟，最终导致现代化的自反。马克思对单向主体性进行了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物质生活关系是单向主体性产生的现实土壤，并且通过“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范畴重新确立理解人的立脚点，表达自我与他者“现实差别基础上的统一”意蕴，由此彰显主体性的应然形态，即交互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继承马克思“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范畴的内在旨趣，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贯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为交互主体性的生成奠定坚实的物质关系基础，推动人的现代化迈向新阶段。对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主体形态变革意蕴进行阐释，有利于揭示人的现代化的跃迁，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意义。     

“经验的自主表达”:概念建构的田野政治学路径——以“板结社会”概念为例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建立在中国实践和经验的主体性基础之上。中国经验并非既有知识体系的“注脚”,或者创造性地适应于既有知识体系，而是要在学术研究的知识体系内做出中国经验的自主表达。田野政治学将田野现象和经验作为知识生产或概念建构的来源，“板结社会”是源于中国经验的概念建构，在国家建构的知识体系内，是基于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所遭遇的乡村社会政治形态做出的中国经验的自主表达。对于国家建构而言，国家权力穿透社会遭遇中间阻隔的一般规律赋予“板结社会”概念在知识体系中的有效性，它为20世纪上半期国家建构遭遇“内卷化”的结局提供了解释力，也为1949年后中国国家建构的实践进程提供了认识依据。     

学校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践——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地方性探索

生态系统论理论认为,学生个体进行心理与行为干预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学生身上呈现的问题与其所处的环境(脉络)系统密切相关,解决问题的内在动力蕴含于这些系统之中。本文借助近来不断兴起和逐渐推广的生态系统理论作为学校社会工作实践的新型理论视角,从微观、中观、外部和宏观系统四个层面分析生态系统理论对学校社会工作实践的可能解释空间。进而结合东莞市学校社会工作近五年的发展及相关实务案例,阐释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学校社会工作在回应服务对象需求以及资源链接与整合层面的本土化实践与探索。最后,基于东莞市学校社会工作实践对生态系统理论进行反思,旨在进一步探索东莞市学校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本土化进程。     

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

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是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重要表征。作为一种舶来品,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较晚、基础较差,话语权力较弱,在中西学科对话中尚处于边陲地位,这是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外生性约束;社会工作与西方历史传统和本土思想资源的断裂,以及与民众生活的区隔,是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内生性约束。政学两界主导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在社会工作行政性和专业性之间呈现出一种持续的结构性张力,而社工实务界的失语和服务对象的遮蔽,又扭曲了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实践回声。因而,如何基于理论自觉的高度,从主体意识、实践主体和思想根基出发,提高社会工作的话语权力,倾听社工实务界与服务对象的声音,促进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生活化传播,成为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可能路径。     

跨语境中的民主“再概念化”与“本土化”

民主跨越中国历史语境进行传播、移植与改造,主要采取“解构-转化”和“传承-创新”这两种路径实现其“再概念化”与“本土化”,最终促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新概念的建构。该概念在突出创新性与中国特色的同时,也能够兼顾原有概念固有的语境、适用对象及其本来意义,充分尊重了民主的本质内涵,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不断创新与发展。民主的“再概念化”与“本土化”必然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我们必须立足于全球化新时代,聚焦中国问题与中国实践,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始终保持弹性和张力,始终保持理论的科学性和包容性,进而以崭新的民主范式不断拓展全世界民主的发展前景。     

伦理信仰、自然和边疆：试论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理论

本文从李安宅与早期燕京社会学之间的联系出发，呈现了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理论的价值论基础。受基督教社会福音派学说的影响，李安宅从宗教作为一种伦理信仰的维度上，看到了以融通儒教、藏地宗教和基督教来建构一个统一文明体的精神基础的可能。李安宅指出，复活儒家礼运传统的起点要以汉地知识分子从文化自觉出发，并外化于边疆的伦理行动来实现，因为边疆在“自然”观意义上提供了祛除汉地知识分子官僚习气的社会条件。此外，综合性的区域社会建设构成了李氏边疆社会工作理论的实践维度。“区域”所指涉的文明走廊地带定义了边疆社会工作的边界范围，通过建构“区域”间的社会分工交换体系，汉地和边疆实现互惠性的交往和接触。最后，本文指出了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理论对思考新时期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和文化原则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英美社工实务的八种类型及其结构性变迁

本文全面系统回顾英美社工实务体系形成、发展和历史演变的轨迹,首次将英美社会工作实务类型划分为八大类型。"美国特色"的八种社会工作实务类型反映人类社会工作实务体系结构变迁的规律和发展方向,其核心是国家、社会如何及时、有效地回应和满足社会需要;是如何妥善处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国家与专业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社会福利责任和国家、个人权责利的社会划分;社会福利制度的现代化与如何构建健康福祉型和谐社会。这是中国本土化、专业化、理论化、质量化社会服务体系建设议题。     

胡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是拓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谱系的关键之维，近年来受到学界密切关注，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解读关键理论家的相关思想成果，从而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研究主题以具体规定性，是将此项研究向纵深推进的必要环节。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创造性、自主性和继承性三大理论特征。其创造性体现为对“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性区分，对“两个决定论”的创新性解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系统性阐释。胡绳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两种身份”,前者为在中国传播的“一种理论”,属于一个“历史事实”;后者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方案”,属于一个“历史事件”。其中所蕴含的独立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意识、对教条主义束缚的破除、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阐释，均体现了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特征。其继承性体现为这一新知识体系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五形态论、生产力发展论、社会进步途径、人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深刻理解，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一脉相承，共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认知架构。     

社会工作实践权的获得与发展——以地震救灾学校社会工作的展开为例

本文以四川“5.12”地震之后社会工作进入灾区学校和开展服务的过程为例,分析了社会工作在进入由自上而下行政力量主导的学校系统所遇到的困难和过程,指出社会工作进入灾区学校是其获得实践权的过程.文章在社会空间的概念框架下,指出社会工作实践权的获得受教育系统权威人士认可、社会工作群体建构和社会空间的边界等因素的影响.文章认为,在中央18部委《意见》公布之后,社会工作的发展仍然有获取实践权的问题.     

犯罪预防与联校社会工作发展

缘起于青少年犯罪预防、由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主导、立足社区联结学校的上海联校社会工作服务不失为学校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创新探索,其不仅增进了青少年学生的亲社会联结,而且促进了家庭、学校与社区和社会的协作。同时在实践过程中亦遭遇到教育行政壁垒、社会工作标签化及社会力量挑战等困境。为可持续与创新性发展,需立足社会教育,以社会治理和家庭教育为契机寻求联校社会工作制度的突破;立足社区分类联结,重点联接职业学校和特殊学校;避免强嵌,选择从影响学生到影响教师和家长的策略转向。     

社会工作的实践迷思及其范式转型

中国社会工作恢复重建近三十年来,一直未能跳离"专业化-本土化"的二元实践迷思。在此过程中,我们致力于寻求专业合法性地位,但却陷入追求"专业化"而致"专业本位"的陷阱,依附"政府购买服务"体制而致"建制化"的异化现实。本文试图将"社会创新"重新带回到社会工作的实践内核,讨论追求公共性构筑的社会创新理念与社会工作实践的同构与契合,并以此为我国当代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路径。     

社会工作的关系视角

尽管社会工作一直以来都有重视关系的传统,但尚未发展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关系理论。本文在批评分析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关系传统的基础之上,立足中国的关系研究,阐释以关系主义为出发点的社会工作的关系视角。"关系主体"、"关系链"、"关系网络"、"关系世界"是构成这一关系视角的概念连续谱,是社会工作实践框架的理论基础。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实质内容和世界意义,就在于它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中,以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国家独立为首要前提的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中,以中国人民“富起来”“强起来”为现实基础的现代化;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以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历史使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透视“一国两制”实践：港澳实践行稳致远的发展路向和内在机理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放眼“两个大局”、立足“两个全面”,秉持“六个坚持”基本原则，所明确提出的推进新时代“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新时代“一国两制”港澳实践行稳致远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和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涉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对新时代十年尤其是过去五年港澳工作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及“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探索和创新所积淀和呈现的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梳理和阐释，对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新阶段的香港工作，对进入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方面稳中求进、力求突破新阶段的澳门工作，对将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更好发挥作用的港澳地位、优势和特点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论述，标志着党对“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以及港澳治理规律认识的新高度新境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成果，为做好新时代港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建构:反思与展望

目前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在话语体系建构方面存在着诸多困惑,并且这些问题在其固有语境中几乎无法彻底解决。我国公共管理研究长期移植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但西方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复杂且异质的社会实践。因此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建构实际包含着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一是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在非西方语境中的重新定位,二是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在中国的本土化与发展。     

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城市现代化水平 与中国人群体人格变化模式

再利用本土化的人格工具CPAI,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时间进程和城市现代化水平差异与中国人群体人格特征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的群体人格特征正在随着社会发展而成现出相应的变化,表现为更为多元化、个性张扬、人际关系的束缚在减弱。当然,现代化进程的时间和空间特征对人格变化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性。因此,在研究社会发展与人格间关系时,应该同时关注社会变迁的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研究显示,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开放性、多样性人格特征的新一代中国人正在形成过程中,他们反过来也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     

社会转型与21世纪中国哲学走向

一、社会转型与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社会背景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正像一些学者指出的,自进入近代历史以来,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勃勃生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当今中国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实践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广泛的社会变革。这里用“社会转型”这个概念能恰当地反映和概括这场变革的内涵及特征。从社会学意义上分析,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社会转型时期,新旧…     

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内在关联、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概念。要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必须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丰富内涵和科学定位。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纲领性文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次阐发中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前提是“走自己的路”,其发展进程具有连续性、统一性和整体性，结构要素体现为一条基本路线、一个总体布局、一个发展战略目标。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善的回答。     

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文化重建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总体性的、复杂的社会进程。文化的现代化是其中的重要环节。我国现代化史表明,文化的重建在我国这样一“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文化思潮的主要流派正从对立斗争走向对话与融合,这种演化趋势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塑造了一个多元开放的文化环境,也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发展提供了条件与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