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忠恕”与“一贯”

《论语》中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引孔子之言说"忠恕违道不远",虽然肯定"忠恕"近"道",但实际上却点出"忠恕"还不是"道"。如何消弥《论语》与《中庸》两部经典之间的思想在语言表述上的不一致,于是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儒学经典诠释者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到明道与伊川,通过"体用"贯"忠恕"和区分"仁恕"之不同,才有了初步的解决。而朱子则在二程思想基础上,通过完善"忠恕"和"一贯"之解释,构造了一个逻辑层次分明的"忠恕"体系,使此问题获得完满之解决。朱子注解与诠释《论语》与《中庸》中"忠恕"与"一贯"思想的思路,为我们在当下创造性地诠释儒学思想,发展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儒学理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述而不作"一语,尽管在孔子思想中非常出名,也经常被引用,但很少有学者集中讨论"述"是什么意思,又是在何种意义上与"作"做了对比。要正确理解"述而不作",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对"述/作"关系的理解要与儒家"孝"的概念联系起来。"述而不作"其实是孔子对自身活动的自我描述,也就是描述他做哲学的方式。(2)一般来说,孔子的"述"总是被看作与他的古典工作相关。这并没有错,但这也不是"述"的全部。从根本上说,"述"是对"道"的恢复。孔子"述"的内容是"道",这也就是他传承古典工作的目标。(3)我们主要是通过《论语》而不是他编纂的经典来学习孔子哲学,对"述/作"的准确理解一定要结合《论语》中的思想。     

亦说孔子“喟然”“与点”

亦说孔子“喟然”“与点”张帆《论语·先进》“侍坐”章中曾点之志与孔子“与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古今学者在探讨曾点之志的义蕴时,几乎都不忘结合孔子因素综合分析,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以下说法：包咸、何晏等人的“春游融乐”说。何晏《论语集解》引包氏（咸）曰...     

从“兴于《诗》”谈孔子教学法

春秋前存在两种指意截然不同的"兴",一种属于音乐内容及演唱形式,即瞽矇乐师"六诗"之"兴";另一种是国子教育"乐语"之"兴",属于正式场合富含道德性的言说。孔子继承二者,《论语·阳货》中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即指乐语系统之"赋诗言志"与"观诗知志"。孔子发挥此意以为教,并进一步赋予"兴于《诗》"以道德意涵,即借《诗》中对自然万物的感发,兴起对天地之道、内在仁性、礼乐政教之体认。此思维方式亦推广应用于《诗》之外,如伯夷叔齐之事迹。这种道德认知、体悟上的启发,适合士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而对一般人民百姓,孔子则提出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更加强调道德情感之联结、感染与共鸣。     

《论语》孔子“学”之内涵

"学"在孔子的思想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孔子之"学"是什么、有什么特点,至今鲜有严格依托《论语》及相关经典文本的论证。通过文本证据考察孔子所志与所好,可以证知,孔子"学"的本质是"为己之学",主体是以"周学"为代表的"古学",目的是修习君子;孔子"学"之灵魂特色在于其方法,尤见于《学而》开篇三问,其中"学而时习之"指明"学必力行"的方法总纲,"有朋自远方来"提出以"友善士"作为外部手段,"人不知而不愠"则强调树立"为己"的根本修习目的。     

对“贯通”境界的追求——孔、老、庄合论

<正> 一、《论语》:循“礼”、徙“义”而达到“仁”的境界在《论语》中,孔子提出“礼”、“义”、“仁”这三个重要概念,孔子的精神就是追求主体“已”如何通过严格的道德实践而达到心灵的崇高状态,也即在自觉地对“礼”、“义”道德规范(秩序)的遵循之中,实现“仁”的无限境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的这段自白很能     

学者的境界与目标——《论语》“可与共学”章解

《论语》"可与共学"章揭示了学者为学境界的层次性。从"可与共学"到"可与权",表明了学者从志于学开始,不断寻求超越和突破的阶次,从而也成为衡量学者境界的标准。其中,作为对"道"透彻理解之后的一种实践能力和要求的"权"被视为学者的最高境界和为学的目标。"可与共学"章中对学者四种境界和为学目标的揭示,体现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在"学"的问题上知行统一、"行"为旨归的特征。     

《论语》“闻一知十”章再诠——兼论孔子思想的德性之维

《论语》中子贡称赞颜子的"闻一知十"章,在以往的解释中皆强调颜子才智聪颖,但是陆九渊针对此章提出"子贡不知德"。陆九渊认为,孔子批评子贡"弗如也",不是在道问学的知性层面,而是在尊德性的德性层面上批评子贡不及颜子。通过对《论语》和《孔子家语》的再考察,可以发现对于子贡执着于外在知识而忽视内在德性修养的方面,孔子确实有所不满。孔子一向首重个人德性的培养和成就,并主张以此实现文以化人的教化社会功能。     

论孔子之道的现实性与形上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不只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和终极本体,也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最高追求。以往学界对孔子之道的人伦日用和社会政治层面研究较多,对孔子之道的形上层面和超越性层面关注不足。细读《论语》《易传》,参审《中庸》及后世儒家的注疏,不难发现孔子在创立儒家哲学之时不仅立足于现世人生之道,更立志于追求超越意义的"形而上者之谓道"的终极本体意义的"道",可以说孔子之道是现实具体的"道"与超越性终极意义的"道"的合一,现实具体的"道"是趋向终极之道的路径和工夫。     

关于《论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论语》是一部影响广泛的历史文献。《论语》内部的逻辑主线就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原编《论语》从编纂形式来说,没有很好地体现这一主线,因此,《论语》有重新编纂的必要。对《论语》首篇首章应该予以重视并正确诠释。根据《论语》的内在逻辑来看,"学而时习之"之"学",就是指"修己"阶段的"学",即少年时期的"发蒙之学",而不能诠释为"学说"之"学"。《论语》中蕴含着若干现代思维与哲学的萌芽,值得认真发掘。当然《论语》作为历史文献,也表现了孔子思想的若干局限性。     

《论语》论《诗》与孔门“损益之道”

《论语》中孔门引《诗》表达了孔子对周礼的"损益观":文质并行、经权并重。损益之事,在鲜活的情境化色彩背后有其昭然铿锵的原則性。如以"素"喻"礼",意在礼要综合内在美质与外在规范。而对《雅》、《颂》的稱引又体现了坚持"文""质"统一的基础上,可对礼的某些具体节文因时因地地"减损";但直接反映礼核心精神的仪节则不仅不可妥协,还要在君子内心"增益"其根基。帛书《要》则做出"损益之道"的哲学总结和创新:道在时空中损益,至"穷"而新生("产"),"时"是道在新的时空下重建的依据,万物、人事都在其中得到系统地安放。     

再论“中庸”

“中庸”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就是说,中庸作为一种德道,该是最高的了。孔子在其晚年的自我总结中,也把中庸作为最高境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力(《为政》)“不逾矩”就是“允执其中”;“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孔子的“时中”思想。由此看来,说中庸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当为不谬。     

由“艺”而“仁”而“德”而“道”——孔子成德思想逻辑进路之推定

成德成圣是孔门教学的核心内容。孔子成德思想的内容和逻辑进路以孔子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最为概括而精要。在孔子思想中,成德成圣的逻辑进路,是"道"→"德"→"仁"→"艺"还是"艺"→"仁"→"德"→"道"?宋儒朱熹与近人钱穆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与可比性。在孔子的成德思想体系之中,"志道"居于最高层次,"据德"是"志道"的基础和根据,"依仁"则是"据德"的主要途径,"游艺"则是居于最底层,是实现前三者的入手处。孔子之学为"下学上达"之学,他自述的进学、成德之历程正是这一学宗的生动体现。"道"、"德"、"仁"、"艺"四目在层次上是有高低的,是按照"道"→"德"→"仁"→"艺"之高低次序而列。与其"下学上达"之学宗相符,其成德进路应为"艺"→"仁"→"德"→"道"。这是一个从"实"走向"虚",从"现实"走向"理想境界"(达道)的"下学上达"的成德进路。     

今文经学视域中的“殷有三仁”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论语》"殷有三仁"的理解,有很大区别。古文经学认为,三仁中的箕子、比干就是《尚书·微子篇》出现的"父师、少师",并在两个文本间建立解释联系,由此使三仁的行为呈现出表浅性的和谐特征,孔子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作出这个评价的。今文《尚书》此二人本为"太师、少师",和箕子、比干无关,并认为三仁的行为处于争执势态之中。本文对《论语》"殷有三仁"章的解释史进行了微观考察,并根据今文经学的说法,对"殷有三仁"、孔子的形象和仁论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解视角。     

“位”与“德”之间——从《周易·解卦》看孔子“君子小人”说的纠结

从《易传》对《周易·解卦》的解读来看,春秋时期及之前,人们对于"君子"与"小人",基本上都是着眼于"位"的区别——把握这一点,对于我们准确理解《论语》中孔子的君子小人说,具有重要启示。《论语》中以"君子"小人"同时对举者,除明确指向地位差异和道德差异的之外,其他纠缠不清者,可以划分为地位所带来的眼界差异、能力差异、修养差异等三种情形。在当今把"君子小人"固定为"德"的区别的话语背景下,笔者重新提出《论语》"君子小人"说的纠结问题,目的在于恢复历史原貌,使今人更准确地把握孔子学说的真谛。     

李贽“文王之卦”解

李贽《九正易因》着力于阐发文王、孔子"神圣心事",其"文王之卦"说继承发展了传统"三陈九卦"说,以《明夷》、《困》等十六卦为具体内容,深入阐发文王忧患之事、处困之道、尚贤养贤之道、风化天下等内容。"文王之卦"是李贽《易》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体现了《九正易因》独特的《易》学史价值。     

孔子“小人难养”说诠解

《论语·阳货》记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不少人据此论定孔子轻视妇女、鄙视小人。事实上,这种看似再无疑义的理解,事实上却与孔子思想相悖。在重新考察"养"字本义,并参验《尚书》《逸周书》尤其是《孔子家语》等相关记载后,我们认为此语系孔子承袭周代"敬德保民"理念,为其重民、爱民思想的重要体现。     

《荀子》之“子弓”为“仲弓”而非“馯臂子弓”新证——兼谈儒学之弓荀学派与思孟学派的分歧

古人字前的"伯"、"仲"、"季"或"子",或存或省,并非不可变通。《论语.雍也》篇孔子说"雍也可使南面",上博楚简《仲弓》显示仲弓向孔子请教的多是临民为政之道。《说苑.修文》说"仲弓通于化术,孔子明于王道,而无以加仲弓之言"。《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这些皆可间接证明荀子承传了孔子、仲弓一系之外王儒学。在《孟子》书中,提到孔门十哲中的九位,唯独少了仲弓,荀子则极力批判子思和孟子。由此看来,弓荀学派之外王儒学,与思孟学派之内圣儒学相区分,似并非向壁虚造。     

孔子“攻乎异端”思想新论

诸家学者普遍认为《论语》所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章是孔子对异己之说的攻讦、抨击之语,但是这种带有浓厚文化专制色彩的释解,似乎与孔子一贯宣扬的兼蓄思想格格不入。论者在考诸《孔子家语》等古籍中子贡与孔子论议"政在异端"的记载、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攻"作"功"字以及《论语》的文本编撰特点之后,认为此章与《为政》篇篇旨相承,所论乃是为政之事,是孔子"各因其事"的一种为政理念。     

孔子眼中的“好学”——从一个系统性角度的考察

从孔子定义的四种学习境界、三个典范人物的行为特征,以及《论语》中孔子师生的其他论述进行系统性分析,可以看到,孔子眼中的"好学"指治学者立志成为君子、谋求礼治仁政之道而表现出的对学问与德性的热爱和追求,态度上表现为真心爱学、恒久乐学、刻苦勤敏、谦虚老实,行为上体现在学、问、思、辨、行紧密结合、深钻细研、融会贯通、活学活用,还要不断反思、总结。在现代社会道德迷失的背景下,要积极利用孔子"好学"的积极因素,在学校教育中强调培养学生志向高远、以德为基、克服困难、乐学善学的态度和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