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易·文言》之比较

苟子为传经之德,他与《诗》、《书》、《礼》、《乐》、《春秋》的关系,经前人与财贤考释,都已略见端倪。然而,他与《周易》的关系仍朴朔迷离,其论《易人用《易》、阐《易》、传《易》之功,尚未得到彭扬。苟于,自刘向起就被称为“善为易者”。汪中的《苟卿于通论》和胡元仪的《苟卿别传》在彰显苟子传授《毛诗》、《鲁诗》、《韩诗》、《春秋三传》及《礼》之功后,都曾致力于考证苟子与《周易》的关系,然除重申刘向的结论外,于实证上并无多大进展。研究苟子与《周易》关系的困难,首先来自《苟子》本身。全书明显地论《易》仅一次…     

“易象”新说——兼论《周易》原有《象经》问题

论文对古代典籍所载"易象"一名作了新的解读。认为所谓"易象",仅是当时《周易》的另一种称谓而已,它并不神秘;"易象"与今本《象传》没有直接联系,尚无渊源,《象传》"演德","易象""尊礼尚施",至汉代仍保存有以古礼诠释《周易》的传统;古代《周易》原有《象经》,或以《卦下易经》当之,惜已不传;但在清人的《易》著中,至今仍可见其传承的轨迹。     

论《左传》“以礼解经”

礼是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六经通于礼,《春秋》自身即为"礼义之大宗"。《左传》与周礼关系密切,其通过"礼物"、礼制、礼义三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春秋时期的礼,有"唯礼是从"的"唯礼主义"倾向;《左传》与《春秋》之间,《左传》"以礼解经",以礼释《春秋》之事、以礼释《春秋》之制,以礼释《春秋》之义,其解经可谓"以礼为上"。     

综参古《易》:《太玄》的易学渊源

沿着班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的思路,后人就会寻求《太玄》与《周易》的对应关系,结果却发现二者有诸多不合。以此回溯汉代《易》经存在的实际情况:三《易》并存、《周易》尚未定型,说明《太玄》不仅仅是模仿《周易》,而是综合参照了当时存在的古《易》。本文通过分析《太玄》与《连山》、《河图》、《洛书》的具体关系,揭示《说卦》是《太玄》与古《易》联结的纽带,明晰三《易》发展的实际线索。     

也谈《周易》的今古文问题

后人说解《周易》时,常常从今古文的角度立论.其实,这当中多系误解:秦焚书而儒门《易》传之不绝,《周易》只有师法、家法之争,并无纯粹的今古文本之争;用扬雄之言证明河内女子所得逸《易》一事,则是对扬雄《法言》断章取义的误读;《汉书·艺文志》说《费氏易》与古文同,是说其字之多寡同于中古文,无脱缺,并不是说《费氏易》一直用古文字传播;许慎《说文序》中列出包括《孟氏易》在内的书目,是说他引用的这些书中的某些字的用法合乎仓颉、史籀造字本意,并不是说它们都是古文经,“皆古文”三字是针对《论语》、《孝经》而言,是说这二书用的是篇章、词句与今文本有不同(但字体可能都是今文隶书)的古文本.     

论《易经》非占筮记录

自20世纪初古史辨运动兴起,易学界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多视"经"为卜筮记录,"传"为哲理新创,"经"与"传"必须分别而观,不可以以"经"释"传",亦不可以以"传"解"经"。本文列举九个论点,论证《易记》为政治典册,蕴含义理;《易传》义理之精义即多承继自"经"。《周易》"经""传"关系,一如父母子女之关系。父母之基因为子女所承继,"经"之基因亦为"传"所传承。"经"与"传"固有区别,就像父母子女各具独立人格。我们当然不应混"经""传"为一,但亦不宜认"经""传"为绝无关系之两种文献。     

《周易》的道德教育思想探微

《周易》的道德教育思想探微杨昌勇《易》有《连山》、《归藏》和《周易》之分。《周易》为周代之《易》,在由孔子作传之后就被纳为儒家经典了,《周易》居儒家六经之首。《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由筮、卦、爻、辞四项构成,神秘的宗教形式与至理哲学浑然一体。经的...     

《盐铁论》中《春秋》征引特征及学术倾向

《盐铁论》中的关于《春秋》经、传的征引,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在以《春秋》决事的背景下,辩论双方多引用《春秋》经、传,以证其言论的合法性、合理性。全书关于《春秋》三传的引用数量是不成比例的,其中《公羊传》占绝大多数,《穀梁传》略有,《左氏传》未见。而全书关于《春秋》经传的征引,呈现出有意误读、借用和经、传、记体例不清的特征。辩论双方在对《公羊传》的征引、诠释上,各有出发点和落脚点。贤良、文学一方坚守的是学统意义传承的"公羊学",而御史大夫一方坚持的是政统意义改造的"公羊学"。《盐铁论》关于《春秋》经、传的征引、诠释特征,反映了汉昭、宣时期关于《春秋》经、传的接受状况,彰显了儒生群体的经世致用之心及其现实妥协性,同时也揭示了汉元、成以后托古改制、依经立义的学术发展的新倾向。     

《易》医关系论

中医学与《周易》的关系,历代有“医《易》同源”、“医源于《易》”、“医先于《易》”诸论。本文对此进行了系统辨析,认为中医学的实践起源与理论滥觞远早于《周易》,并为《周易》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医学基础;中医学与《周易》哲学思想同源于华夏先民对于自然、社会、人类生活的感悟及由此产生的原始思维与认知方法,如天人相应、阴阳、常变等观念,并且均可上溯于巫史文化;《黄帝内经》是古代阴阳哲理最完整、系统的体现;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受到《周易》理论的深刻影响与规范,汉以后尤甚。中医学既应用古代哲学概念说明医学问题,又在医学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哲学思想。     

论保巴解《易》思想理路

保巴作为元代易学家代表之一,在认同程朱易学前提下,以“照着讲”兼“接着讲”的形式,对《周易》经传所内蕴的符号、意义世界进行了一定诠释.通过研究发现,在这种创造性不足的形式下,其易学还有着“自己讲”的创造性诠释的内容,他的以“心”为根基解读圣人作《易》、四圣《易》道与《易》之符号、意义世界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圣人的洁静精微之心在建构《周易》符号、意义世界中的作用,以及《周易》符号、意义世界洗心、养心的重要功能.按照其“以心会心”的思想,我们只有能够契会圣人之心,才能更好地理会《周易》符号、意义世界;也只有理会《周易》符号、意义世界,才能更好地契会圣人之心.     

"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孔子与《易经》关系新论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但是,孔子既没有像民问那样把《易经》看作是一部占卜之书,同时也没有像对待《诗》、《书》、《礼》、《乐》那样对它进行一定整理,以期从中发(?)出进行社会教育的资源并找到根治社会疾病的良方。孔子之读《易》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合乎《天命》从而提升个己的生命品质。可以说,孔子的“读《易》”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宗教生活,体现了他对《易经》的宗教诉求;相反,孔子之删定整理《诗》、《书》、《礼》、《乐》则是他面对社会公众的学者生活,体现了他对《诗》、《书》、《礼》、《乐》的学术诉求,换言之即,孔子与《易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而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问的关系却是一种学术关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经义述闻·周易》补正

王引之《经义述闻.周易》之部成就卓著。唯智者千虑,难免一失。通过对《经义述闻.周易》之部中五则辨析经义文字的分析,我们发现其存在四个方面的疏失或缺憾:第一是未明《周易》文例;第二是未明《经》、《传》之差异性;第三是未明汉注术语;第四是未明甲骨文。前二项属于易学之范畴,后二项则为训诂学之领域。可见训解《周易》之不易,即使精于训诂如王氏父子者,亦不能无所疏漏或遗憾。     

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的关系新论

孔子传《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孔子所作《春秋》,不是《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孔子传《易》之“窃义”,与其作《春秋》的“窃义”,异曲同工。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相互促成,共同形成了儒学的“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统的道德本体学说体系．     

论旬子与《周易》的关系兼及"六经并称"的时代问题

刘向称荀子"善为<易>",但文献所载<易>的传系中没有荀子.本文对荀子易学的渊源、荀子引<易>说<易>的特点、荀子与<易传>的关系以及"六经并称"的时代问题进行了探讨.     

杂论楚竹书《周易》异文的可能价值

本文从楚简《周易》有限的卦爻辞资料,配合既有的《易》学文献,分别推论经文和传文中《彖》、《象》二传的写定过程。其形成为今本固定的面貌,可能是经由不同时期和不同《易》家之手所修订改造完成。而就于今所见文本而言,楚简本年代最早,又可据以参证检讨经文的解读,以至判定其前出土帛本文字的是非得失。全文析分为四项,各举出若干例证以为说明。透过这些例证,不只可以更清楚了解今本《周易》形成过程的变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先秦典籍编制的性质和情况。     

从乾坤易到礼乐易——论《乐记》对礼乐哲学和易学的双向推进

通过辨析相关文献史料,认为《乐记》乃公孙尼子所作。研究《乐记》与《周易》的关系,应当跳出以往《乐记》袭易还是易袭《乐记》的单向思维,深入比较《乐记》与《易传》思想。《乐记》创造性地援易解乐,同时创新了礼乐哲学与易学,形成礼序乐和的重要思想,将传统的以礼统乐发展为以乐统礼,由更重视秩序之“中”发展为更强调感通之“和”,建构了新的礼乐哲学和美学典范。同时,《乐记》以礼乐代乾坤,将乾坤易发展为礼乐易,成为孔子以德解易的完成式,开创了天人合一的新形式,由此奠定了它在先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孟子知《易》说综论

《孟子》七篇未尝有一语提及《易》,亦未见有对《周易》经传之引用,故后儒对于孟子是否知《易》看法各异。赵岐认为孟子"通五经",程颐言"知《易》者莫如孟子",朱熹却持相反意见。程朱二说可视为汉唐经学向两宋理学转型时理学家尊崇"四书"的不同表述,与赵岐在五经独尊的学术背景下言孟子"通五经"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语境截然不同,但其出发点皆为推重孟子其人其书。明末黄道周以其象数《易》学思维阐释《孟子》与《易》之关系,而刘宗周则从其心性学视阈论述之,为认识此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清儒焦循认为"孟子深于《易》",其《孟子正义》在对《孟子》语句、篇章之意蕴及赵岐传意之解读中多处以《易》解《孟》,但因其对宋明理学家解《孟》之成果一概不收,故也失去了对"《孟子》知《易》"这一学术问题进行全面梳理的可能。围绕《孟子》知《易》展开的各种讨论其实正是各个时代思潮与学者治学个性的综合体现。     

《周易》哲学思想简析

《周易》是我国留传至今的最早的典籍之一。但一提起它人们就与占卜、算卦、封建迷信联系起来。“算卦”成了《周易》的代名词。其实这是对《周易》的曲解。《系辞》讲:“《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可见《周易》作者也不认为它是纯卜筮之书,而是更多地包括了其他内容。当今不少学者认为《周易》     

《周易》与围棋之道

《周易》以"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被称为"大道之源",古人往往把《周易》作为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范式,用以解读现实事物。东汉班固首开以《周易》哲学思想解读围棋的先河,其后以"易"解"弈"者代有其人,形成了具有易学内涵的围棋义理。本文试图通过对《周易》哲学思想影响下围棋之道的剖析,揭示《周易》的现代价值及易学思想观照下的"围棋之道"对现代人的启示。     

论王弼《易》学的“得意忘象”说

王弼(226—249),字辅嗣,三国魏山阳(今河南焦东)人,是中国《易》学史上一位具有非凡建树的杰出《易》家。他所创立的以“扫象阐理”’为宗旨的《周易》学说,全盘冲垮了两汉《易》家沿袭了四百多年的“象数”学积弊,独标新帜,改变了一代学术风气,成为宋代《周易》义理学之先河,并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易》学发展的历史。 “得意忘象”,是王弼“扫象阐理”《易》学体系中的核心纲领,也是他所倡扬的各种解《易》条例赖以置根的基点。因此,本文针对此说,略述其内容实质,考辨其学术渊源,揭明其深远影响,以期展示王弼《易》学独步千古的思想蕴蓄之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