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病人的“选医权”

选医权是病人的一项基本权力,它能消除医患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具有公平的法律价值,能够保证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在实施选医权的过程中,病人要正确行使权力,不能滥用权力,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医院和医生必须为保证病人选医权履行相应的义务。     

论医师避险权的立法证成与完善

北京、上海、青岛等地方立法对医师遭遇威胁和侵害时避险的条件、方式、支持等进行了规定,引发了社会对医师避险权的讨论。从自然权利生成的自然路径、法律实证证成的法律路径和社会现实需要的社会路径进行审视,医师避险权具备权利生成的正当性、合法性及合理性,应成为新兴权利,具有适时性、回避性、系统性、限制性等权利特征。针对目前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应当从进一步明确权利内容、构建风险识别体系、加强医疗机构支持力度、完善救济机制、明确权利行使限制等方面进行完善,推动医师避险权立法的科学化和具体化。     

祛弱权:生命伦理学的人权基础

没有任何一个人始终处在坚韧性状态,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时刻处在脆弱性状态.因此,祛除普遍的脆弱性的价值诉求在道德实践中就转化为作为人权的祛弱权.生命伦理学以祛弱权为其人权基础,也就成了有根的伦理学.     

基因权的证成和体系

基因科技对人的主体性造成冲击,需要通过立法对于人的基因利益予以保障。基因具有人格性,同时也负载着经济利益。现有的权利体系无法全面涵盖基因上的利益关系,基因权成为一项新型权利。基因权的证成建立在基因具有道德意义的基础上,又因为其关涉人的物种尊严、人格尊严和身体尊严,并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使得基因权表现为立体化多面向的权利束。基因权利体系包括基因隐私权、基因平等权、基因知情权和基因利益分享权。在我国现行权利框架下,适宜以单行法的方式完善基因权利制度。

     

生命伦理学（专栏）——祛弱权：生命伦理学的人权基础

没有任何一个人始终处在坚韧性状态,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时刻处在脆弱性状态。因此,祛除普遍的脆弱性的价值诉求在道德实践中就转化为作为人权的祛弱权。生命伦理学以祛弱权为其人权基础,也就成了有根的伦理学。     

新《安全生产法》立法目的评析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决定》对《安全生产法》的立法目的作了部分修改,具有明显的进步,如不再立足于行政监管法,转向规制安全生产全面工作;增加了促进社会发展的目的,体现了社会法基本理念。但遗憾的是新法的立法目的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尚未将职业健康保护纳入其中、保护人员的范围模糊不清、仍然保留着财产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目的。     

论儿童国际收养权利关怀

本文主要探讨了儿童国际收养同意权、身份权和知情权三个问题.要体现对儿童的关怀,在国际收养同意权问题上,应该建立国际收养追认制度;在儿童身份权问题上,应该积极引导儿童树立正确的身份意识;在儿童知情权问题上,应该逐步推行开放收养制度.     

论医疗权及其实践

患者的医疗权可以表现为宪法上的应然权利和实践中的实然权利。在具体医疗实践中 ,患者获得公正、必须和费用节省的医疗服务的权利 ,是以患者支付医疗费用为前提的。在特定情况下 ,虽然患者无支付能力 ,也可以享有医疗权。患者有拒绝医疗的权利     

“拥有诸多权利之权利”何以可能——论阿伦特的人权理论

以自然法为基础的现代人权观念,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普遍适用原则,因而往往陷入"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的泥潭,很难解决现实中"人权灾难"带来的诸多问题。有着"无权利"切身体验的阿伦特认为,从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权利即"拥有诸多权利的权利",才是最基本的权利,主权是人权的最大保障。具有公民精神的个人以积极行动参与公共生活,既可形成团结的共同体,也可实现个人的权利,人权与主权之间的冲突也因此得到了和解。     

论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权

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权",其理论旨趣在于探讨主体在伦理、政治活动中的自由及其实现方式。就"权"的内涵而言,乃是主体对社会规范的变通甚至违背,其依据在于道,道的开放性使"权"成为可能。就"权"的目标而言,先秦儒家主张"时中";就"权"的方式而言,先秦儒家主张"时行"。"权"作为价值创造活动中的自由,是通过人格境界提升的途径来实现的。对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权"进行辨析厘定,有助于我们把握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环节,也有助于我们从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汲取智慧,为我们构建现代伦理学、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积聚传统文化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儒家把行权当否的标准内在化,又有可能导致规范意识的缺失。     

汉娜·阿伦特论“拥有权利的权利”

作为20世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尽管并未系统地阐释一种关于人权的理论,但是人权思想构成了阿伦特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她提出的"拥有权利的权利"(the right to     

罢工权立法问题的若干思考

罢工权是市场经济下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承认的公民权利。这一权利对于平衡和协调劳资关系、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法律所保障之罢工,是合法罢工。合法罢工的要件包括:必须由工会所组织;必须以缔结集体合同为目的;必须保证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安全。合法罢工享有特定的法律保障,这主要表现在合法罢工的民事免责和刑事免责方面。由于劳资矛盾激化和劳工权益的被侵害,我国目前的集权争议和罢工事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现行法律并未禁止罢工,但也没有明确规定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罢工权。这种状况致使罢工的发生和处理都难以规范。面对日益突出的劳资冲突,目前亟需完善罢工权立法,适时明确地规定中国的劳动者享有罢工权,并规定合法罢工的要件。文章具体分析和探讨了完善我国罢工权立法的意义、法律依据、立法内容和立法时机等问题。     

浅论医患关系中的权利冲突——以医师的诊疗权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为例

现实中医患关系呈现给人们的似乎是永远纠缠不清的利益,掩盖了医惠之间模糊的、缺失的权利。实质上引发医患矛盾的主要原因不是利益而是权利的冲突,从医师的诊疗权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医患关系中权利冲突的成因及其表现,提出了相关解决的方法。     

论劳动的道德关系

劳动在造就了人的同时,也使人获得了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不劳动或不爱劳动就是不为社会尽义务,同时,社会不给劳动者劳动的机会,就是剥夺了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在劳动过程中,职业化的劳动不仅要对行业负责,也要对社会负责;在劳动结果上,要实现劳动得失的平衡,体现社会最基本的公平正义.     

“群己权界”中的道德权利与伦理秩序

道德权利理论不是伦理学中的固有论题,其近几十年的兴起是缘于维护个体利益的需要。而带来的难题是,哪些道德权利必须保护,道德权利不可僭越的边界又是什么。通常采用的以静态的、原子式的方式抽象地分析道德权利,并将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关联讨论的方法,不能解答以上问题。对此,“群己权界”的辩证思维方式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因为个体的“道德权利”与群体的“伦理秩序”处于一个复杂的张力结构中,两种力量相互制约、相互规定,共存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的统一体中。伦理秩序必须尊重个体的生命权、尊严权等基本道德权利,而道德权利也不能冲击伦理秩序的有序、和谐和公正原则。此外,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允许道德权利的边界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在特定时期、非常状态下,个体的道德权利受到一定限制,而要保证伦理秩序的优先性。     

论人的尊严与死亡权

人的尊严是一项古老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对人的尊严理论的分歧在于它是内生的还是获得的。尽管这种争论至今未有定论,但二战后的法律文件将人的尊严地位提升到人权基础的高度。就临终病人的死亡权而言,康德"基于道德自主的人的尊严"之哲学智慧受到挑战。人的尊严之现代意蕴主张以"尊重人"替代"尊重选择"而成为首要原则。人的尊严是病人自主的基础。死亡权的尊严内涵是作为选择的尊严和作为关系的尊严之有效结合。     

我国加强国民健康权法治保障的伦理思考

我国《民法典》将健康权规定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并予以保护。《宪法》并没有明确将健康权规定为基本权利,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根据宪法首次提出国家和社会尊重并保护公民的健康权。在我国,国民健康权法定化的伦理基础表现在,健康权是一种自然权利,是公民理应拥有的权利;健康权是一项重要人权,健康权体现一个人的固有尊严;健康权是健康伦理的核心内容。尊重、保护和实现健康权应该注意的问题有：厘清健康权的内涵和边界,认清健康权法定化的价值和意义,注意健康法定权利和道德权利、公法与私法以及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之间的互动。     

论法律职业伦理的价值取向

法律职业伦理的价值实现,离不开对法律职业人道德规范的约束,只有在明确了法律职业人职业道德准则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法律职业伦理的价值。我国法律职业人道德规范确立的基本准则应为诚信和公正。诚信是最基本的起点,公正则为诚信的依归。在我国现阶段,确立诚信和公正的道德标准符合我国法律职业伦理制度的实际情况。     

论食品安全权的伦理之善

食品安全权集公民个人生命权、健康权和安全权的权利诉求与国家社会对公民个人生命权、健康权和安全权的维护保障于一身,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利伦理要义。食品安全权是对公民生命权、健康权和安全权的价值认同和权利确证,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生命权利的维护和对饮食健康或无害的保障。食品安全权具有维持人的生命存在的自然善（存在）、追求健康和美好生活的自我善（发展）、为他人的食品安全之善生成共在的伦理世界（完善）等多重伦理深蕴,是自然善、自我善、他人善和社会善的有机统一,构成人们道德生活中其他善的始基和源头。     

论行政执法权下沉的国家能力基础

行政执法权下沉乡镇街道改革实践的不断开展,展现出国家强化基层执法与提升治理效能的目标期待。但是,行政执法权下沉却导致“治理负荷”的产生,基层执法面临合法性压力,权力下放与承接主体间的沟通成本陡增,乡镇街道在获得执法权的同时也承受了更多的执法负担。从本质上看,“治理负荷”反映了我国当前国家能力不足的窘境,国家法律制度的供给能力、执法权下沉的激励强度、乡镇街道执法的基础能力均有所欠缺。对此,须充分认识法律改革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运用法律与政策手段重塑行政执法权下沉的国家能力基础,实现行政执法权下沉法律制度的精细化,构建科层与市场相结合的激励机制,以提升激励强度,强化乡镇街道执法的人员配置及其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