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子的孝道观

被古人视为至孝、尊为“宗圣”的曾子,是春秋末战国初儒家孝治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孝道观,将孝视为道德核心、法制基础、治世大计,是人类对天道自然的仿效,更是个人人格修养的目标。其孝道伦理思想博大精深。     

曾子学派的孝治思想

本文较系统地研讨了儒家的曾子学派。考订出《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即《汉书·艺文志》儒家著录的《曾子》十八篇的遗文,认为《曾子》书盖出曾子再传弟子所缀辑,其成书当在战国前期,并论证了《孝经》为曾子学派的著作。孔子以后,儒家发生分化,曾子学派主张以孝治天下,形成颇有影响的儒家孝治思想。文中对曾子学派的天人一贯的自然观、孝的人生观、道德实践及学习方法均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评述了儒家孝治派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论曾子的孝道观

曾子作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对孔子的孝道无限膨胀和扩大，成为中国古代传统孝道理论的集大成者，其孝道不仅对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在当代仍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     

儒家孝道观的形成与演变

儒家孝道观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质。同时,孝道观也 有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夏、商、周三代,孝亲之心表现为传统宗教中的祖先崇拜观念,发 挥着维系宗族团结、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对传统宗教中的 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使其从一种虔诚礼敬的宗教伦理变成了一种对家族生活反思的人生哲 学;从宗教祭祀活动变成了深入社会的家庭规范。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夸大了孝道的引申意义 ──“以孝治天下”,使之变成了一种国家政治哲学,一方面掩盖了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歪 曲了孝道伦理的本身意义。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家庭仍然发挥着“抚幼养老”的社会职能。因而, 儒家的孝道观复归其本来意义,仍然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论曾子以孝为核心的伦理思想

曾子是孔门弟子中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上承孔子,下启思孟学派,曾子的思想以伦理为核心,除了他的"孝"的思想外,在道德修养的内在自觉、君子人格与豪杰气象,以及从责义到仁义等方面对后来的儒家学者也都有着重要影响.     

论儒佛孝道观的歧异

以报恩为理论根基,佛教孝道始终保持着自己宗教伦理的基本特色,从而在孝道内涵、孝道境界以及行孝方式上与儒家孝道发生了歧异.总体上看,佛教孝道的慈悲、平等精神,与儒家孝道对尊卑上下等级秩序的追求形成鲜明对比,佛教孝道浓厚的出世、宗教色彩,也与儒家孝道世俗、人间的面貌大相径庭,并由此而成为对儒家孝道的重要补充.     

论儒家孝道里的终极关怀意识

与其他文化传统不同,儒家独特的终极关怀意识是围绕孝道进行的,在孝道观念里,孝养父母、祭祖敬天是对自己及万物生命之源的追溯,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意识与超越精神;爱惜自己的身体与品德并关爱他人及世间万物,体现了对当下生命的敬畏护养及天人一体的情怀;重视婚育进而重视文化生命的传承,是对生命之流的延续,体现出面向未来的开放精神及人文关怀。孝道就在这种纵向上过去、现在、未来的打通,横向上个体、家庭、社会、宇宙的拓展、层次上肉体生命到精神生命的升华中,将个体的有限生命汇聚、拓展、升华成一个超越而无限的大生命,从而完成了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研究儒家孝道里的终极关怀意识,对于重塑现代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从而满足中国人的生命深层次需要,有着重要的理论及实践价值。     

儒家孝道伦理与超越性问题——重思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孝道的论述

韦伯以为孝道是中华文明中一切德行的源头,是作为家产官僚制中国的统治阶层——儒士阶层的身份伦理或官僚哲学.由于韦伯祛除了儒家孝道的“孝天”维度而专注于孝亲,并且不能看到孝与仁的一体关联,所以孝道被降格为缺乏形而上学与超越性支撑的习俗伦理,这使得孝道伦理成了基于传统主义的对世界的被动适应,缺乏支配与转化世界的动能.以基督教一神教为背景,韦伯认为,儒家天命不废百神因而不能脱离巫术,不能达成自身的合理化;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爱的秩序”无法超出世内之人的常情,转而将现实世界视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一个,以至于丧失改造动能;而基督教则能从超越性的普遍之爱出发,将现世与超世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最大化,从而内含改造现实世界的动能.韦伯对儒家孝道伦理的论述是从现代性的西方文明起源的问题意识出发,而在西方文明的他者中寻求旁证,因而儒家孝道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     

子思为孔孟之间的过渡环节——以孟子性善论的形成为例

一、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脉相承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将子思、孟子列为一派,自此,人们以子思、孟子并称“思孟学派”。从时间上看,子思及其后学介于孔、孟之间;从传承谱系来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脉相承。孟子上承子思,子思为从孔子到孟子思想的中间过渡环节。关于孔子之后及门弟子分化的情况,梁启超认为,孔子死后,门人弟子分为二派:一派注重外观的典章文物,以有若、子夏、子游、子张为代表;一派注重内省的身心修养,以曾子、子思、孟子为代表。(参见梁启超,第122—123页)据梁说可以认为,曾子、子思、孟子当为一系。曾子小孔子4…     

儒家孝道与蒙元政治

蒙元提倡以孝治天下,表现在政治、礼制、皇位继承、官吏选拔、法制及社会教化等诸多方面,其基本特点是移孝作忠,忠大于孝。就坚持孝道本身而言,蒙古与汉族并无本质的区别,但是在礼制上,蒙元却实行两套作法,比如在蒙元统治范围内,汉人可以按其习俗省亲、丁忧等,而蒙古人、色目人却各随其便,不做要求。     

论孔门七十子的讲习活动——兼及《论语》的形成

孔子去世后,七十子开展了孔子语录的讲习活动,这种活动的参与者多是七十子中的后辈弟子,有若、子游、子张、子夏等人是讲习活动的中坚力量。其中,有若以对孔子言行的精深理解,被一些后辈弟子推举为孔门代表,即"师事有若"。随着时间的流逝,讲习孔子语录的活动开始被曾子接管,在曾子手中,七十子同辈间讲习孔子语录的活动变成师徒间的传授。于此,孔子语录的讲习活动成为孔门正规化、模式化的传授行为。七十子开创的孔子语录的讲习活动,大大增加了孔子语录的数量和种类。经过七十子和再传弟子的辛勤努力,以《论语》为代表的孔子语录文献正式形成。     

论儒家“孝道”原则与现代“人人共享社会”

本文主要探讨儒家“孝道”原则在现代老龄化社会中的积极意义。儒家“孝道”原则强调对父母、老年人的尊敬、赡养是为人的一项道德标准。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联合国提出了“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社会”的主张。这种主张认为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基于根本性的法权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种以法律、制度、政策等要素构成的规则化社会能够保障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条件 ,但也存在着缺少伦理亲情关怀的不足。以强调伦理情感和亲情关怀为基础的儒家“孝道”原则就能够成为它的必要补充。     

亲情与恩义:论荀子孝道观的价值维度

儒家孝道所建构的人伦关系,基于血缘亲情与恩义而建立,蕴含着子女对双亲的感恩之情和家庭伦理责任。养亲、敬亲、顺亲、谏亲是考察儒家孝道的四个主要价值维度。与孔孟孝论强调"亲亲",注重子女对父母的养、敬、顺有所不同,荀子孝论以人性恶为理论基础,凸显了礼义对孝道的引导和矫正功能。荀子提出"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主张从义不从父,将子道与臣道相贯通,把持义谏亲的社群价值置于诚敬顺亲的族群价值之上,为解决"顺亲"和"谏亲"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提供了一条可行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转和社会公德、社会正义的实现。     

曾子伦理政治思想述评

在孔孟之间的思想变迁过程中,“孔子之学,曾子独得其宗”。曾子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孔子重孝道、重道德修养、理想人格及重修己正人等思想,另一方面又直接启导了后来的子思、孟子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孔孟思想变迁过程中十分关键的代表性人物。在儒学思想发展史上,曾子对儒家思想发展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的孝道观、道德自律观及修己正人的道德政治观。曾子的伦理政治思想成为孔子思想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郭店楚简与《曾子》

新近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 其中的儒家类著作,虽然不能断定其必然出于曾子一系儒家,但是却从一个侧面为研究曾子的著述提供了依据。基于楚简的儒家类文献, 我们认为, 保存在 《大戴礼记》一书中的 《曾子》十篇就是曾子及其弟子思想学说的汇编     

论大足孝道石刻在佛教中国化中的作用

大足佛教石刻中的传统儒家孝道内容,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佛教传入中土以来,对于传统儒家的种种攻击,采取了曲折自卫、逐步演化的过程。这个演化的过程,也就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即是以孝道为载体的。理论以唐代的《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和宋代契嵩的《孝论》的出炉为标志,而实践层面则要首推大足石刻造像对孝道的形象、生动的阐发。大足石刻对孝道思想形象的刻划,对佛教的中国化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儒家思想对传统体育的影响

儒家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自从孔子创立学派后,深得后人信奉,《韩非子·显学》记载儒家分为子张、子思、颜氏、孟氏、(孟子)漆雕氏、仲良氏、孙氏(荀子)、乐正氏八派,以孟子和荀子两派对社会影响最大,特别是宋代以后,被视为孔子嫡传弟子,儒家尊孟子为“亚圣”,孔庙列位祀奉。儒家思想是自汉代以来两千多年中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节制和规范人们言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生活准则,他对我国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传统体育生活也有很大影响。再看历史上的中国体育,从体育方法、内容、制度、思想上与它是分不开…     

道教孝道观刍议

道教将出世解脱与入世修行相结合,具有重视现实伦理的特点。道教孝道观总体上吸收借鉴儒家孝道伦理,既有善事父母的基本要求也由孝推忠,将孝道泛化。但因道教宗教目标与儒家入世理想的差异,道教孝道观又有自身一些特征,主要体现为将宗教目标贯注于养亲荣亲的孝道内涵中、将孝道发展为保养身心的修炼操作技术以及在孝道观中推尊母亲的地位三个方面。     

文昌信仰与传统孝道关系研究

文昌本是天上星神,后来衍变为主司科举文运、劝善教化的人格神。明清时期,伴随着文昌信仰的兴盛,文昌信仰与传统孝道的结合越发紧密,逐渐形成了以文昌信仰为中心的劝孝教化机制。文昌信仰与传统孝道的结合实则是道教神学与儒家传统孝道的结合。道教神学体系是儒家传统孝道的载体,儒家传统孝道思想则通过道教神学的形式得到强化和贯彻。特别是在明中叶以后社会出现信仰危机时,这种融合儒道宣扬孝道的方式更易于被寻常百姓所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儒家孝道教化功能的不足,对明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孝与仁义礼智的关系——兼谈儒家孝道与公私生活

儒家孝道与仁义礼智四德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仁是孝悌的本体根据，孝悌是行仁的工夫起点，克尽孝道不能违反普遍的礼法规范和社会公义，以义事亲的大孝观念要求道德主体具备健全的是非判断的智慧。孝与仁、义、礼、智的内在统一表明，理解并提倡正确的孝道观念不仅有助于家庭和睦，而且有助于仁爱之情的培养以及社会公德和正义风气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