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词变革与宋代儒学复兴的内在联系及其思想旨归

纷争不已的宋代儒学复兴运动背后是士人们以重建完美社会秩序和精神世界为终极目标的共同追求,它是我们理解苏轼变革词体的思想主线和文化基础。苏轼对词体的变革,是11世纪中叶整个宋代士人精英群体在如何构建完美社会的思想基础分裂后,儒学复兴运动开始由"外王"向"内圣"阶段转换的一部分。《周易》中的"变"和中庸之道是主导苏轼人生和创作的核心认识论和方法论,它们合理地解释了苏轼词中复杂的思想倾向和他对出仕与归隐的选择。     

柳宗元与儒学复兴

柳宗元关于“文以明道”的文道统一观,突出地反映了唐代古文运动具有文学革新和儒学复兴双重性质。柳宗元不仅大力提倡文学复古,而且积极鼓吹儒学复兴。但是,柳宗元与儒学复兴的关系问题,至今尚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点尝试,简略地论述一下柳宗元的儒学复兴理论和实践,希望引起讨论,以便把柳宗元研究引向深入。     

对复兴儒学的困惑与思考

儒学评价的问题,自“五四”以来,几度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扬之者九天,抑之者粪壤,实为最棘手的公案之一。而诸多前辈时贤沉浸其中,钩沉索隐,发微阐幽,各种观点均有相当充分的论述,可谓剩义无多。笔者对此素有兴趣,但于抑扬之际,颇感难以定夺,本无置喙意。年来,随国家经济转型的加速,对文化建设的呼唤也日见强烈,复兴儒学的主张又时见报刊,大意谓东亚各国的经济腾飞有赖于儒学,而我国应借鉴此经验,以倡导推行儒家文化来促进现代化进程。因兹事体大,于国计民生或有关联,故不揣浅陋,略陈多年之困惑,以期引起讨论。     

北宋儒学复兴与易学历史哲学的关系

本文认为,北宋儒者力图从儒学经典中去探求一种大中至正之道,将之上升为最高的理性原则和文化精神,即所谓天道或天理,并以之来制约王权在世间所具有的至高无上地位,为经世济民提供理论指导,这是北宋儒学复兴的深层动因之一,北宋儒者主要通过阐发<周易>之理来实现儒学的复兴.他们希望通过对理想政治蓝图的描画来规正现实政治生活的发展道路,为此,他们对历史发展目标、社会历史的结构及其变迁、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规律等历史哲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易学历史哲学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北宋儒学的复兴得益于易学历史哲学诸问题的探究.     

论戴震复兴儒学的努力

戴震是清代中叶县具个性的儒学大师,他在学术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树,对他生活的时代和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又说：“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足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梁氏甚至认为,戴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本质绝相类”以清代学术概论》）。胡适也认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戴东原的哲学》）梁、胡二人都强调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创新,是很有见地的。侯外庐等学者则强调戴震哲学的启蒙意义。随着戴…     

儒学三次复兴的当代启示

当下如何复兴儒学?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代(当下生活的时代)循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复兴儒学都不足取,\"儒学世俗化\"应是当下复兴儒学所应遵循的路向。儒学世俗化,是祛儒学精神贵族化之魅,使之重归原始儒学之世俗情怀与世俗关切,而不是使儒学化为庸俗。为求儒学世俗化,儒学在当代迫切需要实现三大转变:(1)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2)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3)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问题。     

从韩愈看唐代儒学复兴与华严之关系

韩愈是儒学复兴的先驱,在唐代文化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影响力。钱穆称:"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1]陈寅恪《论韩愈》中这样评价:"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开捩点之人物也。"[2]虽然韩愈以攘排佛老而闻名,但韩愈与华严先祖澄观、宗密亦有密切往来。     

用现实眼光看儒学复兴问题

“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部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深至巨。国学虽居于象牙之塔,却已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按间接地参与现实生活。认识、分析和论说国学同民众及现实生活的联系,阐发国学的现实意义,是“国学与现实笔谈”这个栏目的宗旨。     

柳宗元在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地位

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学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一般认为,这一运动是由韩愈发动和领导的,唐末皮日休说：“文公之文,潮杨墨子不毛之地,陕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皮子文获》卷第九）北宋苏武更称赞韩愈“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他们都把韩愈视作儒学复兴运动的旗手。历史上韩柳并称,柳宗元是否也是这场儒学复兴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手者？他在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地位以及对后世儒学发展的影响如何？本文对这些问题试加探讨。一、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运动历…     

熊十力之《周易》新诠释与儒学复兴

熊十力生当20世纪前半叶,在面对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现代文化交锋的时代背景之下,把现实的根本问题判断为挺立民族文化主体的生命问题,企图通过对《周易》的改铸与辨伪的新的诠释来复兴儒家固有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进而会通中西文化及哲学。     

儒学当代复兴的思想视域问题——\"儒学三期\"新论

儒家没有新的,然而儒学是常新的.儒家的复兴在于儒学的重建.儒学的当代重建必须在当代的\"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中进行,才能顺应当代的生活、而避免原教旨主义.这就需要对儒学史进行一种新的认识,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儒学三期\"说.     

孔孟儒学与“玄学”及宋代理学的区别

孔孟儒学,是中国族群的优良文化传统,需要辨明道理,剔除糟粕,让孔孟儒学推崇爱民、养民、育民的德政传统,广大于中国,构建安民和谐的社会.玄学产生于君主无为,大臣(世袭职位的门阀士族)专权.任继愈指出,“玄学”与“先秦两汉的孔子大不相同”.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这是继承德政传统,不是独辟蹊径的新说.宋代理学宣扬“天理”被确认为官学后,抑制人服从君主,因此不能把熏染着封建糟粕的宋代理学,硬拉进孔孟儒学混谈.继承儒学传统,发展中国,是不能推辞的责任.     

宋代经学诠释与朱熹对儒学终极关切的构建

"士志于道","道"与儒士同一而又超越,而"道"的呈现必然仰仗"经"的媒介。所以,作为关乎儒士终极关切的经学诠释学,从一开始的设定就是存在论诠释学,而不完全是技艺论诠释学。当朱熹以"心性理"的诠释为仁义之道设定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绝对基设之时,儒士所一直寻求的儒学终极关切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构建也得以完成。     

叶时《礼经会元》与宋代儒学的发展

清代学者纳兰性德曾指出:"宋之群儒,经义最富,独诠解《周礼》者寡,见于《志》者仅二十有二家而已。盖自王安石当国,变常平为青苗,藉口《周官》泉府之遗,作新经义,以所创新法尽傅着之,又废《春秋》,不立学官,于是与王氏异者多说《春秋》而罢言《周礼》。若颖滨苏氏、五峰胡氏,殆攻王氏而并及于     

从哲学与社会学的视角看儒学/儒教的复兴

2016年12月26日,复旦大学全球化与宗教研究项目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一场以"从哲学与社会学的视角看儒学/儒教的复兴"为主旨的跨学科学术对话。对话由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范丽珠教授主持,涉及儒学/儒教复兴进程中诸多引人深思的议题,本刊特予刊发,以飨读者。本文录音原稿由徐海峰整理,刊发时略有删节并拟定各节标题。     

论大陆儒学复兴运动的实践化导向

新世纪以来,继港、台之后,大陆重新成为儒学发展的中心区域.虽然像\"五四运动\"那样反传统的狂飙运动已不复存在,但是儒学所要面临的真正挑战却悄然来临——在全新的历史情境和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儒学如何能够在现实中找到新的生长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恢复儒学在历史上的\"独尊\"地位,或者使之重新上升为某种主导的意识形态.对于儒学来说,真正的挑战来自生活世界.     

从“文化断裂”看传统儒学的复兴

儒学在经历了五四以来的深刻而又偏激的批判和文革中全面彻底的扫荡之后,似乎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大潮的强力冲击和深层渗透下,现代化语境进一步加深了传统文化的危机并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断裂。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学如何摆脱内外困境,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儒学的批判性与批判儒学

<正>儒学历来都具有批判性,这种批判性既表现在对世俗社会风气、政治上的不合理之处展开批判,亦表现在对儒家以外其他各家思想的批判方面,当然还表现在对儒学内部不同     

淡定的范仲淹

正真正淡定的人不会言必提淡定,但一言一行皆淡定。比如北宋范仲淹。范仲淹之苦读,历来为人称道。《宋史·范仲淹传》载其少时苦读,居醴泉寺,以水沃面,划粥断齑,不以为苦。范仲淹后到应天府书院求学,精通书经,心中已有大志。公元1014年,宋真宗驾临应天府,当地万人争睹皇威,独范仲淹仍埋头苦读。面对同窗疑惑,他淡然以对:"将来再见也不晚。"终于在第二年,他高中进士,坐骑骏马,踏遍汴京,他慨然而叹:"长白一寒儒,岁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