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转纬为说”考

郑玄在注释群经时,往往称引谶纬,且常有转"纬"为"说"的现象。后人因误读《礼记正义》所引《郑志》,多信从汉末禁绝谶纬之说,并将其归因为党锢之祸。此说实乃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所创,并无实据。郑玄在遭党锢之祸时未曾噤口不言谶纬之名,在党锢之祸后也没有停用"说"这一指称。据此可证所谓转"纬"为"说"与党锢之祸无关。郑玄十分重视以谶纬解经,将其视为经注之一种,加之汉儒行文过程中指称经注十分随意,故常以"说"代称谶纬。     

郑玄“以易笺诗”考论

在中国《诗经》学史上,郑玄的《毛诗传笺》久负盛名。尤其是他利用由古代礼义与礼例对《诗》作了制度化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孔子以来说《诗》的重要发展。然而,作为郑玄《诗》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的"以易笺诗",却常为世人所忽略。本文通过对《郑笺》与《易注》的梳理与论证,指出郑玄以《周易》卦爻象与《易传》笺《诗》,虽然大多是片断的,不连贯的,有的甚至是随文引申有感而发,但是他借助《周易》话语,运用当时的社会观念和理论表述自己对《诗》的理解,丰富和深化了《诗》学的"比兴"手法、"天命"观念与讽喻功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诗》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动向。     

郑玄“太易”说与中国哲学本体论逻辑进程

先秦本体论哲学原本是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合一的,也是有无混一、体用不二的。但是秦汉以降,中国的本体论哲学有两个思维发展的歧出,一是元气论的宇宙生成论;二是玄学本体论。这两个思维发展的歧出分别延续了最高本体双重规定的器的层面和道的层面,有的层面和无的层面,用的层面和体的层面。发展到宋代的理学,这两个歧出终于都得到修正,呈现出向先秦本体论哲学圆融特质的回归。在这一逻辑进程中,郑玄对《易纬》太易范畴的解读在很多方面都是重要的一环。     

儒法两道的“显性宣扬”与“匿名运用”

儒家思想因其能够为传统社会提供稳定的精神基础而成为被"显性宣扬"的官方意识形态。但权力私产化诱发的残酷争夺及儒家与专制政治的某些理论冲突,使后者需要通过法家思想的"匿名运用"为其提供非德性的方法论。"家天下"作为政治运行的基轴,使维系专制政权的稳固才是唯一的"里",儒法两道只是作为手段而分别予以"显性宣扬"与"匿名运用"的"表",它们之间虽存在运用方式的差异,却都被"买椟还珠"。     

郑玄的人格与经学

郑玄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大师。他一生不慕名利，不羡豪奢，不倚权势，潜心经籍，遍注群经，敢破家法，务实求真，致有“经神”之称。由于他毕生不懈的努力，西汉以来长久的今古文经学的纷争烦扰终告结束。“郑学”的确立，代表了汉代经学的最高成就；而郑立的学术思想，既标志着汉代经学哲学的终结，又孕籍着魏晋一代玄学理性的精神因子。一、文化生命的人格涵养齐鲁之邦曾经养育了众多灵杰的儿女，孔孟二圣俱生长于这方厚土，儒家学说的创源与发展跟这片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则深受着儒家思想学说的浸润。郑宝家乡北海高密本…     

“道”:道路与道说

在海德格尔与中国道家的关系中,从思想层面上讲,最引人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海德格尔到底从老庄那里获得了什么启发?在事实层面上,则他与中国学者萧师毅于1946年共译《老子》的经历,由于某些人士(比如海德格尔的)L二子赫尔曼)的否认,也似乎成了一个问题。这里选译的三篇文章直接有助于回答这两个问题。迈(May)的文章出自他那本探讨海德格尔哲学中《隐藏着的东亚思想来源》的名作。此文最突出的贡献是考订了海德格尔所使用的《老子》与《庄子》的德文译本,并将它们与海德格尔著作中的一些相关说法进行对比,由此而表明后期海德格尔在何等深刻和关键的意义上受到了老庄的影响。萧师毅的文章是关于那个“共译《道德经》”问题的第一手材料,而著名的海德格尔专家波格勒的《再论海德格尔与老子》,则是继他以前的那篇《东西方对话:海德格尔与老子》之后,考虑到有人否定有关事实而做的再次考察的结果。而且,此文还提供了一些新的有关事实与材料。     

韩非的“因道全法”思想

"因道全法"是韩非法治思想的核心,依据客观法则全面以法治国是"因道全法"的现代话语解释。韩非从老子的"道法自然"出发创建"道""理"法哲学,"道"产生"理","理"符合"道","道理"共同构成客观法则,法产自并遵从"道理"。"因道全法"即全面以法治国,包括法外无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法弃仁",万事皆从法;"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世异则事异"和"不重变法"相结合。"因道全法"的目的是张扬君权,君主要遵守"国道"、"常道"和"治道"。"以法为本"、法术势结合是"因道全法"思想的操作系统。"因道全法"思想集中表现了韩非"君主论"对中国传统法治理论的突出贡献。     

“母”与“道”的具象

这篇文章重新审视战国时期道家哲学中"母亲"形象的作用这一问题。作者使用最新出土文献来探讨传世《老子》版本中的例子是否存在特定的主题或隐喻,并归纳出"母亲"这一形象的两个隐喻:既代表了生死两个状态之间的不死不生的时刻,又像其子"道"一样代表生与死的永恒重复循环的。     

司马承祯的“道”与“琴”

司马承祯是唐代著名道士,在琴学方面有很深造诣,不仅善弹琴、能作曲,还精通斫琴,著有《坐忘论》一文,由此作琴曲《坐忘引》,另有《蓬莱操》《白云引》等道家琴曲。本文通过分析他的名著《坐忘论》《素琴传》,说明他的道家思想对于他的琴学有着重要影响;同样,其在琴学方面的成就,也是他整个人生在道家审美境界上的延伸。他在《坐忘论》中提出的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等修道的关键阶段,与他在《素琴传》中所主张的禁邪僻之情、存雅正之志、修身理性、返其天真的思想是相互印证的。     

郑玄易学与道家学术

郑玄援引《老》、《庄》释《易》,其易学中的神秘主义成分与汉代道家关系密切,其易学中的“有无”、“自然”之论启发了魏晋玄学的理论探索.郑玄易学与道家学术之间的联系值得关注.     

道“悦”与道“救”:老子之道的情意性特征

学界通常把老子之道理解为无情感、无意志的道,而难以整体自洽打通全文,而《老子》文本里多处原文涉及超越性的意志存在。道不是无生命的死道,作为情意性存在,具有情感性与意志性。楚简《老子》里,作者用“悦”(“敚”)来规定道,具有喜悦之情感性,可以理解为喜神(老子还用“谷神不死”言道,道是一种神性存在);今本《老子》里的“以慈卫之”也是道的情感性,用“道亦乐得之”来论述情感性的人·道关系;今本《老子》的“天将救之”“有罪以免”“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等系统体现了天道的意志性,可以解读为天道的救赎性与终极价值性。道有情意性,同时又不干预人的主体性,“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具有人文主义色彩。     

郑玄《中庸注》中的“孔子之德”

郑玄的《中庸注》具有明显的文本整体意识,具有与朱熹《中庸章句》不同的分章结构,并对《中庸》主旨有独到理解。郑玄认为《中庸》的主旨是彰显“孔子之德”,孔子作为一个有德无位的圣人,承担着作经、制法的天赋使命。“孔子之德”包含三层含义,即“君德”“隐德”“前知之德”,合而言之,就是郑玄所理解的“孔子之中庸”。依据《中庸注》的理解,“孔子之德”主要凸显于《中庸》末章,但在全篇的文本中也存在前后对照的关系。     

郑玄《仪礼注》“礼不必”发微

礼不必是郑玄根据《仪礼》文本,准确把握和灵活运用儒家礼义思想而总结提出的礼学理论。该理论阐释了行礼过程中的一些毋必原则,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主人接待客人,不必知道客人必为某事而来,也不必期待客人必行某种相应的礼仪,主人首先谦恭行礼,即使内心对此已经晓明,仍然执礼询问,以示恭己敬人之意。第二,教授者示范礼仪程式,不必期待被教习者必须要统一学会,即使已知大家能够掌握,也依然保持预为示范的姿态,以备尚未知者。第三,臣下侍奉国君,虽知按礼规程当为如此,也不敢期待国君必行某事,而是跟随国君指令行事,以示不敢自明自专之意。如此做的目的,在于让对方充分感受到自己的恭敬与谦虚,愿将主动权交给对方,根据对方的指示而沟通交流或协商谋事。这一套礼仪做法及其内含的礼义精神,郑玄将其提炼概括为礼不必的原则。     

老子“尊道贵德”与“和谐共生”之道

在道家哲学中,道有体用.道体就是宇宙的本原,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从其“用”看,道就是法则秩序,能够顺应天地秩序而行的,那就是“常道”,所以能“周行而不殆”.因此《老子》首章就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21章具体地描述了道的面貌: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宋儒对“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一句,用“心地光明”作为注脚,充分显露出“道”的玄妙性与真确性.     

“鬼道”、“仙道”与“正一盟威之道”

在汉晋的历史文献中,多称张陵之道教为"鬼道",称其道徒名为"鬼卒". <三国志张鲁传>曰:"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     

老子的“无为”与循“道”

<正>文浅意深却足为万物之至理的道家“无为”二字,如何从哲学的根本之处、以贯通无碍之心,说个透彻明白?本文拟对“无为”多个层次的内涵进行深入解析,尝试整理出一个“无为”的内涵结构。一、无为而治——循情,不作而为我们先对最广而知之的“无为而治”做点解释。我们知道,“无为而治”经常发生在史上朝代建立之初,府库匮乏、车怠马烦、百姓急需休养生息的时候。此时,为政之要在不扰民、少干涉、无妄为、有所不为。其实,这样简截明白、易知易行的,就是大道。表面看是随顺事物本来的规律,寂然无为,实则是因     

道统与法统——儒家“中道”的法文化思考

<正> 一伪古文《尚书》之《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宋儒赞为尧舜禹的“十六字心传”,用朱熹的话说,是“上古圣神继天立极”,“传有自来”的“道统”(《中庸章句序》)。后人以为《大禹谟》晚出,“心传”、“道统”云云不过是虚浮之辞,不足为训。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一以贯之”就是有“统”。“道统”一词虽为韩愈受佛家佛统启发而移植过来的,但用在儒家身上也未尝不可,不可谓儒家无“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这种“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便是儒家的“道统”,它的内涵即“允执厥中”,简言之,就是一个“中”字。     

“周孔”与“周孔之道”述论

周公制礼作乐,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孔子有感于所处之世礼崩乐坏,向往周公之治,试图恢复周礼。孟子最早提出"周孔之道"。先秦儒家以周孔为圣人,而其他诸家则借批评周孔以表达学派思想。司马迁宣扬"周孔之道"最力,东汉明帝时将周孔之道纳入国家教化体系。隋代王通承孔子"从周"之志,提倡以礼乐之道化成天下。唐太宗时周、孔分祀,迄至中唐,韩愈作《原道》,区分治统与道统,"孔孟"逐渐代替"周孔"。明末黄道周认为宋儒乃因治统缺失而强调道统,从而导致门户之见的产生,因此他弘扬六经、回归周孔之学以救时弊。清代朱彝尊亦提倡周孔之道,而章学诚则认为义理、博学、文章三者必合于一,乃可通往周孔之道,道统于此有向学统转化的迹象。当今反思周孔之道的历史发展,对重建礼义之邦、实现文化复兴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经史之间的郑玄

两汉今文经学强调六经折中于孔子,经学为孔子所立之法。汉末面对《周官》《左传》等典籍的传播与兴盛,郑玄把古文经典纳入经学体系。郑玄的注经目标,是"究先圣之元意",其基本背景,是体现在《汉书·艺文志》中把经学理解为"王官学"的体系。把经学视为王官学,容易导出经学就是历史。而在郑玄的体系中,经书是自伏羲至孔子所遗的文献集合,而历史只是理解经书的一种方式,作为文献的经书本身是独立的。经书的独立性与解经方法的历史化,既维系了经部的独立地位,也塑造了中国的经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