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共生关系新证——从汤用彤清华遗文《论成周学礼》看文化启蒙

正笔者近来于清华大学图书馆发现了长期以来罕为人知的汤用彤的早期作品《论成周学礼》。这篇遗文虽已尘封了近一个世纪,如今重读,颇感其中许多见解并未过时,是今天仍然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如果说汤用彤最早发表的论文《道德为立国之本议》是其学术思想的总纲,那么《论成周学礼》则是他对礼学现代价值的专题研究。[1]汤用彤之所以折服于周礼,是因为它以君子理想道德人格教育为核心而建立,既是仁政的体现,又是修身的法则,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周礼的典章和道德规范     

从汤用彤的首篇论文看学衡派的思想渊源

辛亥革命后,中国仍未摆脱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凌的困境,且在政治、军事、社会秩序等各方面陷入混乱局面;加之西方各种思潮蜂拥而入,对失去制度基础的儒学造成强烈冲击,从而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意义迷失与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如何尽快地拨乱反正,重建国人的价值体系,成为当务之急。这种情势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条件,而欧战引发的西方文化危机则进一步为之提供了契机。作为学衡派中坚的汤用彤的文化保守主义观念,正是在此时开始形成,并走在了时代前列。较之     

“弘道”:抗战时期的钱穆与吴宓

抗战时期,史学家钱穆和外国文学家、诗人吴宓在长沙临时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时为同事,后两人先后离开西南联大转到成都高校任教。两人属大范围朋友圈子的交往,与众所周知的吴宓和陈寅恪的紧密友谊关系、钱穆和顾颉刚的紧密友谊关系相比显然不同。然而,吴宓和陈寅恪私交虽密,但两人学术主旨并非完全一致;同样,钱穆和顾颉刚私交亦非常密切,但两人学术主旨差别也较明显。就学术主旨而言,钱吴两人反倒是更为接近,他们二人都是自命立志守护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那样一种人。即使在极其需要弘扬儒家文化的抗战时期,儒家文化派仍然处于学界边缘,此由钱穆和吴宓二人在抗战时期的学术境遇可见一斑。     

马修·阿诺德的“天人之策”

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既是一部文化批评名著,也是一部政治学名作。作者应时势之需要,赋予文化以政治教化的功能,以此来纠偏中产阶级的市侩习气,驯化底层民众的反抗精神,以力求社会摆脱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可能。阿诺德的对策固然有迂阔不实的一面,可他从文化角度去解决社会问题,对于20世纪新左派知识分子倡导的文化政治多有启发。     

论昔勒尼派的“快乐”

在古希腊伦理学中,昔勒尼派伦理学是唯一拒斥幸福主义的理论。他们基于一种主观主义的认识论,认为我们不能拥有对外在事物的知识,而只能理解自我内部的感觉。快乐与痛苦就是这样两种感觉。其中,快乐是导致感知的柔顺运动,也是我们的终极目的。由于他们过于强调感觉,因而他们认为只有当下快乐才是值得追求的,而对过去快乐的回忆、对未来快乐的期许都没有意义。进而,他们拒斥了一种对人生的整体性谋划,并认为肉体快乐优先于灵魂快乐,智慧与美德等都不过是获得快乐的工具等。昔勒尼派的伦理思想表明他们的快乐主义并非一种粗鄙的纵欲主义,而是一种更为极端的理性主义。他们理论中的许多特征也影响了诸多后世理论,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

现代主义文学是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而从西方介绍到中国的.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就它本身说)在中国文学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它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几个方面都有所进展和突破,甚至达到(它在中国的)高峰.现代主义文学在30年代的鼎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论西方文化理论的困境及出路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政治左派便开始呈现出一种文化理论研究的转向。①这一转向不只是理论主题的转移,也意味着理论逻辑和政治立场的重大转变。经由这一转向,马克思主义通过向女权主义、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话语的渗透或与之结成同盟,生产出抵抗与批判资     

从《百论》中佛教对“外道”的批驳看中观派的理论特色

本文对佛教中观派的主要论著之一《百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中观派与印度思想史上的其他一些影响较大的派别之间在一系列重要理论上的对立进行了较全面的对比分析,并就大乘佛教中观派的理论特点作了论述。     

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理论论”（The theory—theory）述评

“儿童心理理论”(children’s theory of mind)的发展研究是西方80年代以来发展心理学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个迄今已取得长足进展并前景看好的热点探索领域。本来,“心理理论”这一术语最初常常不过是指称儿童发展着的“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的一种试探法(heuristic)。但后来有许多发展心理学家进一步提出儿童对心理生活的认识真的是一种“理论”,这就形成了所谓“理论论”(The theory—theory)。     

一生参得野狐禅——论高旭的佛学思想

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的人数最多,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是南社。南社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地主阶级反清派等分子所组织的一个反清文学联盟。其成员多数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又程度不同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熏陶,不免思想面貌、政治艺术倾向复杂而混乱。在南社成员中,作为三位发起人之一,高旭的思想可以说是最矛盾,最复杂,但也最深刻,最新颖。高旭的思想是一个驳杂的混合体,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传统的儒学、近代佛学构成了高旭思想来源的三大支柱,中学、西学兼容并蓄,儒、佛、耶三家等同视之,而以儒学为其根基。西方思想政治学说是他进展的精神动力,而佛学思想是他受挫时的精神栖息之地。因而研究高旭的思想,他的佛学思想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略谈佛教哲学的理论精华——“中观”

藏传佛教各派将自己的见地归于龙树开创的中观学说,修道次第归于无著创立的广行理论。那么什么是中观呢?中观是一个极富哲学含义的名词,佛教大小乘甚至同一个学派内的哲人对中观的解释不尽相同,但都共认它是佛教的最高智慧,是终极理性的思辨方法,是了彻事物本性的殊胜法门,也是觉悟之路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论研究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1]是英国20世纪著名的新左派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理论奠基人之一。他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意识形态论[2],为马克思的意识     

从“呼喊派”到“全能神”：论当前“类基督教”的邪教蜕变现象（上）

从“呼喊派”蜕变而成的“全能神”,是当前大肆冒用基督教的名义、以“类基督教”面目出现的极端邪教组织。本文结合当前“呼喊派”、“全能神”活动及其防范处置,对这二大“类基督教”的组织、教义、变异、危害等进行全面辨析,明确提出必须政治、宗教与社会三大稳定一体推进,加强防范“类基督教”邪教蜕变的严峻挑战。     

从“呼喊派”到“全能神”：论当前“类基督教”的邪教蜕变现象（下）

从“呼喊派”蜕变而成的“全能神”,是当前大肆冒用基督教的名义、以“类基督教”面目出现的极端邪教组织。本文结合当前“呼喊派”、“全能神”活动及其防范处置,对这两大“类基督教”的组织、教义、变异、危害等进行全面辨析,明确提出必须政治、宗教与社会三大稳定一体推进,加强防范“类基督教”邪教蜕变的严峻挑战。     

费孝通的“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思想——兼论民族研究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

受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对费孝通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的思想和理论,人们有许多认识与解释上的偏差,如强调"多元"、差异或"不同",而忽略其理论中"一体"与"和"的方面,这种误解与曲解,不仅造成认识与理论上的混乱,对现实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也有不良的影响。对于这些认识与解释上的偏差,需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加以厘清和批判,以促进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和文化之间关系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论作为道路与方法的庄子之“道”

庄子之“道”的本质意义只有在其赖以产生的古汉语原初语境中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和说明。通过对“道”字的语源学考察以及《庄子》文本中“道”字的语义分析 ,可以看出庄子之“道”作为道路、途径、方法的本质含义。“道”离不开人的“行”与“言” ,人可以“有道”、“得道”、“为道” ,并借助于“道”来“通”“达”某种境域。“道”虽然具有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意义 ,但始终没有脱离其作为道路与方法的原初意象。庄子之“道”     

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个体精神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表现出鲜明的个体精神.这种精神是那个时期文化创造的重要促进因素,但也有许多负面影响.本文从社会历史背景、思想渊源、本质内涵等多维角度评述人文主义个体精神,以期对个体精神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超越“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领悟贯彻这一思想,需要明确“两个结合”的时代意义。“两个结合”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面对按照“线性道路、单数文明、民族优越、为我人性、社会进化、‘普世价值’、理性尺度、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唯一哲学”逻辑建构起来的“西方中心论”,“两个结合”力求从哲学维度、历史维度、关系维度、空间维度冲破这一理论体系,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继而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于此,“两个结合”通过“意义彰显、‘两脉’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明体达用、新的文化使命”的递进环节,实际发挥着确立并巩固我国文化主体性和文化领导权的使命价值。     

经典的回声:再论“文化与社会”的传统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在其经典之作《文化与社会》中首次提出,近代英国社会暗含一个反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思想脉络,即"文化与社会"的传统。威廉斯对这一传统的梳理和总结,深刻影响了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新左派运动。在过去的50多年中,英美学界相当重视这一传统,相关的评论和研究不断问世,探索的内容也越来越细致。然而,它们还是忽略了该传统的一些后续影响以及威廉斯本人的一些偏见和疏忽。为弥补这些不足,本文将揭示它对马丁·威纳的文化史名著的隐蔽影响,探讨它对佩里·安德森的史学研究的刺激作用,展示它对知识分子观念史的补充功效,指出威廉斯对英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评价有失偏颇之处。     

评吉登斯对马克思的“两种商品化”理论的分析

文章紧紧围绕吉登斯思想的展开基点即"两种商品化理论",通过吉登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分析资本主义劳动的必然特征及其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本质三个方面的论证,指出了吉登斯思想与马克思思想的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