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正义论的两个层次

康德实践哲学中包含着一个比较独特的"正义论",即一个由人类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两个层级构成的完整体系.康德正义论的两个核心要素是分配的正义和惩罚的正义,它们贯穿于人类的正义与上帝的正义这两个层级中.分配正义的原则是合法性,惩罚正义的原则是平等性.上帝的正义和人类的正义之间虽然存在着原型与摹本的关系,但我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不能立足于传统神学,而是必须立足于康德的先验哲学:一方面,上帝的正义可为人类的正义提供一种绝对神圣性的保障;另一方面,这种神圣性只具有主观的、实践的实在性.康德的正义论对于康德道德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即在正义的驱使下,道德法则从"应当"走向现实.     

罗斯\"显见义务\"论思想探析

罗斯的\"显见义务\"论在伦理学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修正了康德的义务论,另一方面对后果主义作出了新的批评.但是由于罗斯把增进善看成是一种\"显见义务\",同时没有提供解决各种\"显见义务\"发生冲突的优先规则,导致他的理论存在一些内在困境.不过,罗斯的\"显见义务\"论对重新思考义务论与后果主义的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何以是德性义务——对康德义务体系中一个结构性矛盾的回答

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对义务体系作了完整划分,但该体系存在一个结构性矛盾,即被认为是不完全的义务的德性义务中包含着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格雷戈尔、邓晓芒、舒远招等学者已意识到此矛盾并试图加以解决,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并不成功.问题的关键在于“完全的义务”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它首先是指法则对自由抉意的外在强制且抉意不存在自由回旋余地,其次是指不完全的德性义务中消极的、不作为的、限制性的义务.因此,当康德将对自己的完全义务视为消极的、不作为的、限制性的义务时,它可以按照第二种含义被归属于德性义务.     

哈贝马斯合理性概念的价值追求——兼评康德、罗尔斯义务论的有限性

对\"价值合理性\"和\"选择意识\"的重视是哈贝马斯合理性概念的价值追求所在。在哈贝马斯看来,哲学自形而上学、黑格尔之后,正在向合理性理论归拢,这就赋予合理性以哲学准绳的使命,一切形态的哲学理论必当接受合理性的审视。康德、罗尔斯的道德义务论以不同的方式宣示着其理论的普遍性,但经由哈贝马斯合理性概念的审视之后,他们立论前提的\"工具性\"、\"封闭性\"和\"主体性\"等有限性特征暴露无遗。由此可见,把立论前提置于\"开放性\"和\"主体间性\"之上,有助于促进义务论的普遍性重建。     

从义务概念的两个层次看康德的“说谎难题”

康德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一文中提出的“对凶犯不可说谎”的主张,在国内外学术界一直都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哲学“难题”。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义务概念的层次性寻求解决的出路。康德对义务首先作了法权义务与德性义务的区分,其中法权义务又被区分为“基于契约的义务”和“作为这些义务之基础的义务”两个层次。“真诚”或“不可说谎”属于后一个层次的义务,它事关公民社会的根基,因而是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利”违背的,即便个体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必须在所不惜。德性义务中的说谎虽然也是对人格中的人性尊严的伤害,但它只涉及我们自己作为“纯然道德存在者”时的义务,而不涉及公民社会的根基问题。从德性义务的角度来看,说谎虽然“不应当”,但毕竟“可以”现实地存在,尽管说谎者为此必然要受到别人或自己的蔑视。然而,说谎在法权上是绝对不被许可的,因为作为公民,任何个体都没有这个权利,即便在面对凶犯时我们也只能说真话。不过,对凶犯说真话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朋友的生命,因为既然相对于公民社会而言,个体的生命是无足轻重的,那么我们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朋友,也是我们出于法权义务而应当采取的必然行动。     

政治义务与正义的自然责任

在《正义论》中 ,罗尔斯把功能上与政治义务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相当的道德要求建基于“正义的自然责任” (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ｕｔ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 ,尤其是“支持与推进正义制度”的自然责任。① 他对这一观点的论证是粗略的 ,并且是不令人满意的 ,我将揭示这一点。尽管在表面上具有直觉上的明显性 ,但自然的政治责任并不能支持政府最重要的方面。对罗尔斯的这种批评对他下述整个观点提出了质疑 ,即我们之所以具有作为道德要求的政治义务 ,仅仅因为我们是人 ,而不是因为我们与特定政府的关系。在《正义论》中 ,…     

康德的道德哲学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影响

康德的道德哲学深深影响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这不仅表现在宏观的理论结构、方法和价值旨趣上,还表现在一些微观的概念上,比如自律与定言命令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关键的地方依赖康德的一些假定,但他对康德的继承又是创造性的,也是对康德理论疑难的一种澄清和解决。     

论杜威对康德义务论的批判

杜威认为义务和内在的自然倾向共同构成自我实现的内外条件,与欲望相联结构成履行义务的内在动力。义务的内容由社会关系所规定,社会关系的情境维度决定了义务的准则不能依赖外在的先天法则。杜威由此认为康德的形式主义义务论无法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让纯粹形式的义务形成具体的义务意识,二是如何让纯粹的义务变成行动者的道德实践动力。杜威认为康德义务论的症结在于不信任真实的道德生活经验,试图以一种基于旁观者视角形成的“应当”来构建道德现实的“是”,杜威认为这是康德所继承的传统二元论在道德领域的运用而已。另外,对杜威义务立场存在两种质疑,一是如何让非理性者从社会关系中获取他的义务内容,二是脱离了反思视角如何形成义务意识。依据杜威整体性的义务观点,这两点质疑都不构成对杜威义务立场的挑战。     

论西方正义思想的内在张力

正义问题的讨论在西方伦理学中呈现出一种紧张、对抗、冲突的景象,充满了内在的思辨张力.这种内在的思辨张力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正义究竟是立足于社会的维面还是个人的维面?正义究竟是落实于乌托邦还是现实界?正义究竟是诉之于德性的完美还是制度的完善?正是这种内在的张力推动着西方伦理学不断深化对正义问题的理解和把握.     

论正义与慈善

人们普遍持有正义与慈善的四种区分:一是正义的义务是消极义务,而慈善的义务是积极义务;二是正义的义务是可以强制的,而慈善的义务是不可以强制的;三是正义的义务是完善的义务,而慈善的义务是不完善的义务;四是正义是一个权利问题,而慈善则不是.这四种区分实质上似是而非.要想完整地把握正义与慈善,我们就必须对道德生活有一种整体的设想.     

论施莱尔马赫对康德基督论的超越

启蒙运动转变了传统基督论的提问方式,它不再讨论神人二性如何在耶稣基督中共存的形而上学问题,转而讨论历史的耶稣与宗教理想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德通过把宗教道德化,而把宗教理想设定为一种道德理想,并且他认为宗教理想只在实践理性中具有实在性,而历史的耶稣对于这种理想并非不可或缺。以此康德摧毁了基督教的根本信念:耶稣基督是唯一救主。施莱尔马赫对康德的超越表现在:一方面他论证了宗教的独立性,使宗教摆脱了对道德的依附性;更重要的是,他反对康德的先验基督论,试图表明历史的耶稣不仅是经验意义上的榜样而且是人类得救之所以可能的人性的原型。     

苏格兰情感正义论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

马克思的正义论并非主要面向市民社会,而是立足于社会化的人类的实际需要.这种正义论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汲取了启蒙国民经济学家实践先于原则的研究理路,否定了将复杂的正义问题诉诸道德批判的做法,将道义的实现置于经济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过程.分析苏格兰情感正义论的内在理路,理解马克思正义论的规范与规律的双重视角,从生产正义与正义的条件角度把握马克思正义论的实质,可以形成马克思正义论的实践逻辑,这对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罗尔斯对康德伦理学的“建构主义诠释”——兼论《正义论》证成结构的思想“原型”

一、罗尔斯所理解的康德伦理学的基本特征:道德建构主义罗尔斯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从未间断过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其康德解读的精髓是从哲学方法论上把康德伦理学理解为一种道德建构主义(moral constructivism),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构主义概念,并把它运用于道德和政治哲学。     

论制度性消极义务及其道德重要性

义务可分为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消极义务又可分为制度性消极义务和非制度性消极义务.制度性消极义务要求制度参与者捍卫正义制度,改革不正义制度.那些制定和参与了不正义制度,给他者带来了严重伤害,自己却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个人或群体,违背了制度性消极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不正义的制度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伤害远大于个人间的侵犯,因而制度性消极义务具有更重要的道德意义.     

论罗尔斯的政治义务理论

政治义务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哈特首先用“相互限制原则”来解释政治义务,这一原则为罗尔斯所继承并加以修正。鉴于该原则存在的诸多问题,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削减了它在政治义务的道德证明中的作用,而诉诸正义的自然责任原则。这个原则仍然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许多罗尔斯的追随者对这些批评作了回应。罗尔斯从公平游戏原则到自然责任原则的转变反映了他对契约论不同的态度。     

论康德政治学说的道义论特征

道义论不仅可以用来说明康德的伦理学,还可以用来说明康德的政治学说。康德站在权利原则立场上批判政治的幸福原则,主张政治必须符合权利正当性原则,主张政治行为要以人为目的并实现人的尊严,这些观点都具有典型的道义论特征。康德的政治道义论作为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的演绎,在理论上具有合法地位,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康德的政治道义论既站在权利立场批判了发展的限度,又赋予权利以道德特征,更提出了政治的道德目标,这使得他的政治学说既具有重要现实针对性,也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价值标杆。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

作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典型代表的罗尔斯的正义论 ,自其在 2 0世纪 70年代提出后就遭到了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的尖锐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指认罗尔斯的正义论有十大错误 ,包括脱离社会生产来抽象谈论分配正义、陷入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加批判地假定了社会阶级存在的永恒性 ,等等 ,同时 ,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也存在内在矛盾 ,是乌托邦主义的。本文即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的一个批判性考察     

论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

平等是一种理想,而平等主义则主要是一种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当代平等主义者在分配正义的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论：一些学者坚持平等论,另一些学者主张足够论,还有一些学者则偏爱优先论。平等论以平等为原则,主张平等是好的,不平等是坏的。足够论以足够为原则,要求把人的生活水平从足够之下提高到足够之上,但对足够水平之上的人之间的不平等则不给予关注。优先论主张,人的处境越差,使他们受益就越重要,因此处境更差者的利益具有优先性。虽然当代大多数平等主义者更倾向优先论,但这种观点也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困难。对这些困难的分析表明,我们应该建构一种更好的平等主义分配正义理论,而这种理论就是消极平等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