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罗尔斯以及由其引发的正义论思考是近代权利正义论的延伸。对亚里士多德古典正义论的追问和阐释,有助于深刻反省权利正义论的局限。不同于权利正义将政治法律与道德二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论以个人灵魂德性的"内在善"为基础,主张通过政体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制度方式实现共同体的"外在善",通过培育友爱的德性和公民教化实现公民和谐,以弥补政治正义作为制度疗法的短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思想中践行中庸之道的根本体现。     

论公共道德与积极性的公民行为

对公共道德概念的把握不仅要从中外公私观念的历史流变中,而且要从现代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的道德诉求中去理解.我们当今的公共道德观念,消极性与积极性的公民行为必须同时提倡.一方面在制度设计与运行中,处理好如何以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立基,但又能容纳公民公共参与的积极性问题;另一方面,对公民的要求要有两个面相,一是积极的,即有所为,一是消极的,即有所守.有所为,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及公共交往中体现的同情与关爱及信任、合作等公共精神;有所守,指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与权益,遵守公共生活中的法律与规则.     

格沃斯:"所有权利都是积极的吗?"

在霍菲尔德(W.Hohfeld)对各种权利所做的经典的划分中,所有的权利都是法律上的优势,因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保护权利所有者的利益.但是这种权利话语被许多学者指责为忽视了义务或责任.     

“拥有诸多权利之权利”何以可能——论阿伦特的人权理论

以自然法为基础的现代人权观念,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普遍适用原则,因而往往陷入"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的泥潭,很难解决现实中"人权灾难"带来的诸多问题。有着"无权利"切身体验的阿伦特认为,从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权利即"拥有诸多权利的权利",才是最基本的权利,主权是人权的最大保障。具有公民精神的个人以积极行动参与公共生活,既可形成团结的共同体,也可实现个人的权利,人权与主权之间的冲突也因此得到了和解。     

亚里士多德论民主

亚里士多德的民主论述正在重新成为当代政治哲学重要的思想资源。民主制被亚里士多德归类为由多数人统治的变态政体,其所依据的正义原则偏离了城邦追求德性的正当目的,其所秉持的自由观念蕴含着挣脱任何政体和法律约束的意图。但与此同时,基于多数人德性相加的论证和城邦安全的要求,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支持公民集体对于城邦政治事务的有限参与,另一方面又坚持有德性与实践智慧的政治家的必要性,从而为一种兼有民主和德性要素的混合政体提供了辩护。亚里士多德正视了城邦发展进程越来越趋于极端民主制的可能性,并呼唤立法家们承担起不断改良现有政体的职责。     

谈马基雅维利的几个概念——依据《新的方式与制度》

曼斯菲尔德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意图是为世界引入新的方式与制度,其新的方式与制度建立在获取的基础之上.获取不再是亚里士多德主张的维持道德的必要工具而成为目的本身,因而获取的压力或人主宰他人的欲望成为主导人的活动以及为他们的活动订立新的评价标准的事物.     

公民信息维权的道德保障

信息权利已经成为当代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但其实现状况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落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法律与道德体制的滞后与权力至上等传统观念的深入人心,极大地阻碍了公民积极维权的步伐.为此,从伦理层面上,应该通过信息伦理文化观念的建设、加强相关的伦理宣传和教育等措施培养和鼓励公民的信息维权意识,还应不断完善道德赏罚机制,适度引导公民形成积极维权的行为习惯.     

蒙古国国家与寺庙关系法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法律宗旨本法律的宗旨在于为蒙古国宪法所赋予的公民的宗教信仰和不信仰自由提供保障并协调国家与寺庙的关系。第二条协调国家与寺庙关系的法律关于国家与寺庙关系的法律,由蒙古国宪法、本法以及与本法相符合的其它法律文件构成。第三条公民的宗教信仰与不信仰权利:１.信仰与不信仰任何宗教属于个人的信仰自由。２.禁止强迫公民信仰或不信仰宗教以及限制其权利。３.禁止从事按公民宗教信仰的不同,或是以信仰或不信仰来排斥、歧视和分化的活动。４.公民的宗教信仰与不信仰的权利,只有在不损害其他公民的这一权利、健康和道德…     

个人观念、正义及其证成 ——论罗尔斯个人观念的嬗变

近代以来,政治正当性的证成越来越依赖于一种政治的个人观念。罗尔斯自觉地承接这一传统,将政治的个人观念作为公共证成的基础。罗尔斯的政治个人观念经历了从寓于宗教共同体的存在者、平等的道德代表到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的发展脉络。这一观念的嬗变是随着罗尔斯关注点的变化而发生的,个人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是由特定的政治目的——政治正义的公共证成所决定的。政治的个人观念并不旨在精确地描述"我之所是",而只是挑选出个人与政治正当性证成最为相关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的政治个人观念是功能性的。     

农民工的权利观、剥夺感与社会参考框架

农民工对自身处境的主观感受与他们的社会参考框架直接相关.本文基于对273位农民工的访谈,通过对资料进行逐步分类,分析概括不同层级的公民权影响农民工选择社会参考框架,及其权利意识和剥夺感的社会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复制到城市内部的城乡二元结构切断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相同能力基础上的切近比较,使城乡待遇差别呈现为能力差别；其次,巨大的城乡差距使得从乡到城的流动权利先于与城市居民平等参与劳动收益和社会资源分配的社会权利,成为农民工的首要需求；第三,隔绝于城市社会的农村和农民工群体内的社会权利状况、劳动收益核算机制,形成了农民工“自力更生”、“多劳多得”的保障责任自负的权利观念.在上述机制作用下,农民工大多将城乡差别归因于个人,与城市居民平等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利观念及相应的相对剥夺感不强.同时,但求不被直接剥夺的农民工们也对制度和相关机构抱有疏离感和不信任感,而他们持有的基本人权观和仍旧遭受的各种直接剥夺,致使他们具有强烈的剥夺感及对制度及机构的不认同感.     

公民有序参与简论

在当代,公共治理主体由政府变成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公民民主意识正在觉醒,政府与公民关系开始悄然重构,传统行政文化的官本位倾向遏制了公民参与热情;公共空间不畅,政府公信力不强,法治引领缺位,制度化程序的缺失,导致了参与无序。实现公民有序参与的路径探索有五个方面:实现政府职能根本转变,建设公正社会;建立健全合理的参与制度保障体系;保证参与的合法性、程序性、可操作性;培养提升公民参与管理意识,公民角色地位得到厘清;引导公民的公共理性参与,保证社会管理的有序性。     

公共产品背景下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制度构建——基于《环境保护法》修改的思考

环境公益诉讼本质上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而提供公共产品要受到集体行动的逻辑影响。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制度应综合考虑集体行动的逻辑、滥诉的风险、诉讼实施能力和诉讼结构的合理性等因素。环保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和公民个人均不宜成为环保法中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比较而言,环保团体应是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最佳选择。为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价值,应放宽"口径"允许环保团体享有原告资格,并建立相应的环保团体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本补偿机制。     

公民资格论——政府公共性视界中的公民公共感能力探究

政府公共性意义上的公民,分享着两项公共权利,承担着两项公共义务。他们不仅能够感知和理解公共权利和公共义务,而且具有把它们化为现实的公共感能力。用公共感能力确定公民的资格,为公民的概念提供了规范的标准,从而与国籍描述的公民资格区分开来,把公民定义为与市民不同的公共角色。公民作为公共的角色,应该积极地从正反两面培养自己的公共感能力,不断创造自己作为公民的价值。     

后工业化规划治理中的社会管理创新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后工业化规划治理中的社会管理创新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以公民权为基础,并依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最终责任主体,引导社会管理创新不仅有利于解决非良性路径依赖与权力制约机制的问题,理顺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而且能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物质基础、基本价值与社会环境等条件。公共服务精神与社会满意度要能更好地体现借重于政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改革公共预算制度,完善社会分配制度以及建立公民参与的长效机制。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践路径是:坚持在服务中实现管理与平衡多元利益,坚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并重,遵循社会管理创新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规律,以及基于公共行政价值来推进和完善法律制度。     

理解公民道德——“公民”与“道德”的对话

作为公民伦理规范的公民道德,依据公民行为的范围和性质以及来自于生活领域的分域看待,即公民道德本身的不同侧重,可以区分为"公民的道德"与"(公民)公共道德"的双重意蕴。而公共领域因其所具有的公共性、自由开放性、交往实践性和商谈伦理性等精神特质,不但成为公民公共道德的真实存在之域,更与公共道德的价值期许之间有着融洽的契合与互动。而由公民道德的形上关照到形下践行,同样需要我们在对话的场域中给出理性而合理的看待,即公民道德的践行和提升,需要制度与法律的支持和保障,需要来自公民道德教育的长期努力,需要公民在文化传统体认基础之上的道德自觉。     

论奥卡姆的唯名论作为权利观念的起源

将奥卡姆作为主观权利观念的源头是一个重要的论断,但目前国内学界对此语焉不详。在方济各会与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关于贫困问题的论战中,奥卡姆把"jus"和"postestas"结合起来,创造出个人的主观权利,以之替换罗马法中作为客观无形物的法。此举基于唯名论的主张,理由有三:第一,唯名论把一般概念视为人造的符号,可以任意约定;第二,唯名论主张唯有个别的事物是真实的存在,凸显出作为现代权利观念基础的个人主义;第三,唯名论与权利观念均体现出对意志的强调。奥卡姆的唯名论开启了以权利观念为核心的现代法律思想。然而,权利观念难以有效地指引法律实践,应被重新审视。     

法律与自由

本文主要从法哲学的角度探讨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本文认为,传统的有关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二分法已经不能准确厘清自由与法律之关系,需要在综合的方法下审视自由观念所包含的法律价值意义。为此,本文系统地考察了禁止论、意志论和规则论三种法律下的自由观,并对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与法律权利的自由权利给予了具体的分析,文章认为我们既要保有自由诸权利不受侵犯,更需要为这些自由权利而作为,建设一个法治的宪政制度,则是所有个人自由的基础。     

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文明建设

公共性是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文明建设的共同属性,政府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体现在管理主体的公共性、管理价值观的公共性,管理手段的公共性和管理对象及目标的公共性等方面.公共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培养社会的公共精神,政府公共管理在公共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道德示范、制度保障、促进公民的有序参与和激发公民的公共意识等重要作用.     

公民美德:特征及其意义

公民身份的政治和公共特性决定了公民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美德,它还是公民个体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具有示范意义的公共性美德.政治性与公共性是公民美德的基本特性.作为一种身份美德,公民美德能够使个体以公民之立场理解并参与公共事务,创造并服务于公共利益,支持个体完成公民分内之事,从而自觉地维系公民身份,并确保公民所属政治共同体之发展与凝聚.     

社会管理创新与民主参与的法制建构

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是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扩大民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本质要求和基本实现路径.扩大民主参与以协商民主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民主管理为施政方式,以规范有序为基本原则,以理性自律为行动保障,以协商沟通为实现机制,以程序规范为制度前提.当前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民主参与,应当着力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将公民参政议政和民主参与纳入法治轨道,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议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