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礼”教的伦理秩序向度及其逻辑

与孔孟不同,面对战国末期伦理秩序的深度危机,荀子重新阐释了"礼",并以礼为核心系统重构了儒家的伦理与教化理想。荀子高扬儒家之礼教乃缘起于他对"人"的重新认识,从"人生不能无群"和情欲的恶之趋向来强调礼教的必要与紧迫。荀子的"群"是个体经由礼之普遍化而向之归复的伦理共同体,"和"与"一"是"群"的旨向与价值特征。但荀子认为"群居和一"的价值合理性不源于天道,而源于人道的觉醒。荀子视"礼"为人道之极,从"道"的高度揭释"礼"的本质,从而使礼之教化与人伦秩序落成获得内在的价值皈依。最后,荀子以礼定分以别异,以乐治心以合同,礼乐之统使教与化、规范与德性、秩序与和谐相互融通而落实于人心。     

荀子“礼”论的审美意蕴

以往对于荀子美学思想的探讨多是从其“乐”论出发,而对于“礼”论中隐含的审美思想发掘不够。实际上,荀子的“礼”论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意蕴。首先荀子将“礼”奠基在人的丰富感性基础之上,将生命本身的存在作为价值建构的原点,表现出对于生命存在的关注和尊重;其次荀子认为与“礼”相关的各种仪式活动,是以具体而物化的形式恰当地表现了人存在的各种生命情态,具有一定的审美效果,是对于人类生命情感的美化和装饰;最后“礼”的最终的目标和价值在于通过“行义之美”,构建一个“美善相乐”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不仅具有伦理和谐的意味,还具有审美大化的韵味。荀子的“礼”论不仅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建设仍具有启发意义。     

“教者必以正”浅议

孟子在《离娄》上篇提出了一个“教者必以正”的命题。我认为这个提法很正确也很重要。弄清这个问题,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古代教育家都很注重“教者必以正”。《学记》篇强调教者正才能正人,认为“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者不正,是不可能对学生做好“长善、救失”教育工作的。荀子也认为教者正的作用是巨大的。他说:“礼,所以正身也;师,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修身》)在他看来,教师的道德品格,知识才能等“师法”是影响学生品德形成和一生行为非     

礼道·礼教·礼治:荀子哲学建构新探

荀子以“礼”为中心,形成偏重于儒家“外王学”的哲学建构。他首先把“礼”提升到“道”的高度,作为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界的最高哲学范畴;一方面把“礼”作为道德教化的依据,建立起自己的道德学说;另一方面把“礼”作为社会治理的准则,形成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礼道—礼教—礼治”,构成了荀子哲学思想的主体。     

“礼仁”与“礼法”——从孔子到荀子再到韩非的简要考察

"克己复礼"并非孔子的首创,但他常以此阐发其"仁"的学说,可以说孔子的"礼"就是使天下仁义,它本质上是一种"仁"的存在。同样是讲礼,荀子与孔子相比已经有了显著的不同。孔子言语中的礼、法概念是疏离的,而礼、仁概念是切近的。荀子固然也有一些重视礼的言论,但他对法同样津津乐道。荀子主张"隆礼重法",甚至有时候援礼入法,有时候更是抛开礼专讲法。韩非排斥"仁",剥离"礼"的外壳而阐扬其"法、术、势"理论,主张"一行其法",建构起了比较完备的法治学说体系。     

清代中期“以礼代理”说刍议

清代中期,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的汉学家提出了“以礼代理”说,即主张用礼学代替理学。他们认为,儒学的中心是“礼”而不是“理”,脱离了“礼”而言“理”,只能导致师心自用以及对人的具体情感的漠视。这一学说是清初顾炎武所倡导的学术方向的继续,它把人们的目光由内在精神变革转向对外在制度的关注;同时,这一学说明确反对以抽象化的“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理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荀子的音乐观浅述

荀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继承了儒家“礼”的观念并将之系统化,而且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音乐理论。荀子把音乐理论更为系统化,他从人的本性出发,主张用“礼”规范人的行为,用“乐”调理熏陶人的本性,其目的就是引导人们改恶向善、去争止乱,从而维系社会安定。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简略论述荀子的乐论观：     

比较伦理学初探——东西方关于道德与法的关系的不同见解

如果说孟子讲性善的话,那么荀子与之相反,讲性恶。据荀子说,构成习俗和道德起源的古代的“礼”,是先王为了去恶从善而制定的。因此,“礼”的本质是“人为”的,即是“伪”的。人就是根据人为=伪的社会规范而去恶从善的。乍一看,这与孟子的观点正好相反,但两者的观点在根本上又有相通之处。如上所述,这是一种凭借着具有一定变化可能倾向的经验心理学来控制人心的观点。孟子认为在人心中具有“放心”的倾向,而“礼”具有抑制     

论荀子思想中的黄老倾向

荀子向来被认为是与孔子和孟子相并称的一位先秦儒家大师,笔者亦持如是观。然若细加体味《荀子》书,即发现他并非属于孔、孟一类的纯儒家人物,而是象唐韩愈所说,乃“大醇而小疵”(《续荀子》)。究竟何谓“大醇而小疵”?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对“小疵”的理解,意见分歧就更大,如有的认为是指荀子“以礼为伪,以性为恶”(《二程集·程氏外书》卷十,《大全集拾遗》);也有的认为是指荀子“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     

“化性起伪”何以可能——荀子工夫论探析

荀子所谓的“化性起伪”实是“以礼化心”.一方面,礼是贯通古今万物之大道,是人类社会价值之根本,能安化百姓,平治社会,使天下归于正理平治之“善”.另一方面,通过长期的师法教化,心能由“蔽”的状态转化为“大清明”的状态,而当心处于大清明状态时,心必能“知道”,“可道”,“守道”,最终“好道”,使人具备仁心善性之“德”.荀子“化性起伪”哲学的要旨就是强调理想的人格之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个体德性的养成要透过后天不舍须臾的师法积习而善化,在实现社会之正理平治的同时,完成个体之积善成德.     

“礼义化性”与“习俗化性”——论荀子思想中礼与俗的作用

"性恶论"是荀子礼治思想的人性基础,他主张以礼义变化人的情欲之性。礼义化性主要通过对人的教化,使心认可礼义,进而通过心之所可来节制欲望,并发挥心的思虑功能使情欲对象符合礼的规定。荀子又认为"注错习俗"也可以化性,"注错习俗"的差异造成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个人修养应该谨慎于风俗习惯,国家的治理者则应通过礼、乐、刑、政等来改变恶俗,形成美俗。从礼俗关系来看,礼和俗都具有"化性"的作用,而美俗的形成依赖于礼乐教化,美俗应该是符合礼义的俗,是礼的民众化。     

郑玄《仪礼注》“礼不必”发微

"礼不必"是郑玄根据《仪礼》文本,准确把握和灵活运用儒家礼义思想而总结提出的礼学理论。该理论阐释了行礼过程中的一些"毋必"原则,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主人接待客人,不必知道客人必为某事而来,也不必期待客人必行某种相应的礼仪,主人首先谦恭行礼,即使内心对此已经晓明,仍然执礼询问,以示恭己敬人之意。第二,教授者示范礼仪程式,不必期待被教习者必须要统一学会,即使已知大家能够掌握,也依然保持预为示范的姿态,以备尚未知者。第三,臣下侍奉国君,虽知按礼规程当为如此,也不敢期待国君必行某事,而是跟随国君指令行事,以示不敢自明自专之意。如此做的目的,在于让对方充分感受到自己的恭敬与谦虚,愿将主动权交给对方,根据对方的指示而沟通交流或协商谋事。这一套礼仪做法及其内含的礼义精神,郑玄将其提炼概括为"礼不必"的原则。     

从孔孟思想的分歧探究荀子礼学

从理论承继角度看,荀子的礼学直接源于孔孟学说的分歧。孔子主张"仁礼并重",人们常用"仁内礼外"来概述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孟子则把为学的工夫化约为"求放心"、"简约",背弃了孔子依礼言仁的传统,对人文世界建构过程中的客观性维度缺少关注。荀子宗主孔子,批评和重新理解孟子的"性善论"、"法先王",提出"性恶论"、"法后王",以申张自己的礼学。     

“成圣”即“王道”——荀子思想的还原与建构

从秩序确立的角度看待荀子思想,伦理层面的"圣人"与政治层面的"王道"无疑是最终指向。但从秩序确立的最终依据来说,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礼"思想都无法作为上述二者的普遍化价值根据。也正因此,相关研究在努力为"圣人"与"王道"寻找稳固价值根基的同时,还要试图证明荀子思想成就"圣人"与"王道"的方式如何与先秦儒家基本理路保持一致,亦即通过个人道德自化来实现良性政治。事实上,这种尝试不仅直接关涉荀子思想在"道统"脉络中的重新定位,而且还可以从政治实操性的角度重新理解汉代荀子思想传承脉络与"经学"最终确立的相互关系。故而,为荀子伦理及政治思想寻求统一的价值根基,并进而证明荀子德性伦理政治秩序的内在理路,就成为关键环节。事实上,荀子思想中的人间秩序既不来源于现实时间线索上的先王法度,也不植根于抽象逻辑链条中的某一先天概念,而是通过对三代以来"宇宙论"秩序模式的翻转而来。在以"六经"所构筑的秩序模式下,只有人世间的统治者才能从天地之间获得"圣人"与"王道"的相互统一。但在荀子思想的秩序模式下,每一个"涂人"都可以从天地之间获得接近"圣人"的资格,继而通过自身实践活动获得人世间差等秩序架构中的具体位置,并最终成就"王道"政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仅荀子思想中"性""礼""心""群"等概念得到还原与建构,证明了德性伦理政治的理论贯通;而且荀子还以这种诸子式的理论创构完成其对"六经"的重新解读,并进而体现出最初"经子关系"的实质涵义。     

从理想到现实──论孔孟荀韩“仁”“义”“礼”“法”思想之承接

先秦德法等学派都是在春秋战国“周文疲弊”背景下应时而起的“务为治”的政治学说。其中孔子的核心概念是“仁”,政治理想是“仁政”;孟子侧重的概念是“义”,政治理想是“王政”;荀子侧重的概念是“礼”,政治理想是“礼制”;韩非的核心概念是“法”,政治理想是“法治”。“仁”“义”“礼”“法”的变化来源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调整。孔孟荀韩四人的具体主张虽然不同,但都坚持人道实践原则一点是一致的。在此原则下“义”、“礼”特别是“法”对于前者表现出的恰是一种合理的承接关系。     

从儒家的宇宙观看礼的内在根据

儒家的宇宙是道义的宇宙,孟子和《中庸》的宇宙观体现了这一点。道义宇宙的特质在充分体现社会的正义与道义,并要求在现实世界实现其价值理想。但孟子仅停留在道义宇宙的主体体证上,疏于向社会层面的推致,终致使正义与道义的价值,停留于个体的“反身”之“乐”上。荀子礼论提出架构社会的基本框架,而将道义与正义推向群体,但他忽略了架构的本体基础,使这一价值没有根源而论于事实。《礼记》等整合（思）孟荀,终使价值实现的社会架构与其本体基础打通。这就是礼教。礼教是价值实现的现实途径,是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客观尺度。若忽略礼教之作为社会架构、修养尺度与社会正义道义的内涵,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不免有偏致。道家曾提出对礼教最具启发性最深刻的批评,但它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决定了它只有批判刺激之功,终不能取代礼教在社会架构方面的地位。     

论荀子的礼乐教育思想

“礼乐并举”、“礼乐并重”、“礼乐一体”是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荀子在继承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以礼乐为重点的教育思想。他认为,礼作为一种制度,对教育人,规范人的行为,治国安民,稳定社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此,他将礼的重要性和人的本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性恶论。他还认为,乐作为一种活动,对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可见,礼乐教育是荀子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问题。     

老师,请勿“心罚”学生

人们对于“健康”的理解,存在着片面性和表面性——认为没有躯体上的疾病,即是健康。(而健康应该是指人的身体、精神都处于良好状态)。同样人们对“体罚”的认识也仅理解为对躯体的伤害。一般学校领导只对所发现的对学生躯体的损害给予极大的关注。而对个别老师对学生“心理”上的伤害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会去处分哪一位实际是使用“心罚”的教师。     

中朝日“乐教”简论

中、朝、日三国都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而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一种礼乐文化。历代统治者一般都将“礼”和“乐”视为教化的工具,并予以理论化、体系化,尊之为“礼教”和“乐教”。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批判旧文化时曾集矢于“礼教”。此后,传统“礼教”一直处干受批判的地位。相比之下,“乐教”的命运要好得多,没有像“礼教’哪样受到严厉的批判。不过,近代以来,“乐教”的研究也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状况迄今仍无多大改变。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中、朝、日三国古代的“乐教”作一概观式的探讨,力图揭示其思想内涵、…     

从“亨通嘉会”到“知礼成性”——《易传》对礼的哲学思考

《周易》源出上古礼乐政教传统,其礼学思考构成早期儒家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以礼为君子四德之一。《系辞》提出"知礼成性"说,以知、礼为崇德、修业之本,前者追求形上之道的理解和精神生活的提升,后者突出谦卑、谨细的礼仪生活方式和躬行践履。《易传》礼学拓展了儒家礼学的形上维度,通过礼使天道观、心性论和修养论相互贯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