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在地图任务中自我位置与自我朝向表征能力的发展

使用地图定向任务, 探讨了不同任务模式下, 4~6岁幼儿自我位置与自我朝向表征能力的发展特点。结果发现, 位置表征能力的获得先于朝向表征能力, 幼儿从4岁起即开始使用地图表征自我位置, 但到5岁才表现出对自我朝向的表征能力。此外, 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 相比于空间–地图的任务模式, 地图–空间的任务模式更有利于完成任务。上述结果第一次从个体发展层面证明了位置与朝向表征的分离现象, 说明位置与朝向的表征能力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顺序性。     

4-6岁儿童在小模型旋转任务中的线索学习与位置学习*

以90名4-6岁儿童为被试,探讨了儿童在小模型旋转任务中利用线索学习和位置学习表征空间位置的年龄特点。研究结果表明:(1)儿童对线索学习的利用要优于对位置学习的利用;(2)4岁儿童已经可以使用线索学习的方式表征空间位置,但到6岁左右才开始能够使用基于方向的位置学习;(3)线索特征对于儿童的线索学习有显著影响,明显、突出的线索有利于儿童的线索学习。     

3～6岁幼儿目标取向、自我效能感与自我控制的关系

自我控制是自我意识的重要成分,是儿童自主发展的重要前提。通过问卷调查法对241名3~6岁幼儿被试进行调查,考察其目标取向、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控制的发展及三者关系。结果发现:(1)3~6岁幼儿的任务目标取向居于主导,女孩的他人目标取向比男孩明显,幼儿四类目标取向的发展皆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复又上升的趋势;幼儿的自我效能感居于中等水平,自我控制居于中等偏上水平;女孩的自觉性和自制力水平明显高于男孩;幼儿的自我延迟满足在4岁发生明显转折;(2)自我提升目标取向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控制;(3)自我效能感在自我提升目标取向与自我控制关系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3~5岁儿童理解和使用空间表征的特点

以96名3~5儿童为被试,采用自编的儿童空间表征实验任务,在语言表征、模型表征和图画表征三种空间表征形式上,考察了儿童理解和使用空间表征的发展特点。结果表明:(1)总体上,3~5岁儿童理解空间表征的发展水平均显著高于使用空间表征的发展水平。(2)3~5岁儿童理解和使用空间表征的发展表现出显著的年龄效应。(3)从不同的空间表证形式来看,3岁儿童理解语言表征的能力与理解模型表征的能力之间差异显著,4岁儿童使用语言表征的能力与使用模型表征的能力之间的差异、使用语言表征的能力与使用图画表征的能力之间的差异、以及使用模型表征的能力与使用图画表征的能力之间的差异都显著,其余形式的空间表征理解之间的差异或空间表征使用之间的差异在各年龄段中均不显著。     

幼儿在联合行动中共同表征能力的发展

为探究幼儿联合行动共同表征能力的发展,实验1通过比较186名3~5岁幼儿在相同任务和不同任务的表现,发现4岁和5岁幼儿在不同任务中的表现比相同任务差;实验2进一步验证幼儿在不同任务中较差的表现源于对自我和同伴的共同表征。结论：3岁幼儿无法在联合任务中同时表征自我和同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共同表征能力,4岁以上幼儿开始具备稳定的共同表征能力,能够在联合任务中同时表征自己和同伴,由此对自己的行为表现造成干扰。     

3~5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发展特点及其中澳跨文化比较

采用实验室实验和情境观察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我国3~5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的特点及中澳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跨文化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 3~5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平均延迟时间随年龄增长而延长;3岁幼儿使用延迟策略少,4岁幼儿主要使用寻求策略,5岁幼儿主要使用寻求策略和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自我言语控制策略在整个幼儿期始终不具有显著优势性。(2) 澳大利亚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水平高于我国同龄幼儿;在延迟策略选择上中澳幼儿既具有差异性,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文化价值观通过教育影响着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发展。     

空间观点采择过程中自我视角表征的旋转和回位

观点采择是用于理解别人的想法、观念的能力,允许人们从另一个人的观点和视角来看待事物和客体。已有研究表明空间观点采择涉及自我旋转(self-rotation),在此基础上,我们假设自我视角表征在旋转到目标位置后将缓慢旋转回位,提出了"旋转-回位"的假说。通过两个包含连续观点采择任务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两个任务的目标之间角度差越大,判断所需反应时越长,且角度差与反应时间的关系类似于单个空间观点采择任务中目标与被试位置间的角度与反应时的关系;且两个任务间时间间隔的增长减弱了角度差对反应时的影响。研究初步支持了"旋转-回位"假说:空间观点采择过程中个体的自我视角表征先向目标位置旋转,在任务完成后逐渐回位。这一结果和结论巩固并补充了现有的关于观点采择的理论,并对理解观点采择过程中对视角表征进行的认知操作具有启发意义。     

文字与图片呈现形成想象空间记忆的比较

学习通过文字或图片方式显示的空间布局材料之后,采用空间定位任务．分别检验在不同朝向和相对位置的条件下,对想象空间方位判断的差异。结果表明,使用图片进行空间布局的学习,记忆后再各自以同样显示形式进行空间定位任务时,判断的速度比使用文字的反应时要快;同时,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形式呈现．在进行想象转向时．都会呈现朝向效应和相对位置效应。     

多视点学习条件下空间表征的朝向特异性

让被试在没有外界参照线索的条件下,从三个观察视点学习物体场景,首次以局部场景再认范式探讨了空间记忆中场景表征的朝向特异性。结果表明：（1）多视点学习条件下,场景空间表征依然是依赖于特定朝向的,不支持空间表征独立于朝向和空间表征依赖于多个观察朝向的观点。（2）场景空间表征的朝向依赖性不仅表现于方位判断任务,也同样表现于场景再认任务。（3）场景本身的内在结构对空间表征中参照系的选取有重要影响。     

几何模块论的局限性——来自梯形实验的证据

以往研究表明幼儿主要依赖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但这些研究大多使用矩形空间。在本研究中,幼儿所处的空间为几何信息更丰富,目标物体所在位置确定的梯形。结果发现,幼儿并不会利用新增的几何信息确定目标物体,仍然去正确位置的对角寻找,表现出的寻找模式与矩形空间一样,这说明幼儿在空间再定向任务中对几何信息的利用很有限。此外,录像分析的结果发现,幼儿在面向梯形两底边时会更多地且径直地走向正确位置或对角,这种寻找过程上的特点表明他们可能基于空间轴朝向结合左右方位感表征物体位置     

分数的数量表征

分数数量表征已成为当前数学认知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基于该领域近10年来的研究发现, 总结了分数数量表征研究的新进展。首先概述分数数量表征的发展, 然后着重介绍分数数量的不同表征方式并系统分析制约数量表征的任务及背景因素。此外, 还深入探究了分数数量表征与整数、小数数量表征的区别与联系。未来研究者应注意在分数数量表征的个体差异、跨文化以及干预等方面加强考察。     

几种时间表征的研究概况

概述时间表征外显与内隐的分类,对动力心理表征及表征动量的研究进行了讨论     

心理表征哲学及其联结主义诠释

对心理表征问题进行自然的解释是至关重要的,但这方面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有关概念和命题表征的预设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有必要弄清概念表征和命题表征的哲学解释;联结主义也对心理表征问题作了解释,根据被表征的是什么以及通过什么来表征的原则,联结主义网络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对概念和命题进行表征。总的来说,联结主义对概念和命题的表征与它们的哲学解释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其方法论基础是费耶阿本德的多元方法论,即"怎么都行"。     

代数应用题视觉化表征的理论模型及影响因素

视觉化表征是代数应用题表征的一大类型, 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视觉化表征的理论主要有视觉-逻辑二维模型、理解-转换模型、表象表征理论和图式-图像表征论, 四种理论模型各有其特殊的方法学意义。代数应用题的视觉化表征主要受到题目视觉化程度和认知负载等刺激因素以及自我效能感等认知因素的影响, 最后, 本文指出了在代数应用题视觉化表征理论、研究方法和影响因素探索中的进步以及发展空间。     

自我-他人表征：共享表征还是特异表征?

自我-他人表征是自我在与他人交往时所形成的自我概念, 为深入研究自我和他人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自我-他人表征有共享表征和特异表征两种主要观点。前者认为主体将对有关他人信息的表征融入到自我概念之中, 成为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自我和他人信息的加工共享着某些激活脑区。后者则认为主体对自我表征和他人表征是相对独立的, 两者都有各自特定的表征方式和结构。自我和他人相关信息加工的脑区是特定的。此外, 自我-他人共享表征和特异表征的关系、情绪与情感在自我-他人表征的作用和关系类型与程度对自我-他人表征的影响等都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儿童数字估计的表征模式与发展

探讨中国儿童数字估计的表征模式与发展趋势。包括两个实验,均采用数字线估计任务,实验一以92名幼儿园、一年级及二年级儿童为被试,考察其在0~100范围的数字估计,结果显示,幼儿园儿童在数字估计更多地采用对数表征,而一二年级的儿童在数字估计中更多地采用线性表征;实验二以86名一、三、五年级儿童为被试,考察其在0~1000范围的数字估计,结果显示,一年级儿童有一半采用对数表征,另一半采用线性表征,而三五年级儿童大多采用线性表征。中国儿童的数字估计表现出与美国儿童相同的发展模式,都是由不精确的对数表征逐步向精确的线性表征发展;人的数表征有多种形式,即使在同一年龄阶段,也会因任务难度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表征模式。中国儿童精确数字估计能力的出现要早于美国儿童。     

非熟练中——英双语者的第二语言的语义通达机制

使用跨语言启动条件下的真假字判断任务,通过变化启动刺激(英文单词)与目标刺激(汉字)采用4个实验研究了中-英非熟练双语者的第二语言的语义通达机制。被试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63名。结果发现,当启动刺激(英文单词)的中文对译词与目标刺激之间的关系是翻译关系时,得到了显著的启动效应(实验一);当两者之间是语义联想关系时,前者对后者没有显著的影响(实验二);当两者之间是形似关系时,前者对后者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实验三)：当两者之间是同音关系时,前者对后者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表明,对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来说,他们的第二语言只能借助其汉语对译词的词汇表征通达其语义概念表征,实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Mroll(1994)的层次模型。     

非符号数量表征和符号分数表征的关系

个体学习符号分数的一个关键是能对其数值形成准确表征。现有研究假设符号分数表征的认知基础是人类自婴幼儿期就具有的非符号数量表征(如表征两个集合各自的数量, 或两个数量的比例)。其证据包括表征非符号数量(尤其是非符号数量比例关系)和表征符号分数在行为和大脑神经活动层面上都表现出相关性。然而要说明非符号数量表征是符号分数表征的认知基础, 还需更多研究表明两者在数量概念上的独特相关和因果联系, 并阐明符号分数表征形成的认知机制。     

熟练维-汉双语者汉语语义的通达机制

采用跨语言非掩蔽启动条件下的词汇判断实验范式,通过变换启动刺激和目标刺激的关系,研究了熟练维-汉双语者两种语言间的语义通达方式。结果发现,无论是维语作为启动刺激,还是汉语作为启动刺激,启动刺激与目标刺激之间无论是翻译关系,还是联想关系,启动刺激对目标刺激的识别都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两种方向的启动量没有显著差异。这些结果表明,对于熟练掌握维、汉两种语言的维吾尔族大学生而言,两种语言无论在词汇表征上,还是在概念表征上都建立了很强的联系,两种语言间词汇通达的不对称性已接近消失,支持了Kroll等人提出的整合的层级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