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时命观与上博简《孔子诗论·兔爰》之评——兼与晁福林先生商榷

上博简《孔子诗论》评析《诗.兔爰》篇"不奉时"之语,晁福林先生认为应理解为是对于此诗不遵奉"天命(时命)"的批评。而《兔爰》篇以默求容的处世态度与孔子强调"邦无道免于刑戮"的全身远害的时命观相合,所以简文"不奉时"仍应释为"不逢时",表明孔子对诗人处世态度的赞同。     

从上博简《诗论》“诗亡■志”说看孔子的诗歌理论

上博简《诗论》所提到的"诗亡■志",是儒家诗歌理论的重要命题。简文"■"字不应当依后起的隐蔽之意为释,应当理解为先秦时期行用的"据"、"依"之意。"诗亡■志"的简文表明,孔子认为诗不必拘谨、拘泥于志。孔子及其弟子虽然并不否定"诗言志"之旨,但却强调诗应当情、志并重,而非仅仅在于"诗言志"一个方面。上博简和郭店简的相关材料就是明证。     

孔子论《诗》与上博简《孔子诗论》之比较

比较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与《论语》等传世典籍中记载的孔子论《诗》的内容 ,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孔子的《诗》学思想。以往人们认为孔子对《诗》只有使用层面上的阐发 ,今据上博简《孔子诗论》则可知孔子以“情志”论《诗》 ,对《诗》旨也有精确允当的阐释。     

《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

《孔丛子》六卷当出自“汉魏孔氏家学” ,其前三卷记孔子、子思言行 ,可能是辑先秦孔氏遗文。《孔丛子·记义》篇载有一大段孔子对《诗》的评论 ,其与上博简《孔子诗论》有着内在的关系 ,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个体系而相互参释和补充。《孔丛子》“诗论”与上博简《诗论》都反映了先秦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和内容 ,而与汉代形成的《诗序》传统不同。《孔丛子》“诗论”对朱熹的《诗经集传》有一定影响 ,在从汉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论语》的“界限”看孔子遗说的分类编纂——兼及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史证价值

传世的、可信的孔子遗说,并不限于《论语》一书。相反,《论语》只是孔门后学纂集孔子言论学说中比较特殊的一种,该书只是为了收罗弟子所记的日常生活中孔子的言论而编成的,它排除了孔子的典籍讲授课堂的内容。在《论语》之外,存在着记录孔子专门的经典说解文本。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孔丛子·记义》中的孔子论《诗》,就是孔子诗学课堂和遗说存在的明证。那种以为孔子学说以《论语》最可信据的主张,恰好受了该书"编纂界限"的误导。     

上博简《仲弓》疏证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三册《仲弓》,是一篇久佚的先秦儒家文献,它对于我们认识孔子的政治理论和了解《论语》成书的一些情况,都有比较重要的价值。本文对于《仲弓》篇的28支简的简序进行了重新编排,并且分段进行了疏证研究,探讨了孔子政治思想中的若干重要内容。     

《诗经·郑风》编连结构与孔子思想深意之阐释

孔子编选《诗经·郑风》作为教本传授弟子,不会是随意杂录。首先他对诗的内容是认同的,其次在题材选择与编排顺序上也是煞费苦心的,其中倾注了孔子对妇女、婚恋、家庭、社会教化的深刻思考,目的是借助诗的思想内容实现自己的修身(君子淑女)、齐家(妻贤母良)、治国(纳俗于礼、由俗观德)、平天下(实现礼仪教化、道德教化、政治教化从而实现其社会教化)的思想。通过研究《诗经·郑风》选编的内容及编连结构,并结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中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深刻理解孔子对《诗经·郑风》二十一首的选编、排序以及所蕴藏的思想深意。     

从《孔子诗论》所言《关雎》主旨看儒家的礼教思想

<诗经·关雎>是孔子及早期儒家最重视的篇章之一,但西汉以来后儒所言<关雎>主旨却是说法纷纭.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孔子诗论>言<诗经·关雎>主旨是改,即由好色之愿到返纳于礼的转变.孔子及早期儒家对<关雎>的重视,反映了孔子希望正夫妇之礼的愿望,以及要求人们克己复礼并重视婚姻家庭伦理教化的观念.     

由上博简《诗说》的体例论其定名与作者

上博简《诗说》中出现的六次“孔子日”以及以“曷”字形式出现的孔子言论,实际上都是《诗说》作者引述孔子的言论来支持自己的《诗》学观点。由这一体例可以肯定,《诗说》的作者不是孔子;而应该是孔子的门徒或再传弟子。据有关材料判断,这个门徒最有可能是子夏。因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所定名的《孔子诗论》,若更名为《诗说》更符合竹简内容,也切合周秦古书的定名规律。     

《孔子诗论》说《关雎》等七篇义解

从《孔子诗论》看,孔子解诗,注重诗篇主题大意的论说和诗篇思想大义的阐发。前者是对诗义除掉背景材料后的更高度概括,与诗的本旨有时距离不是太远;后者则是着力挖掘诗篇背后隐藏的抽象义理,是一种读诗者的新体悟,与诗的本旨相去渐远。孔子这种解读方式,在《诗经》阐释史上有创新意义,是《诗经》研究走向义理化的开端。《孔子诗论》不仅体现了孔子诗教的本质和特点,更与孔子的思想相一致,是研究早期儒家诗学及孔子思想的珍贵材料。     

上博简孔子《诗论》“仲氏”与《诗·仲氏》篇探论——兼论“共和行政”的若干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载的“中氏”即今传本《诗·仲氏》。孔子时代的《仲氏》一诗 ,在流传的过程中 ,因错简而被误入它诗 ,它的原貌至少包括了《燕燕》诗的末章和《何人斯》的第七章。经复原后的《仲氏》一诗 ,体现了儒家孝悌精神。上博简《诗论》载孔子以“君子”评《仲氏》一诗 ,其主导思想即在于对“孝弟”原则的肯定。《仲氏》一诗透露的内容与共伯兄弟的情况十分吻合 ,且其简被编入《邶风》 ,此皆可以推测此诗为共伯余之作。《诗·仲氏》对于了解“共和行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相当可贵的资料     

先秦时期战功名称问题——上博简《曹沫之陈》的一个启示

上博简《曹沫之陈》简文“一人又（有）多,四人皆赏”,是简帛材料上关于“伍”之间相保的明确记载,也是“战功曰多”的又一条注解。先秦时期以“多”作为战功的代称,当与自古以来战争的杀伐性质有关。而以“多”释战功,可能源自远古狩猎后的论功行赏之俗。“战功曰多”之事,秦汉以降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这从一个角度让人们看到了上古时代人们的战争观念的变化。     

《论语》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与区别

《孔子诗论》的诗学思想与《论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孔子诗论》吸纳了《论语》诗乐教化和兴观群怨等学术观点。但在学《诗》目的上,它不像《论语》那样重视出使应对;在说《诗》方法上,它不像《论语》那样断章取义,而是直探诗旨本身;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它不像孔子不谈性,而是以子思学派的性情理论说《诗》。惟其学孔而不泥于孔,《孔子诗论》才能取得诗歌理论的巨大成就。     

孔子语录的节本和繁本——从《仲弓》看《论语》与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形式差异

上博简《仲弓》与《论语·子路》“仲弓为季氏宰章”所记应该是同一件事,但两者在称渭、篇幅、结构、文字方面却差异很大。从这一现象推测,当年孔门七十子后学有记录孔子言行的风气,他们手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记录孔子言行的素材,今本《论语》就是从七十子后学的笔录素材之中精选出来的,它是孔子语录的“节本”或“精华本”。而在另一方面,七十子后学又在原始笔录素材基础之上进行扩充和阐发,大小戴《礼记》中记载孔子应对弟子时人的文章以及上博简《仲弓》、《子羔》、《鲁邦大旱》等,就是孔子语录的“繁本”或“扩写本”。     

试论上博简《多薪》篇对兄弟伦情的诗意言说

上博简《多薪》、《内礼》等篇与《诗经》、《尚书》、《仪礼》诸传世文献,对中国伦理思想中五伦之一的兄弟一伦都有相关论释。《多薪》篇以植物间的对比起兴兄弟伦理亲情同别人一般友情的关系,这表明该篇作者对家庭伦理、对天伦的着意重视。本文以此文脉回视残简缺文,提出个人的论说方式。同时对其他部分传世文献中论及兄弟亲情的文献也作了初步梳理,认为结合上博简中对五伦作单向度强调的伦理倾向,可以进一步探析中国伦理学说的某种转向与儒学诗教功能。     

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

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析,结合对《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探讨,得出《诗经》之部类及其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的结论,同时厘清孔子、《孔子诗论》和《毛诗》在文本方面的关系。《诗经》的结集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分类由来已久;未曾更改。《诗》“类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在《诗》文本编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孔子在整理《诗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前提性的“编序”原则,所谓孔子“删诗”,只是对诗篇做些必要的一般性古籍整理而已。至于出土文献《孔子诗论》中偶尔出现的颠倒《诗》“类序”的论述亦属正常,并不能说明孔子曾编有与传统《诗》“类序”相反的文本,也不能否定《毛诗》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更不能由此说明《孔子诗论》中出现“类序颠倒”具有更为不可测知的寓意。     

上博简《周易》断占辞相异问题管窥

<易>本卜筮之书,<周易>之断占辞,最能体现其占筮本质,其研究之重要不言而喻.考上博简<周易>之断占辞,与通行本、马王堆帛书本颇有相异之处,耐人寻味.今不揣谫陋,谨就其相异之处、取类原则及研究方法等,博参众说,略陈管见,希可于断占辞之研究,有小补焉.     

上博简《慎子曰恭俭》管窥

本文从分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慎子曰恭俭>的内容出发,认为简文属于慎子弟子后学的作品.并将简文和传世文献进行比较,认为简文中的慎子就是慎到.然后分析了有关慎子的一些问题,认为<战国策·楚策二>所记楚襄王为太子时的老师慎子就是慎到,慎到的生卒年可能是359BC-275 BC.     

从上博简《竞建内之》所引商史事看经学在战国时期的传承

上博简《竞建内之》篇记述了齐国大夫鲍叔牙与隰朋借发生日食之机向齐桓公进谏之事。仔细分析发现,其中鲍、隰二人所称引的商代史事与《尚书.高宗肜日》篇近似,简文是目前所见对《高宗肜日》的最早释解,不仅对理解《高宗肜日》的本意有所帮助,且对商代史事有所增益。简文充分体现了战国时期对于经典所作的阐释,对后世经学的发展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鲍叔牙事迹考——从上博简（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谈起

鲍叔牙是齐桓公时的政治家。他早年与管伸共同经商、参战．关系密切;后精心辅助小白,帮助小白登上齐国王位,是为齐桓公。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支持管仲对齐国的治理。鲍叔牙是齐国的卿大夫,曾负责为桓公推荐人才。他忠言极谏,和管仲一起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国一时成为最强盛的国家。上博简《鲍叔牙和隰朋之谏》中,鲍叔牙谏议桓公远离佞臣,在政治上实施新举措,取得明显政治效果。但最终因为嫉恶如仇,政治上缺乏灵活性而没有位极人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