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解释学研究一瞥

从国内近几年已经发表的有关解释学的论文中,论述伽达默尔解释学思想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研究者在不同角度的探讨中,产生了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正确“理解”与“解释”问题.下面就将有关的不同看法综述如下.江怡强调,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核心是语言问题,而且,书面语言是其解释学对象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语言与理解、语言与世界这两个关系范     

怀疑的解释学

本文从利科的"怀疑的解释学"引出一个对解释学的怀疑问题的更加宽泛的思考,强调任何解释学都是对怀疑意识的克服,从近代到现代的西方解释学的发展都表明了这一点。当代的现象学的出发点是直观的"被给予性",而不是某种先入为主的基础。现象学的被给予性是超越传统基础主义的,它同时也是对怀疑主义的超越,它的怀疑是笛卡尔似的。伽达默尔似乎不满于利科过于执着于怀疑的解释学与信心解释学的对峙和差别,而要将两者统一起来,即置怀疑的解释学于信心解释学之中,虽然他在本文中并没有明确使用"信心解释学"这个词。对于伽达默尔来说,从怀疑到信心,是通过辩证法来实现的,而他眼里的辩证法被解释学化了,并与现象学对接,它涵盖对话、解释学的应用、实践智慧和视域融合等因素,伽达默尔突出从中引发出来的"分享"概念,强调理解作为一种参与是"分享",而不是独占,它不是获取部分,而是获取整体,人类的文明、文化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类似滚雪球,越滚越大。     

论伽达默尔对实践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

对实践问题的思考贯穿了伽达默尔整个学术生涯,构成了他哲学思想的起点和归宿。实践哲学不仅影响了他的哲学解释学思想的形成,而且他还将哲学解释学应用于实践问题,发展出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和解释学在他的思想发展中是一种互动的、相互启发的关系。他对实践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他通过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研究关注到理解和相互理解问题,此外海德格尔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阐释使其注意到实践智慧概念。在中期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中他通过实践智慧概念阐明解释学的应用问题。后期他通过将哲学解释学应用于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寻求对实践合理性的理解,希望以此来引导人们的生活,避免技术文明对人造成的异化。对实践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体现伽达默尔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对于我们思考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伽达默尔评布尔特曼“解神话化”的解释学意义

伽达默尔与20世纪新教神学的关系可以通过他对布尔特曼的“解神话化”的评论反映出来.这个评论围绕着“自我理解”的问题展开并纳入到伽达默尔的游戏论中来加以深化,它表现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立场有一种综合布尔特曼的新自由派神学和巴特的新正统派神学的倾向,而这又同他将海德格尔前期和后期思想相结合的学术道路是一致的.     

简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辩证法

简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辩证法何卫平（武汉大学哲学系４３００７２）哲学解释学是解释学的自我超越,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本体论的转向和对解释学内在辩证精神的自觉崭露方面。尽管现代解释学理论是由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共同奠基的,但伽达默尔在参与创立新解释学的同时建立...     

一种新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建构: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论纲

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把传统注重文本理解的解释学改造为注重现实实践与理性批判的解释学,即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它本质上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学。在哈贝马斯看来,伽达默尔强调前见、权威、传统、教化的合理性,导致其缺乏彻底的意识形态反省与批判精神。批判解释学也是深度解释学,即心理反思分析的解释学,它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为榜样,注重挖掘潜藏在各种扭曲交往、虚假交往、神经病症等的意识形态压抑与控制。最后批判解释学也是一种政治解释学或社会解释学,它珍视平等交往、自由解放等价值理念。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产生了双重历史效应,它实现了解释学的实践哲学转向和社会批判理论的解释学转向。     

评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一书

在《哲学评论杂志》1967年附刊第五期中,我对现象学的、语言学的和解释学的基本理论做了比较,特别就这些学科对理解和认识交往行为的意义的分析所作的贡献,做了比较。在这篇文章里,我也对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基本观点进行了评论。下面,我只把批评他的那一部分看法重新发表出来;收集在这本集子中的伽达默尔写的原批判(见本集第57页等),同我对他的批评的那一部分看法直接相关联。     

伽达默尔“实践哲学转向”及其意义理解

存在于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实践哲学转向",既是为伽达默尔本人所肯定也是为学界普遍认同的一种关于伽达默尔学术研究重心演变的基本看法。不过近年来,学界有些不同的意见。作为一个专门性问题加以深入的讨论,将使人们能够真正准确理解和充分把握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的核心性主题和思想实质。伽达默尔晚年曾明确指出,自《真理与方法》之后,他的研究转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实践哲学及社会科学问题。正是通过实践哲学的转向,并在与贝蒂、赫施、哈贝马斯、利科尔和德里达的批判与反批判论争中,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实践哲学维度得到了鲜明的展开,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地位和性质得以确立。这一转向也带来了哲学本身的多维度变革性意义,并引发了西方哲学从注重对世界事物的绝对的永恒的知识性认知的理论哲学向反思人类存在和行为意义的实践哲学的伟大转变,极大地推进了现当代实践哲学接续、重建和复兴的思想运动。     

新一代解释学家M.弗兰克

弗兰克(Manfred Frank)属于伽达默尔和里克尔之后一代的解释学家,我对他的介绍集中于他对当代解释学的两点重要贡献。弗兰克通过引入意义的结构模型,使解释学“现代化”了;他还坚持个体主体的不可还原性、其意义生成活动的独特性和单一性。     

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一次对话

1981年4月,在巴黎歌德学院举行了“本文与解释”的专题讨论会。出席者中既有德国当代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又有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学派巨擘德里达。由于当代在世的哲学大家(尤其是分析哲学以外的哲学家)进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面对面“交锋”似乎还是一个不成文的禁忌;由于解释学和解构哲学已成为西方在分析哲学之后影响日渐扩大的两门“显学”;由于这两支同源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而又俨然成为对立的潮流在许多立场上既迥然有别,又相互纠缠,人们对这两位哲学家的第一次学术“对话”怀有特殊的期望和兴趣。伽达默尔在会上作的长篇演讲中,将法国当代哲学思潮称作对自己的“真正挑战”,他提出了与德里达针锋相对的海德格尔解读,并声称德里达将解释学置诸形而上学范畴之下其实是一个错误,哲学解释学并不依赖于任何“出场(现时)的哲学”。德里达在后来的讨论中,则对伽达默尔视为理解之先决条件的立场(即每一对话的参与者都怀有乐于理解对方发言的“善良意志”)并提出质疑,坚持自己对解释学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批评,并阐述了解构哲学的独特主张。德里达的质询与伽达默尔的答复围绕解释与本文问题上双方的一系列对立如理解——非理解、内在——外在、连续——中断、真理——非真理等而展开。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对话的内容,同时也在于这一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对话、理解与解释的复杂个案,它同样给了我们许多与理解和主体间交流有关的提示,譬如最根本的,一种分别出自解构和解释学立场的真正相互交流是否可能。所以,诚如有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这次对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已说出的那些方面,还在于那些未曾说出的和未曾发生的方面。大标题为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