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与五台山——文殊信仰的互动

中国佛教信仰中,菩萨信仰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文殊信仰是菩萨信仰的一个典型。文殊信仰是随着大乘经典的传入而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并在唐代达到了顶峰。文殊信仰缘起于敦煌,兴盛于五台;五台文殊信仰又反过来影响了敦煌。在这一过程中,敦煌与五台山作为文殊信仰之缘起与中心的互动,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轨迹。     

五台山文殊信仰与华严初祖崇拜

本文试图通过对华严宗初祖杜顺与五台山关系的分析,揭示中古东亚佛教宗派建构史上的一种模式:圣境与圣僧———指那些被视为菩萨化现的高僧———的双重交互确认。杜顺在中唐以后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并于宋初被尊奉为华严宗初祖。本文首先考证了杜顺乃文殊化现这则传说的来源及其形成时间,进而追问这则传说产生的思想史背景,并得出以下结论:五台山在南北朝末期成为佛教圣山,并在唐高宗至代宗时代确立了其文殊菩萨道场的神圣地位,密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华严宗人希望借助五台山来抬高自身的地位。以澄观为代表的华严宗人凭借《华严经》之于五台山文殊道场的经证渊源,提高了文殊在华严义学体系中原本并不突出的地位,创立了文殊与普贤并重的三圣圆融观。同时,他们通过僧传等文字,编纂了早期华严传习者与五台山的历史渊源,其中的代表就是杜顺乃文殊化身的传说。于是,杜顺通过五台山获得了神圣地位,而五台山则通过杜顺被确立为华严宗的圣山。五台山文殊信仰与华严宗构建起了稳固的相互关联,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镇国与消灾: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五台山文殊信仰研究

敦煌石窟中留存下来的文殊信仰资料极其丰富,这些资料包括文殊类经典、文学作品及绘画、彩塑等多种类型,时间多集中于晚唐五代宋初,即曹氏归义军时期。通过对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五台山文殊信仰盛行的原因及其特点进行分析,认为镇国与消灾是这一时期该地区文殊信仰的基本内容。     

五台山华严宗现状

五台山是《华严经》中所说的文殊道场。从北魏起五台山就成为研习《华严经》的重镇。华严学因五台山而获得更广泛地流传,五台山也因华严学的兴盛而驰名中外。唐代时,著名华严学者李通玄与华严四祖澄观先后于五台山大华严寺宣讲华严,著书立说,使华严学成为五台山佛教的显学,并形成一支庞大的华严队伍,五台山华严宗得到迅速发展。之后历代高僧至此弘扬华严,现今五台山还有寿冶、梦参、妙江、通愿及其弟子如瑞等著名高僧弘传华严宗。     

辽代五台山文殊信仰补论

辽代五台山文殊信仰,始于辽景宗时期,辽圣宗时期开始兴盛。从景宗之后的皇室子女取名小字“文殊奴”“观音奴”“药师奴”等来看,辽代的五台山文殊信仰来源于唐代的佛教转轮王信仰,其发展高潮是在圣宗、兴宗、道宗三朝。位于今河北省蔚县的小五台山,是辽代的五台山文殊信仰圣地——东五台山。山中有“金河十寺”及其它寺院。辽代最高统治者常赴东五台山送供、进香、巡礼,东五台山成为辽代华严教学的中心。     

蒙古人与五台山文殊信仰

蒙古人与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依据文献来分析,从元朝忽必烈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开始,之后明清至今,兴建有蒙古僧众为主的寺院,如菩萨顶、罗睺寺、镇海寺、瑞应寺等。着重对忽必烈和八思巴与五台山的关系;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与五台山的关系;宗喀巴大师与文殊菩萨、大威德金刚的关系;五台山瑞应寺与察汗殿齐呼图克图的殊胜关系,以及五台山其他蒙古僧众为主寺院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武则天与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的确立及其信仰

道宣的《续高僧传》编撰时,五台山有关文殊菩萨显化的灵异故事已在民间和僧界有了一定的流传。据文献分析,这些故事应该是华严信徒的宣教所为。《古清凉传》收集了这些灵异故事,并努力证明五台山就是《华严经》中所说的清凉山。而《古清凉传》的编撰以及会赜、惠祥多次奉敕赴五台山“检行圣迹”和朝拜活动,实出自武则天的授意。她登基后极力推崇文殊菩萨,借此把五台山塑造成国家层面的佛教中心,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日渐名扬天下。因此,武则天实是五台山文殊道场确立的始作俑者。她对文殊菩萨早期的崇奉以及五台山安舍利建塔,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大唐的佑护,个人性质突出;掌权后对华严宗派的重视,扩大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的影响等行为,则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塑造文殊形象普化文殊信仰——五台山般若苑设计方案说明

在改革开放和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背景下,建议五台山区政府开发一个五台山般若苑。苑内各景点的分布、安排,是由殊像寺、塔、陈列馆、文殊雕像群、佛艺演示场、开智堂、园林和服务设施等组成。每一景点都要围绕着普化文殊信仰这一主题。     

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与五台山——以《圣文殊显胜地五台山赞颂、文殊欢喜供云诵》为例

藏蒙对照本《圣文殊显胜地五台山赞颂、文殊欢喜供云诵》收藏于北京雍和宫,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于1767年在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镇海寺闭关期间,口述和赞颂了五台山的历史由来,由其弟子比丘格勒南凯撰写成藏文,后由嘎玲纳·嘎沙(Ga ling na gasa)译成蒙古文。今译为汉文,以便汉族佛教信众和研究佛学的人士学习参考,更多了解五台山的历史。     

五台山文殊信仰的智信特征及其对现代人心理健康的启示

现代社会人们心理问题越来越多,打着佛法旗号用以安心的法门数不胜数,但是如果不具正见,不以般若智慧为向导,妄用所谓的"法门",都十分容易偏离佛陀的本怀。文殊菩萨被称为七佛之师,为佛教般若智慧的化身,其所强调的"智信"并以智慧行万法,对解除现代人的心理问题及佛教自身发展都有极大意义。分析五台山文殊信仰中智信的内涵及其不二法门、空有平等、以般若为指导的实践观对现代人解决心理问题的启示。     

五台山文殊信仰的时机意义与内涵要旨

以探索文殊菩萨信仰渊源为切入点,继而以近代印光法师鉴定重编之民国版《清凉山志》为蓝本,主要论述文殊菩萨垂迹应化五台山的时机意义,即文殊菩萨"现五台者,为应震旦之机,欲令归心有在耳"。强调"教启般若华严,行归禅宗净土"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内涵要旨,以期发扬光大之。     

文殊信仰的兴起和流布

佛教信仰的主要标帜是制作、礼拜佛塔和佛菩萨像。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印度出现了桑奇大塔等佛教艺术品;公元1世纪顷犍陀罗始作佛菩萨像;公元2—3世纪时马图拉制作的佛菩萨像运往印度各佛教圣地;公元4世纪之后犍陀罗、秣菟罗等地相继出现了文殊塔和文殊像,文殊信仰遍及了印度各地,     

文殊信仰与佛教智慧

文殊信仰是佛教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这一信仰形态历史久远,信民众多。文殊菩萨作为中国佛教中的四大菩萨之一,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而佛教的般若思想又是这一智慧的主要内容。文殊信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中的表现形态是有差别的,对这方面内容的梳理和分析在佛教研究中很有意义,能为今天我们正确理解和对待佛教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文殊信仰方式及其社会特征

文殊信仰作为民众所选择和认同的信仰类型,早已在中国社会乃至民间信俗中形成为非常重要的信仰方式,而山西五台山也成为佛教史上最具神圣地位的文殊道场.然而,文殊信仰方式的佛教社会学特征,文殊信仰的基本内容、传播方式、修持方式、社会呈现方式及其与当代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即是在实践文殊菩萨智慧精神的过程中,从自我、个人出发,发大...     

五台山文殊信仰与密宗

五台山因传为文殊化现道场成为佛教一大圣地,其中与密宗有很多重要的关系。在密宗还未成立之前,印度密教早已流传于唐,它对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五台山与文殊信仰,本来并无联系,只因“一乘典语,兴在中华”(不空语)。新译《华严经》固然是五台山为文殊化宇的主要经典依据,但密教经典为此提供了更直接的依据。菩提流志译的《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说:“尔时,世尊告金刚     

印度的文殊信仰

印度的文殊信仰是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壮大、发展、流布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菩萨信仰。以文殊菩萨是结集大乘经典和受持般若经的菩萨,故说他是大乘空宗的肇始人、般若智慧的化身。因此,文殊信仰就是随着大乘经典特别是般若经和华严经的流布而从印度东南传到南方、西南、西北、北方、东北方等地。     

文殊菩萨与弥陀净土之关系探析

探析文殊菩萨与弥陀净土的关系,首先基于《华严经》《文殊般若经》《文殊发愿经》等探析其理论渊源;其次基于法照的感应与实践探析其事迹关联;最后基于《清凉山志》的删改与修订探析史料之貌.文殊信仰与弥陀净土紧密结合,呈现了文殊信仰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圆融性特质.     

千钵文殊的产生及其影响

千钵文殊菩萨,自从其本经《千钵文殊经》被判定为伪经以来,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注意,这自然与一段时期内一度贬低伪经价值的观念有关,但现在看来,千钵文殊及其本经在中国密教史和五台山佛教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与五台山文殊信仰的进一步确立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千钵文殊之本经《千钵文殊经》,属中土伪造,似无疑义,但千钵文殊与其本经在形成上是否完全一致?其产生的具体过程和背景及其意义、影响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五台山文殊菩萨彩塑艺术特色

文殊菩萨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得力助手,在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文殊菩萨彩塑遍及全国各地寺院,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无疑是文殊菩萨彩塑艺术的集中地。五台山现存有从唐代至今的30余尊文殊菩萨彩塑,既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时代感,又有佛教造像艺术的共性,也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形象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和艺术成就,更加彰显了五台山文殊道场的文化特色。     

文殊信仰在中国的初传

文殊信仰是佛教中的菩萨信仰之一。它是随着印度佛教的向外传播于公元二世纪中叶,由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和月支国僧人支娄迦谶等传入中国。安世高始译出阿含部、宝积部、经集部等三藏典籍56部62卷,其中多是小乘典籍,但亦不泛大乘经论,且还有关于文殊菩萨的经典2部2卷。因此说,安世高不仅是中国佛典翻译事业的创始者,而且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开拓者、文殊信仰的始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