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证明与后现代政治哲学

合法性证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前提 ,也是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内容。作为一种历时性现象 ,合法性证明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基础和形式 ,而它的转换也总是伴随着政治生活范式的巨变。后现代主义对迄今为止的合法性证明作出了势不可挡的“解构” ,从而使政治哲学不能不进行它有史以来最大的反省和转向。目前 ,后现代政治哲学正在通过反复曲折的摸索 ,以“交往互动”和“效用”为核心 ,尝试重构自己的合法性基础。     

道义政治的公利重塑 ——陈亮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新论

陈亮的政治思想并不是对儒家传统道德哲学的背叛,而是通过思维起点反思和思维方式跃迁,使天理的必然性在思维的逻辑中得以继续,让政治生活的道德法则在功利的追求中得以保留。陈亮批判朱熹理学\"不免于二\"的命定分裂,揭露出\"理一\"和\"气异\"的逻辑矛盾,展示出形上天理作为至善尺度的消极边界;用\"体一\"代替\"理一\",使有限绝对的天理获得了整体性超越,实现了道学逻辑起点的更替;以\"定\"为中介将分殊组织为\"体一\",达成了思维方式从两极向中介的转变。陈亮重新发现人在公共生活中的自我规定,使道德和功利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和解,在公利中使道义政治得以重塑。     

政由谁出 政治何为——孔子政治哲学新论

政由谁出与政治何为是政治哲学的两大核心议题,孔子对其作出深刻思考并给出了明确回答.孔子的私学教育致力于培养具有完美道德品格的士人君子,而在他的新政治构想中,士人君子是治国为政的理想主体,其资格的正当性就来自君子所具备的人格特征与精神品格.孔子基于人类\"性相近,习相远\"的复杂特性提出\"学以致其道\",在不破坏人类习性多样性...     

哲人与政治:从孔子与《论语》中四类人的关系看孔子的政治哲学

哲人的多种面相是其政治哲学之所以复杂的深层原因,该文以孔子与《论语》中四类人的关系为线索,通过分析孔子对四类人的看法以及自己与他们的关系定位,旨在呈现孔子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多重面相,并由此进而把握孔子式哲人与政治的关系。     

论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论证的阙失

关于传统中国政治有无合法性的问题,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本文通过对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追溯和分析,将其界定为对先于经验的终极根据的诉诸。依此定义,传统中国政治呈现出的就是合法性阙失。本文还尝试探究政治合法性阙如的原因:政治思想家们先验思维的阙如,使得他们独断地将经验的政治现象作为政治的依据,而从未对这种经验根据作进一步的追问。     

中庸:一种古典的政治哲学精神——孔子政治哲学的精神追求

古典政治哲学精神是一种安详或极为清醒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孔子的中庸思想当中。孔子积极倡导并履践着这种精神,目的是为了在理想与现实、哲学与政治、哲人的生活方式与世俗的生活方式之间建立一种张力性的协调平衡关系,以便使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对现实政治生活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孔子的精神追求在后世儒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并最终使儒家思想政治化。     

论《民之父母》的政治哲学内涵

与郭店楚简中的《唐虞之道》、上博简中的《子羔》一样,《民之父母》一文是在探讨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该文将“五至”、“三无”、“五起”一以贯之,摆在一起次第展开地逐一阐述,其中有深刻的逻辑性。它认为拥有政治权力的条件是道德高尚、能力超群并且将道德与管理能力结合起来运用到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这种理路本来是孔子在《论语》中早就已经展示过的理路,但是没有这么系统的表达。因此,我们要对这篇文章予以特别的关注。     

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政治意蕴

In order to deepen the studies on the philosophy of practice, it is essential to explore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Marx's philosophy of practice. Marx's philosophy of practice is rooted in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 and the separ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societal community” in the modern context is the basic background of Marx's practical philosophy. It is the basic interest of Marx's philosophy of practice to find a way to end this separation via critique of civil society. Therefore, Marx's philosophy of practice has a clear significance, which manifest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one is “liberation politics,” and the other, “the regulatory mode of the socio-political institution.” Translated by Zhang Lin from Zhexue Yanjiu 哲学研究 (Philosophical Research), 2007, (1): 3–10     

杜预对《春秋》政治合法性的重建——以《春秋左氏传序》为中心

在《春秋》诠释史上,回应《春秋》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成为构建新《春秋》诠释体系的基本前提。汉代公羊家董仲舒、何休等提出的孔子素王、《春秋》为汉制法等观点建立起《春秋》的政治合法性。晋代杜预虽然与他们一样主张《春秋》为孔子“制作之文”,但认为公羊家以上说法无异于以孔子为乱臣贼子,故杜预认为《春秋》非“天子之事”,而是史官之事,孔子“制作之本意”是要替代史官遵周公之志而修正鲁史。为证其说,杜预构设了《春秋》的三种存在形态：周德未衰时之《春秋》、周德已衰时之《春秋》及孔子之《春秋》。周德已衰时之《春秋》的出现构成孔子作《春秋》的必要条件。孔子之《春秋》与周德未衰时之《春秋》同遵周公之制,具有相同属性,因此,孔子之《春秋》在本质上是鲁史。杜预此举又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据其将韩宣子所见鲁《春秋》视为“周之旧典礼经”,则周德未衰时之《春秋》与周德已衰时之《春秋》难以相容;二是,如其所述,史之策书皆君所命,因而孔子何以具有替代史官著史的政治合法性又成为其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哲学退位——论康德哲学中哲学和政治的关系

V．格哈特从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来解读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从康德对“公共契约”中“秘密条款”的反讽论述中揭示出康德的真正意图是为人民提供权利、并实现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变革。在康德之前,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一直继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路线。按照柏拉图,哲学和政治应当合而为一,最高的理想是“国王从事哲学、或哲学家变成国王”;按照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政治具有一种类比结构,“从事统治就像从事哲学”。在康德那里,哲学和政治相分离,哲学批判和政治实践隶属于两个完全独立的行动领域,“从事统治和从事哲学是互补的社会活动”;因而康德为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确立起一个新的范式模型。这个范式模型意味着：哲学退出政治。格哈特把康德对哲学和政治的分离归因于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之间的差异。过去的哲学家往往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同一化,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洞见;康德看到,理论知识是先天的,实践知识则与境遇性和经验性的事务状态相关,因而不能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知识。     

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核心——大一统论

大一统先有观念,然后才形成政局,最后形成理论,这个理论影响了未来的政局。董仲舒综合创新了大一统理论,这个理论在中国历史上有巨大贡献,维护了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大国局面,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历史上也曾经产生过消极的影响。只有在具体的历史中分析评论它的功过,才有借鉴意义。一般的讨论优劣,评论功过,往往流于空疏。秦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是当时最先进的制度,董仲舒的新儒学是为当时中央集权制度服务的。为中央集权服务的儒学随着中央集权制度失去合理性,也逐渐削减合理性。     

生存自由与政治自由——论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政治哲学理念

政治哲学理念贯穿于卡尔.雅斯贝尔斯全部哲学思维的始与终。生存自由必须以政治自由作支撑,而政治自由必须建立在生存自由之上。只有在政治自由中,才能有效地保证生存自由并使其持续实现,反之,只有在生存自由中,政治自由才充满活力并富有想象力。生存自由与政治自由互为前提、缺一不可,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同属于具体的、相对的、有条件的人的自由。法制社会、议会民主、多元民主、国家制度等社会形态必须尽可能限制对自身权力的运用,必须尽可能为生存参与让路,以保证政治自由,而在政治责任中,政治自由重新实现自身与生存自由的中介形态。     

“天命有德”:中国古代对政治合法性的探索及其历史归宿

合法性是政治学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它通常是指民众对一个政治集团治理国家权力的认可。在现代民主政治中,这种认可严格地说是通过选民按宪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普遍公开透明的选举来表达的。但在国家不提供民主选举机制的历史条件下,深得人民拥护的政权更迭也被认为具有合法性。     

对哲学方法之结构的一个元哲学分析：兼论比较哲学方法论问题

本文对哲学方法论的元哲学关注是双重的:第一,如何从元哲学角度看待哲学方法的一般性结构;第二,如何看待哲学研究中诸多不同方法论思路之间的关系。本文旨在通过对哲学方法之结构的元哲学分析来探讨如何建设性地开展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主要论点如下。第一,一般来说,一种方法论思路有其功能上相互区别、但又密切相关的三个层面,即角度取向性方法层面、指南性方法层面和工具性方法层面。第二,假定某一角度取向性方法有其适当的形而上基础,那么,仅仅采取该角度取向性方法作为当下实     

论孔子的出仕观

孔子积极赞同出仕,并以推行“道”、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为出仕的目的。富贵、官位、生命、个人的荣辱,其重要性都无法与“道”相比,能否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才是决定孔子行为的最高准则。当其他处世原则与这种最高准则相冲突时,孔子即采取区分大小轻重,牺牲小节义遵从大准则的方式来进行抉择。《论语》中孔子在出仕问题上看似矛盾的言行,实际上都在推行政治理想这一层面上获得了统一。     

学而优则仕:人的政治天命——对孔子政治思想的一种哲学理解

孔子一生追求"学而优则仕",但他理解的政治与俗常政治迥异其趣。他辞官以表达对好利无德的为政者的不赞同,并从"道""德"出发去理解政治的本性。他认为政治不只意味着官职或行使权力,而是将"为政"理解为伦常道德实践,把政治与人的本性本原地联系在一起,使政治朝向"道"。孔子认为,人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存在,因其不断践行伦常道德而成为真正的人,人的本性就是弘道。孔子指出政治的本性由人的本性决定,政治是人成为人的最根本方式,为政就是人的天命。在形而上层面,孔子确立人人拥有政治权利的全民政治;在形而下层面,孔子确立"学而优则仕"的精英政治。在孔子心中,人"知天命"而好学才能真正获得从事具体政治事务的资格与能力。     

天命·仁·正名知言——孔子思想散论

从根本上讲,孔子思想学说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的生命哲学.“天命”观、仁论、政治一文明史观、正名知言说是支撑起孔子生命哲学大厦的四大支柱.孔子“天命”观把人的政治生命活动和政治生命存在作为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最高的和理想的形式.孔子仁论探讨了现实的人的生命存在本质上的分裂性和辩证地复归于整全的可能性,仁本身构成了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既分裂又统一的矛盾性特征.以“文质彬彬”为理想社会目标的政治一文明史观,是孔子“天命”观和仁论的中介,也是使二者成为可能的历史一现实基础.孔子从人的政治生命活动和政治生命存在现实中经验到和体悟到的、并且理性抽象而来的正名知言说,是孔子生命哲学的归宿,并且使孔子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高度重视语言对于存在的意义的哲学家.对《论语》中孔子言语的理解,关键在于解读者个人的本己性体悟,引经据典式的解读不能激活孔子生命哲学、从而使其具有此在当下性质.     

“兴”:“诗”与“仁”的对接——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之“兴”有三义：在根柢上是源于“心”的创造力量,在性质上是“善意”不已的冲动,从存在状态看是道德生命的活动。“兴”开启了“诗”与“仁”对接的思想通道,确立了“孔子诗学”的内在依据。“孔子诗学”是孔子儒学的一种哲学形态。“兴”从横向、纵向上撑开了“孔子诗学”的思想体系。“兴观群怨”是一种与“风”“雅”“颂”不同的思想结构,是对儒学人生意义的全幅涵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道德生命的形成与实现历程。“兴”提升了“孔子诗学”的道德理境,赋予了孔子儒学一种诗性智慧,开创了儒家诗学思想又一经典阐释传统,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诠释功能及其限制

意识形态最主要的政治功能就是为统治秩序提供一种合法性辩护,唤起被统治者对既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信仰。但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功能是有限度的,政治合法性具有一定的由政治秩序本身决定的不依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规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诠释不能违背政治统治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同时,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还必须同其它合法性策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建构合法性的政治实践中滥用意识形态,往往会进一步加剧政治合法性危机,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施特劳斯论古今政治哲学及其文明理想

施特劳斯经常被认为是关国新保守主义的精神鼻祖,其政治哲学据说奠定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针对这一流行观点,本文考察了施特劳斯对古今政治哲学之争及其不同文明理想的讨论,认为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既有别于现代自由主义的文明理想,又有别于直面残酷政治现实的德国虚无主义思想;文章还论证了施特劳斯对古典完美城邦理念的坚持,认为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和美国新保守主义在思想原则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