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探索

作为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三方面的创新性探索。首先,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将狭义认识论拓展为广义认识论,充实了认识论中“知觉”和“意见”两个范畴,将“疑问”和“观点”两个普通概念提升为认识论的范畴。其次,建构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体系：探讨了怎样将哲学理论化为思维方法,建构了以“类”“故”“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概括了辩证逻辑方法论的五个环节。再次,梳理与概括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成就：运用与发展了比类取象、比类运数的科学方法,设计、运用了实验手段。     

第六次全国辩证逻辑学术讨论会召开

今年5月,中国逻辑学会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在浙江奉化召开第六次全国辩证逻辑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出版界约5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同志首先缅怀了冯契先生对我国辩证逻辑研究事业做出的贡献。彭漪涟教授作专题发言说：冯契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具有很高成就的逻辑学家,是我国辩证逻辑教学与研究的先驱者和倡导者。冯契一直肯定辩证逻辑作为相对独立的逻辑科学的存在,以辩证逻辑作为他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工具。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深刻地论述了辩证逻辑科学存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喜读冯契同志新著

冯契同志的新著《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和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以下简称《进程》),是他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的姐妹篇;《中国近代哲学     

一部观点新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著作——介绍冯契著:《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冯契教授的新著:《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冯契教授继《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之后,又一部力作。如果说,作者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系统地整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发扬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方面,取得了很大     

逻辑发展法:冯契哲学探索的基本特征——兼论“以马解中”的四种典范

纵观冯契的著述可以发现,逻辑发展法是冯契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也是其哲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前者体现在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两个高峰"的论述以及"四大问题"的分析,后者尤其表现为他的"智慧说"是对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继承发展。所谓的逻辑发展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本体论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这个原则,将其置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在列宁那里则尤其表现为认识论、方法论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冯契的逻辑发展法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和中国传统哲学对理想人格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如果将其置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中可以发现,冯契的逻辑发展法和郭沫若、侯外庐为代表的"社会史还原法",张岱年为代表的"问题为中心法",李泽厚为代表的"文化心理结构法",共同构成"以马解中"的四种典范,并且以其哲学创作的成绩独树一帜。     

论冯契与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在实践概念上,李达把实践理解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而冯契把实践理解为"要求自由"的活动。基于对实践观的理解,李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为"实践唯物论",而冯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李达侧重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阐发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冯契侧重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和冯契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域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气论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一个理论观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参与和解决了近代中国"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课题,在此过程中,中国气论传统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密切相关。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经历从气论宇宙观到进化论宇宙观再到唯物史观的转变,尤其是李大钊"调和的进化论"及"调和之美"等思想,为辩证分析气论传统提供了理论指导。新中国成立前后,张岱年、冯契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从而推进气论传统的现代化。目前,全面深入推进气论传统及其宇宙观、历史观和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化研究,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需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逻辑探析

中国社会的实践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是不可分割且相互交织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逻辑就是指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以及由此决定的实践需要的发展规律。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逻辑起点和核心范畴成功转换的角度,探讨以实事求是为理论硬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展开,力图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     

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实践成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为思想先导,以实践论、矛盾论为哲学依据、从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契机果断而又准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功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     

从个体自由到群体自由--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化

在西方,自由从根本上是个人的自由,它起源于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政府、对宗教等外在限制力量的反抗,个人的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直接来源于西方,但由于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以及近代救亡压倒一切的现实语境的影响,西方自由和个人思想在梁启超那里发生了巨大的歧变而中国化或中国近代化了自由从个体性质的话语变成了集体性质的话语,由纯粹的个人范畴变成了个人与群体关系的范畴,由主要是个人自由概念变成了主要是国家自由、民族自由和群体自由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