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的"天人之分"说

荀子天论思想中的“天人之分”指的是天与人各自的职分、名分,并不含有“天人相分”之义。在荀子的理论体系中,天虽然并没有绝对摒弃自然属性,但是这种自然属性却淹没在它的神的属性之中。荀子正是利用了关于天的粗糙表象阐述天的神秘属性的。荀子虽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但他又对“制”的范围做了很多限制,像孙悟空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荀子的天道观也没有摆脱天命论的羁绊。他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并不能引申出“人定胜天”的意蕴。     

荀子《天论篇》是对于占星学的批判

《天论篇》是荀子的代表作之一。20世纪下半叶,学界对于其中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推崇备至。今日国人崇尚天人合一之说,有人又对其明于天人之分的说法颇有争议。①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割裂了《天论篇》的整体思想。本文试图给《天论篇》作一新的解释。     

荀子“天人并立”思想诠说

"究天人之际"系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永恒母题。荀子的思想大厦亦以其天人论为根基。荀子认为:"天道有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可"制天命而用之",实现人的自我长养,进而通过践行礼义而成为圣贤,在德性人格上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荀子的天人论是"天人之分"与天人相系的辩证统一,既反对畏天、慕天、"错人而思天",又反对"天人二分",人定胜天,让天与人的价值皆得以彰显,避免了天与人的"互役",形成友好型伙伴关系,可谓之"天人并立"。荀子在《天论》篇中完成了"天人并立"思想的逻辑证成,并将其贯穿于"性恶论"(自然维度)和"礼论"(文化维度)之中,成为荀子天人论的思想内核。本文通过分析天论、性恶论和礼论中的人学意蕴,让"天人并立"这一伟大思想显豁起来,从而让我们对荀子思想有一个更加深刻系统的把握。     

荀子《天论》篇新释

目前学界多将荀子的《天论》篇解释为一篇有关宇宙观、自然论的哲学文本。但实际上,《天论》中的"论天"实际是为了"论人",尤其是论述人间政治秩序的治理。所以,应当将之还原为一篇政治哲学文献。而此篇文献要论述的就是礼义作为治道的政治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     

春秋末年以前的宗教天命观与自然天道观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在于考察春秋末年之前的"天命"与"天道"观念。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古代无论是宗教天命观还是自然天道观在春秋末年以前都已经完全形成了。文章具体包括:(1)虞夏商时期宗教天命观的萌芽。这是宗教天命观念的初步发展时期,其中殷人的天命观可能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2)西周时期的宗教天命观的发展。"天命"观念到了周人这里有一个大的甚至是突破性的发展。这种大的甚至是突破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天命"这一语词(包括相近的语词)在周代已经完全确立;第二,周代用于表述"天命"观念的语词比之商代要丰富得多;第三,周人的天命观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第四,周代天命论还有一个突出之点是强调天命无常,即更强调人的主观努力。(3)夏商周时期自然天道观的萌芽。这主要体现为自然意义之天以及"天道"概念的出现。这一时期是自然天道观念的初步发展时期。(4)春秋时期自然天道观的成型。这一时期,自然天道观已经完全形成了。这表现在:首先,自然天道观中的自然涵义越来越明朗,越来越清晰。自然之天的使用越来越频繁,自然无为的思想也已经出现。其次,"天道"概念已经被广泛使用。这具体涉及以下问题:"天道"概念被广泛使用与占星术在这一时期迅速且高度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更为宽泛意义的"天道"概念也出现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自然规律的角度来看待或理解"天"的认识也已经形成;与此相关,更多有关规律和法则的表述虽不用"天道"这一概念,但其涵义却与"天道"相同。     

命与天命:儒家天人关系的双重视角

"命"与"天命"是传统文化中一对重要范畴,主要指人所受到的限制。二者都起源于"令",由"王令"而"天令",又因"天令"对王权的决定作用从而成为王权之"命"。西周末,随着传统天命观的式微,"命"开始向个体落实。孔子正是在对"命"深切体验的基础上重提"天命",以作为君子之为君子的依据;子思又将其进一步落实为人之"性"。到了孟子,便通过"命"与"性"、"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的比较,终于形成"命"与"天命"的不同规定:"命"体现着天对人之自然生命的限制,表现的是人所无法驾驭的客观力量,但却落实于人并表现为人之"命";"天命"体现的则是人之自我确认的道德理想,其虽然出于人却又必须证之于天,所以是天之真正的命于人者。命与天命,既体现了传统天人关系的双重视角,同时也是儒道两家不同探索侧重的一个基本分野。     

《管子》天论浅析

《管子》“天”的含义有至上神、自然神以及运行变化有自身规律的自然之天。基于这种认识,天人关系表现为一是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直接的因果关系的“天人感应”;二是人效法、顺从“天道”,利用自然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宰自然,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它在先秦的天论思想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荀子的天人关系论与稷下学术

荀子的天人关系论与稷下道家的相关思想之间有密切的理论联系。荀子的“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官天地”“裁官万物”等重要思想皆吸取了范蠡、帛书《黄帝四经》、《管子》相关思想并对之进行了理论提升。同时，对荀子思想的拔高和过度解读在理论界已流行多年，作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     

《易传》天人观浅析

《易传》提出了一系列精湛的思想,启迪了后人。它突破孔孟天命观的束缚,接受老子“域中四大”思想,肯定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它既承认天人相通,又承认天道与人道的区别,开了荀子、刘禹锡“天人相分”之先河。它的知天思想,既超出了孔孟,又高于老庄,是荀子“制天命”的先导。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和统一,既改造自然,又顺应自然,既不屈从自然,又不破坏自然,与荀子相比,较为正确地解决了自然与人的关系。     

“天命”与“天道”——春秋时期“天”崇拜观念之嬗变

自西周晚期开始,"天命"观逐渐超脱于政权的含义,转化为个体生命祸福的依凭,"天"与"人"建立了普遍的联系,"天命"开始具有恒常之"道"的涵义,个人无法逃遁的命运意义由此而生。恒常之"天道"因其规律性成为可被观察解读的对象,星占之学至迟自春秋早期始即在列国中流行,成为据"天道"以知人事的理论依托,掌握天文、熟识史事的史官则是演释"天道"的新兴群体。不再为天子所垄断的"天命"由于解读方式的多元化,变得错综复杂甚至任人阐释,致使当时的信仰世界并不存在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天命"或"天道"观念。     

天命之常与变：《周易·无妄》卦义衡论

《周易·无妄》卦意蕴深厚,其卦名含“合理”与“切实”二义。其卦辞既蕴示“无妄”之下事物呈现大为亨通的情势,又着重指明“无妄”之下事物也常有意外之遭遇。前者为“无妄”之常,后者为“无妄”之变。其六爻辞则是对“无妄”之常与变两个方面的具体表征。“无妄”之常易知,“无妄”之变难测,故该卦又特别强调面对“无妄”之灾疾,贞固自守乃是最好的应对办法。《彖传》《象传》则将具体境遇之“无妄”提升至天命或天道的高度,揭示了“无妄”之天命本之于天而为主于物的根本特征,并指出天命的展现与运行是刚健而不可阻挡的,且在天人之间随感而应、上下相通。人置身于天命流行、天道生生的宇宙图景中,应当积极顺应天时以长育万物。天命之“无妄”又与《中庸》之“诚”相通,二者互诠互显。     

荀子“性恶”说重估

荀子在《正名》篇中对性的涵义作了界定,但后世学者对此误解颇多。杨倞和王先谦没有说透,而傅斯年、徐复观等人的解释则有偏差。把荀子的人性论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天论、圣人论,放在先秦儒家性命思想演进的整体脉络中考察,便会发现其说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其说也有无法弥补的缺陷,并最终导致了对自身贡献的遮蔽。     

敬天爱人：中国基督徒上帝观的文化借鉴

<正>在中华文化中,“天”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冯友兰先生认为天有五义：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运命之天,即人生中我们所无可奈何者,如孟子所说“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自然之天,即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的天;义理之天,即宇宙的最高原理,     

先秦儒家天命思想的三重境界

先秦儒家天命思想上承殷周,并经过孔孟荀等儒家先哲进一步阐释与说明后不断向前推进,最终构成了以天命思想为统领、以天德合一为宗旨的宏大思想体系。在对待天命的问题上,先秦儒家一方面承认天命力量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主张人在将"命"交由"天"控制的同时,通过积极主动尽自己的本分去回应天命,呈现出畏天命、顺天命和制天命的三重境界,灌注了先秦儒家对人与天、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于今人正确看待生命和命运、理性追求生命价值、积极成就自我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论“殷周之变”与早期人文主义的缘起

一般认为,商周天命观之变革在于周人以道德之天、伦理之天取代殷商的命定之天与前伦理之天,从而确立了“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德治传统,表现出“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或者“道德人文主义”的特征。但事实上,“以德受命”“为政以德”可能是源自殷商的一贯传统,而非周人的创造。周人的贡献在于,否定任何氏族、王朝与天“有亲”的观念,将“德”作为天命转移的唯一依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周人的天命观总体上呈现如上倾向,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理性精神的高歌猛进与绝对胜利:一方面,道德性成为天命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西周的天命观仍带有“不完全理性”的成分,与天道“有亲”的观念通过其变形依然得以留存,甚至对春秋末期孔子的天命思想犹有影响。     

论孔子的天命、人性及政治价值依据

孔子对天命的理解和体认,是在对殷周时期对天的基本价值观批判继承与创造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的;孔子的天命观,经历了一个由信仰、怀疑直至超越的历程,经历了由神学、道德天命观向带有自然倾向的天道观念转化的过程。在人性论上,孔子作为“人性”理论的首倡者,奠定了以后儒家思想中对人性问题叙述和理解的基调,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后来的孟子、荀子将人性问题从善恶两个方面做了极端性的发挥。本文指出,由于受殷周以来传统政治思维模式的影响,孔子把其天命论、人性论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政治价值依据。如果说天命为孔子政治思想体系建构的外在价值依据,那么,人性则成为孔子政治思想体系建构的内在价值依据。孔子的思想体系正是寻找到了具有超越性的两大价值依据,因此,不但具有了超稳定的仁—礼政治结构模式,而且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社会与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资源。     

道统意识下孟子“德位”观之再阐释

孔子之“有德无位”的事实极大冲击了西周以来“以德承命”的信念,儒家学者不得不重新理解德位、德命、德福的关系,“德命”与“时命”的问题成为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孔子之后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对德行与权位关系的阐释不同于以《穷达以时》《荀子·宥坐》为代表的“时命”观。孟子从“圣人一道”的道统意识出发,在塑造与诠释圣人的过程中,聚焦于几种具有代表性与争议性的权力转移方式。孟子吸取西周以来“德福合一”“天命惟德”的思想资源,采用“天与之,人与之”的观念论证圣人的政治合法性。通过孟子的阐释,尧舜、禹、汤武、孔子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获得或不获得天子之位。这样一种机制并非如时遇一般难以捉摸,而是遵循着相对确定化的流程与评价原则,“德位一致”的必然关联被重新建构。     

从命定的秩序到主体的道德——周公天命政治观研究

中国古代对政治合法性的反思首先寄托于天命。夏商时期的天命是君主与天帝的契约,臣民只能承受命定的秩序。周公斩断天帝与君主的血缘联系,以德行来判断天命所归,实现天命不常与恒常的统一,而天命又只能通过民意得以反映,从而在天、君、民之间形成环形三角交互结构。周公试图用此在经验把握普遍必然,以现实参验的方法理解天、君、民、德等概念及天命唯德等命题,最终使理想政治只能寄托于"先王有德"的绝对,从而变成对现实等级制度的摹写。     

先秦“命”“天命”概念与儒、墨“天命”观的异同及其实质

在上古时期，“命”和“天命”观实际反映了中国早期宗教由“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由多神教到一神教的发展特点。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作为至上的人格神上帝或最高主宰之“天”所赋予人的“使命”或德性称为“天命”,而将令人无可奈何的、导致人之生死疾病顺逆吉凶等偶然性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称为“命”。墨家则出于“天志”“天鬼”“天意”的宗教立场，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皆由“天命”决定，“天命”之外不存在所谓“命”,故对“强执有命者”之“有命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墨家“非命”的实质只是反映了儒、墨两家“命”和“天命”观的某些差异，而非两家思想的根本对立。     

论荀子天人之辨中的无神论思想

“天人之辨”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将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论文从“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和“天人相参”四个层面分析了荀子的天人之辨中的无神论思想，这四个层面环环相扣，步步递进，呈现出逻辑发展的内在轨迹，从而揭示出荀子天人之辨中无神论思想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