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以“修身”为本——《周礼全经释原》初探

明儒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在明代经学义理化的学术背景下,注重内求本心的理学理路,特别揭橥"修身为《周礼》之本"这一主旨,其实质是强调内圣为外王之根基。《周礼》为治政之经,本涉官制、礼法、财政、土地诸政治制度,而柯氏推崇"修身",强调本心之纯正,则可身修、家齐而国治,《周礼》由此转入"内圣"层面。如此,内圣与外王打通,在宋学的解释框架下,由治心到治民,将格君心与设六官并举,以教立政,汉宋融合,《周礼》的诠释面貌可谓焕然一新,而其经学意蕴亦得以充分彰显。     

《管子》与《周礼》政治教化之道比较

《管子》与《周礼》成书年代相近,都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顾颉刚认为《周官》与周公或儒家无关,且《周官》与《管子》之中心思想相同,应出于齐国或他国之法家;杨向奎则从社会经济制度着手,认为《周礼》或为战国中叶齐人所作。郭伟川因不认同两人之说,已从溯源"六官"制度以辨其非。本文则主张欲比较《管子》与《周礼》中心思想之异同,应从攸关万民生活的政治教化之道着手。正文主要藉由两项重点详加讨论其异同:政教目的,呈现"教训成俗"与"由俗入礼"之别;政教对象与内容,呈现"四民职业教育"与"士庶成人教育"之别。最后,则以《管子》注重富国强兵之道,《周礼》主张培养君子与良善万民,二者虽有相关之处,然而确实存在一些重要差别,顾氏、杨氏之说是否恰当,可再深入思考。     

张载礼学论纲

宋代是中国礼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司马光、王安石、程颐等人的礼学造诣皆甚高,而张载的礼学更是名重一时,著有《横渠张氏祭礼》、《冠婚丧祭礼》、《礼记说》、《仪礼说》、《周礼说》等书(以上诸书均已散佚),其传世著作《正蒙》中有专论礼学的《乐器》、《王禘》等篇,《经学理窟》中有专论礼学的《周礼》、《礼乐》、《祭祀》、《丧纪》等篇。史称,张载之学“尊礼贵德”(脱脱等,第12724页),“以礼立教”(《二程集》,第1195页),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礼学体系。从整体看,张载的礼学是由两套系统构成的:一套是关于礼的基本观念和礼学结构功能的…     

周礼在齐论—读惠士奇“礼说”

《左传》昭公二年,有:“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鲁为周公封国,宗周礼乐传布于鲁,实为当然。但《周礼》一书,多同于《管子》,自清代乾嘉以来,学者多谓《周礼》一书出于齐。《周礼》出于齐,齐之礼俗亦多同于周礼,则谓“周礼在齐”,亦不为过。盖齐鲁实为宗周之两行,鲁有周礼重在礼,而有孔子、孟子以仁与礼为中心思想之儒家;齐有     

荀子法治思想研究

<正>荀子"隆礼",但又"重法"。他往往将礼法并提,说:"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下引《荀子》只注篇名)"刑"也就是"法"1。他认为治理好国家的关键,就在于礼义和法制,"礼"和"法"是治国的最高原则。又说:"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至",极,使……成为最高。"至法",使法制高于一切。这是说推崇礼义,使法制高于一切,那么国家就会正常,就会太平。在"礼"与"法"的关系上,我们知道,"隆礼"是荀子思想的核心,礼治主义是荀子政治学说     

论《左传》“以礼解经”

礼是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六经通于礼,《春秋》自身即为"礼义之大宗"。《左传》与周礼关系密切,其通过"礼物"、礼制、礼义三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春秋时期的礼,有"唯礼是从"的"唯礼主义"倾向;《左传》与《春秋》之间,《左传》"以礼解经",以礼释《春秋》之事、以礼释《春秋》之制,以礼释《春秋》之义,其解经可谓"以礼为上"。     

清华简《厚父》与中国古代“民主”说

"民主"—"天惟时求民主",是三代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包括"做民之主"和"为民做主"两个方面,二者互为联系又各有侧重;前者突出治民、教民,后者强调保民、养民,并呈现为从强调治民、教民到重视保民、养民,从提倡刑罚到主张"明德慎罚"的变化。清华简《厚父》反映的是夏人包括殷人的思想,属于"民主"说中的治民、教民说,其对典刑的推崇,对民众的不信任("民心难测"),与周人重视保民、养民的"敬德保民"说有较大的不同。《厚父》的发现,对了解古代"民主"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民主"说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母题,春秋以后从中发展出民本说、民本君本混合说以及君本说,以往学者仅仅从民本说对古代政治思想做出解读,是难以对其做出全面、准确把握的,由民本转向民主才是追根溯源。     

鹖冠子的理想政治论--成鸠氏之治及理论渊源

鹖冠子的理想政治和时局有密切的关系,他对一些大国不能得志于天下,深感痛惜.他深思败亡之由,并藉此提出自己的理想政治论——成鸠氏之治,其家族以“制邑理都”、“啬万物”、“与天地总”、“素皇内帝”等统治方法来统治,结果能统治天下一万八千年.这一理论主要受管子军政改革、《周礼》治官治民、选贤与能、《商君书》等法家严刑峻法等思想所影响.这种理想政治的实施,会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四夷宾服.     

《周易程氏传》礼法思想简论

《周易程氏传》礼法思想的核心是以天理与人性重构正统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二程继承了先秦以来以礼治国的思想,并把"礼"由有形的天地作为其直观依据提升为把至高至善的"天理"作为"礼"的终极依据,使"礼"具有了终极意义上的本体论意义。同时程颐也非常重视法的作用,但程颐重"刑"重"法",为刑重新定位,重点讲的是刑罚对维护天理五常、伦理礼法所起的作用。在德礼和政刑之间,德礼是政刑之本,而政刑有着平治天下的重要功能,刑罚的使用是为了去恶扬善,有益于道德的张扬。程颐礼法思想的基础是其通过性、理、气关系提出的人性论观点。对于程颐来说,礼法思想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当维护则维护,当损益则损益,随时变易以从道。     

诗教与中国“和”文化

孔子的诗教是用《诗经》来进行礼乐教化。其教化个人的目标是成就"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礼"乐"既是维系政纲、社会秩序的典章制度和上尊下卑的伦理纲常,又逐渐成为君子之"德"的体现。周礼、诗教、对君子人格的推崇都是为了建设周礼提出的"和"的社会理想,实现"和"之上的小康。     

《管子》"刑、德"思想述论

“刑、德”命题是古代政治法律思想中近乎永恒的命题。《管子》中有丰富、深刻的刑德思想：《管子》肯定刑在治国施政中的必要性,却大抵主张轻刑;《管子》更重视德,倡导以利民、惠民、养民为内容的德政及以“礼义廉耻”为主要特色的德教。其刑德兼施、先德后刑思想,可谓远绍周、吕,近承管、晏,下启苟、董,在中国古代正统刑德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是重要一环。《管子》刑德思想还打上了齐地阴阳五行学说的烙印,具有浓厚的齐学色彩。     

《孔丛子·刑论》篇思想研究

《孔丛子·刑论》篇集中辑录孔子关于刑罚的言论和观点,所载的许多文献资料,也多可与秦汉之际的其他文献相互印证。《刑论》篇所载孔子论刑主要涉及五个论题:一是刑与礼的关系,二是刑与民生的关系,三是刑与盗的关系,四是刑法的设置实施与它的合理性,五是孔子的无讼理想。在该篇所有九章文字中,有六章引用了《尚书》,共计九条,其中《吕刑》五条、《康诰》三条、《大禹谟》一条。《刑论》篇中的主要观点,都承《尚书》、《论语》而来,其刻意宣扬礼教、强调保民的倾向,不仅是对《论语》刑罚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孔子礼乐思想、爱人思想和反思精神的继承发扬,值得今人借鉴。     

文化承续与义理重构中的先秦儒家礼让观

先秦儒家传承春秋尚让传统并推陈出新:从礼治秩序的构建、社会理想的追寻、安身处世的需要阐释礼让的功能;通过揭示让仪的内涵、重塑让礼之要义、协调德制的张力,力图使让之礼仪重新焕发生机;转而关注让的根源、施教促让的方式与君子修养让德的方法来夯实根基,同时还通过惠民富民并彰明礼法、躬行表率以感召行让、德礼为先与政刑为辅等治道手段而期望民间兴让。"教学相长、修养让德→彰明礼义、躬行礼让→和乐安治、无讼俗美",构成了儒家君子的共同认知。"养民教民、德主刑辅→民众躬行礼让→和乐无讼"的治民思路具有强烈的儒家特色。     

中国古代的“礼法合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和法都是人们的行为规范。礼依靠道德教化的方式引导人们遵守社会规范,而法则依靠强制力使人们遵守礼的有关规范,从而达到社会安定有序的目的。"礼"与"法"(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两大基石。"礼法合治"思想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后经战国末期儒学大师荀子的推阐,其影响进一步扩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礼法合治"的思想正式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得以实施。此后,虽然朝代更迭,但"礼法合治"思想基本上为后世所继承发展。"礼法合治"的思想和实践可以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政治智慧和法律资源。     

孔子治政思想在元代张养浩从政实践中的应用

一、绪论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治国治政思想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部分。孔子的治国治政思想可以概括为三点：（1）强调治政者要具贤人人格;（2）要求治政者以德治国;（3）期望治政者采取的治民措施要符合道德的要求。孔子治政思想的特征也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即强调君臣正名分,主张上下关系隶属,不主张并列;强调上下左右关系协调,不主张相互关系对立;强调治政者自身修养,不主张外部实行监督;强调君臣治民,不主张民众有什么权力。孔子的治政思想在我国影响巨大。我国古代有许多精通孔子治政思想的政治家和官员。元代张养…     

“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发覆

"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是孔子论礼的重要命题,它讨论的是学习礼经书本和践行礼容威仪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君子的品德修养问题。经过七十子及其后学的不断阐释,该命题的文本面貌与微言大义均发生变化,并对汉初今文礼学思想分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汉末,刘歆对该命题加以利用,在《七略》礼类小序中将"礼经"概念由《仪礼》改换成《周礼》,郑玄、孔颖达相继坐实,终成学术史上一段公案。     

礼法、君子与秩序——荀子礼法思想论析

礼法合论是荀子政治哲学思想的显著标识。荀子从社会政治秩序建构的客观视野来论礼,并通过以法注礼,强化了礼作为制度规范建构的意义,使其成为一种秩序建构的客观规则。荀子礼法思想的重要特质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者,荀子礼法合治的精神实质是以法补礼、以礼统法,即以法的强制性和刑的暴力性来推动礼所规范下的差等秩序的实现,以礼的差等性原则来统摄法的普遍性精神;二者,荀子通过对治法与治人以及良法与君子关系的辩证认识,既重视礼法的客观性规则,又十分强调人在礼法制度规范建构中的主体性作用。     

德刑分途:春秋时期破解礼崩乐坏困局的不同路径——以清华简《子产》为中心的考察

据清华简《子产》可知,子产刑书主体分为令、刑两部分,内容又有国、野之别,令的地位高于刑,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我们的认知。清华简《子产》的面世,重要的发现是证明律法意义上的"令"在春秋以前已经出现。三邦指的是夏、商、周,清华简《子产》说子产参照三邦之令,制作郑令、野令,与《周礼·春官》互证,则"令"的萌芽或可上溯至西周时期。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困局,早期法家认为法治是不得不采取的治国方式,他们铸刑书、刑鼎,开启了出礼入法的治国理路。孔子由礼至德,注重向内挖掘礼制合于人心的内容,强调用道德教化唤醒百姓遵守礼制的自觉。他们对治国重点的不同选择,揭开了此后两千年儒法之争的序幕。     

《北宋礼学研究》出版

<正>刘丰著《北宋礼学研究》一书于2016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著在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礼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以哲学思想分析为主线,并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研究,从而形成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意义,宋代新兴的理学与传统礼学     

宋代学者对《周礼》的争论

宋代学者围绕《周礼》的真伪及作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尊信者认为,《周礼》为周公遗制,是最完备的治国大典,可以用之万世,怀疑者认为,《周礼》为刘歆傅会而成,内容荒诞不经,不符合上古社会,实为祸乱天下之典,折中者认为,《周礼》非纂于一人一时,其中既有周公旧章,又有后人陆续搀人的内容,还有学者认为《冬官》并未遗失,一些学者还分析了《周礼》不能推行于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