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当·斯密正义伦理的价值错位

亚当·斯密既把正义作为一种具体的行为规范,又看作是一种美德或德性.但他主要是把正义作为行为规范来运用的.亚当·斯密的正义伦理呈现出一种价值上的错位,这种价值错位首先表现在主要作为行为规范的正义本来只具有底线的或很低级的价值,但亚当·斯密却赋予其德性或美德的性质与价值;其次,亚当·斯密正义伦理的价值错位表现在正义作为德性总是消极的,其德性价值的程度很低,从而与正义的社会作用极不相称.要解决正义伦理的这种价值错位,必须重建立足于人的统一性的新的德性伦理,倡导做一个具有正义美德的人.     

人与自然和谐视阈中的生命伦理

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视阈透视生命伦理便形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命伦理之维.人与自然和谐具有三重内涵,一是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自然界"与人的和谐;二是作为生成人身体的生物链的自然与人的和谐;三是"作为人自身身体的自然"与人的和谐.随着科学技术包括基因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传统和谐状况遭到严峻的挑战,环境伦理问题日益凸显,进而导致大量的物种锐减,并且使得许多物种濒临灭亡;基因技术和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也隐含双重悖论:为了彻底地提高人类生命和人类文明的质量,必须对"自然人"进行彻底的改良;而一旦对人实现彻底的改良,这是否蕴涵一种"善良的"强制和"德性的恐怖"?这样,人与自然和谐不仅具有生命伦理意蕴,而且具有生命伦理价值.     

政府与官员的关系:道德冲突与伦理救治

基于"团体伦理学"的视角,政府组织整体与政府官员个体之间有四种伦理关系的组合方式.通过对这四种伦理组合关系的分析,可以揭示政府组织德性在行政伦理中的重要性.在政府组织德性的建设中,"行政伦理氛围"作为三个变量,即"自变量"、"因变量"与"调节变量"在不同的层面起着作用.行政伦理氛围的建设需要制定"政府伦理计划",它体现为三个环节,即行政领导的美德学习、政府伦理制度化与个人的道德自主性培养.     

社群主义德性观

当代社群主义者在批评现代伦理理论误区的基础上论述了德性伦理,他们认为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义务论道德在相互论战中都忽视了人的德性的培育这一关键问题,因而需要复兴古典的德性,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所反复论述的德性.德性与幸福紧密相关,同时以理智和基于知识的正确选择为核心,而根本的德性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取得中道,即中庸之道.公平、正义等不是绝对抽象的,它与人的理性选择和社会实践相关.这些论述对于人们认识现代社会所疏离了的德性,注意培育美德,特别是在民主制度下要求政治人物保持操守,坚守德行,防止腐败,都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当然,如何在现代多样化的社会复兴古典德性,防止停留于空幻的议论,真正实现德性践行上的进步,是社群主义者面对的一个理论难题.     

批判与建构:规则伦理的问题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启示

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通过压缩和简化,从“人”这里抽出感性或理性,将之归结为人的全部,以此为预设,它们都希望通过构建某种普遍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生活领域的问题,统称为规则伦理.在德性伦理看来,因为对人及其幸福的误解,离开德性论规则,规则伦理知识与伦理生活出现了某种脱节,追寻德性于是成为了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出路,而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中寻找智性资源.亚里士多德作为美德伦理系统经典的阐述者,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代的德性伦理方案提供直接借用的资源:幸福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为德性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点;对幸福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德性伦理搭起了生活目的的范式;在德性与规则之间追寻幸福为伦理学把握人类生活、建构德性伦理方案指明了现实途径.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德性之"仁"与规范之"仁"——简论早期儒家的"仁"说及其现代价值

"仁"是早期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范畴.这一范畴既表明了儒家所理解并推崇的最高德性,又界定了儒家所主张的人们生活中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在儒家学者看来,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自觉地坚持"由仁义行",其结果则可为"行仁义".换言之,一个人若能够具备由"仁"这一范畴所表达的美好德性,实践由"仁"这一范畴所界定的伦理规范,其行为就会是道德的行为,亦即能获取自己圆满的人生价值.在儒家学说中,这种以"仁"范畴表达和论释的人的美德与行为规范及二者统一的伦理思想,值得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借鉴与思考.因为人的德性与人的德行统一,德性是德行的基础,具备良好的德性,可导引行为的道德;坚持德行,则可以完善和彰显人的美德,正是今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倡导与追求的伦理意识.而这样的伦理意识早已蕴含在儒家以"仁"范畴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仁学系统之中.     

浅谈中西方传统的德性伦理

东西方传统的德性伦理具有不同的内涵。中国传统德性论认为,德性是与生俱来的;西方传统认为,人的德性是后天养成的。中国的德性伦理不仅规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西方的德性伦理则只规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德性伦理相对独立;西方的德性伦理则要受理性的支配和指导。     

孟子“仁”与“义”美德伦理学的理路及其问题

孟子的“仁”“义”观念分别指示出美德的根源以及美德行为的呈现,以此为核心的孟子式美德伦理学的基本理路有三：一是美德是人类特有且应有的生活方式;二是诸美德各有其特定的道德含义,并构成具有层次和结构的美德体系;三是美德应该依次呈现于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并发挥基础性作用。其美德概念可以回应三方面的问题,即美德的约束力、美德的驱动力、美德的实现问题。其特点主要有其作为美德学说的整全性,其思想实验与对直觉的诉诸,以及其明确的元伦理维度。作为一种传统理论,孟子式美德伦理学要转化为当代形态,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元伦理维度包含的形而上学独断因素。对于其理论的独断因素,可以有三条化解路径,即康德式路径、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路径、反思平衡的方法;对其现实基础性美德即“孝”蕴含的独断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来化解,一是回到孔子的相关观点,二是借鉴当代伦理学对美德如何始于家庭的道德心理学解释。     

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及其条件——以所罗门的亚里士多德方式为例

理解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不可或缺。美国当代著名经济伦理学家罗伯特·C．所罗门成功地将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引入企业伦理学,为人们把握企业伦理提供了一条德性主义的诠释进路。而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强调实践、团体、人对幸福的追求和追求卓越等也为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提供了思想资源。而美德自身也能够使人们正确地理解商业和商业伦理、使经济交易成为可能、使经济的运行更为成功。但德性主义进路不是没有条件的,它需要个体或企业具有良好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良好的判断力,也需要规范伦理与之匹配,以及一个尊重美德的社会环境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Virtue in Virtue Ethics

This paper represents two polemics. One is against suggestions (made by Harman and others) that recent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unts against any claim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genuine virtue (Cf. Harman, in: Byrne, Stalnaker, Wedgwood (eds.) Fact and value, pp 117–127, 2001). The other is against the view that virtue ethics should be seen as competing against such theories as Kantian ethics or consequentialism, particularly in the specification of decision procedures.     

论德性

德性是人优秀品质中的一种,是由理智或智慧在正确道德观念的前提下根据有利于具有者和他活动于其中的共同体及其成员更好生存的根本要求培育的,通常以心理定势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并使人的活动及其主体成为善(好)的道德意义上的善(好)品质,即道德的品质.它具有指向性、意向性、多维性、统一性、稳定性和普适性等主要特征.德性从直觉的层次看是社会道德要求的内化,但从批判的层次上看则根源于人更好生存的需要.德性一般都体现为德目或德性要求,因而具有规范性,但德性规范是构成性规则,与作为规范性规则的道德规范有所不同.     

Virtue Ethics

I discuss a puzzle that shows there is a need to develop a new metaphys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thematical theories, because all well-known interpretations conflict with important aspects of mathematical activities. The new interpretation, I argue, must authenticate the ontological commitments of mathematical theories without curtailing mathematicians' freedom and authority to creatively introduce mathematical ontology during mathematical problem-solving. Further, I argue that these two constraints are best met by a metaphys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thematics that takes mathematical entities to be constitutively constructed by human activity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e constitu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by certain legal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Finally, I outline some of the philosophical merits of metaphysical interpretations of mathematical theories of this 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