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

王道是先秦儒家所努力追寻的一种理想政治状态。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往往效法古代先王,尧舜禹文武周公的美德传说、事迹记载以及礼乐制度成为他们提倡王道的思想素材。虽然儒家预设先王之道为王道存在的历史依据,却进行了创造性的内容充实,仁政学说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路,贯穿于儒家仁政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利民为民、关注民生,展现出一种利民价值取向和为民情怀。与此同时,先秦儒家通过批驳"霸道"进一步彰显了"王道"之道义内涵。在当今社会,思考王道理想的问题与出路依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法先王:儒家王道政治合法性伦理

"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伦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统治合法性政治伦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题之中。这个命题有两大尴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蜕化为"王圣"现实;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政、执法者。不过,儒家的王道政治伦理为救济这些弊端准备了资源,在现代宪政条件下仍然有着革新的内在空间。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内圣外王”之道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先秦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德性主体的自我完善落实在外王事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内修仁德、外行德政的修己安人之道,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孟子承孔子之绪,对其“内圣”思想加以发挥,创立了以性善说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和以仁政为旨归的王道学说,试图从“内圣”中直接引出“外王”;荀子一派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其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政治学说,使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荀子“法后王”说考辨

荀子“法后王”说考辨廖名春先秦诸子，几乎都喜欢挟先王以令当今。因此，＂所谓＇先王＇一词，不仅是政治上的盛世，伦理上的模范，而且是立论的出发点，推理的大前提，更进一步，对于衡量一个时代，批判一个人物，分析一种制度，莫不以先王为最高尺度。＂（赵纪彬：《困...     

先秦儒家德育方法浅议

我国是一个富有道德教养优良传统的文明古国,早被外人誉为“礼义之邦”,留下了无比丰厚的德育思想遗产。在这批遗产中,尤以先秦儒家学派所创建的伦理思想体系最为完整。它不仅系统地探讨了道德的起源、道德的社会作用、道德的内容(含具体规范)以及道德的评估标准,而且也系统地论述了进行道德教育的方法、原则,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理论影响。今天,在我国改革开放日益走向深入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发掘先秦儒家德育思想遗产,合理地加以批判继承,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价值。     

"逻辑"是否可以取代"仁德"?——答邓晓芒先生对儒家"亲亲"伦理的质询

“亲亲相隐”是儒家“亲亲”思想在有结构性限制或过失的亲属间贯彻仁爱精神,进而促使人格成长的文化与伦理选择。“亲亲”之仁在君统与宗统存在矛盾的宗法社会,是方法与价值相统一的,是人们正当的权利,本身具有增德向善的功能,并不逊色于苏格拉底所从事的哲学“批判”事业。相反,“逻辑”作为方法虽可有利于分析和澄清问题,表述思想,但因本身无价值方向、忽略人格成长过程,不能取代作为终极关怀的“仁道”的地位。如果单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抽去了人格成长和修养的内容,可能会得出“亲亲相隐”有腐败倾向的结论,但其也并不足以支持对儒家伦理的基本否定。今天对于象征中国文化之根的儒家伦理更需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     

儒家经济伦理的演变与理想政治的架构

儒家学说的核心体现为一种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伦理化的政治为终极目标。因此,古代的经济观始终受到政治观的约束。先秦以来,儒家把“经世济民”的治道目标与“礼运大同”的政道理想结合在一起,将早期人本主义引申的“厚生”、“惠民”思想演化为“均富”、“公利”的追求,从而构成了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精神。这种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古代经济伦理是与社会生产活动和财富分配机制相联系的。儒家一向认为,人类经济生活总是要在一定的约束体系下进行。这种约束体系包括了伦理规范和制度安排。     

仁政: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及其借鉴价值

仁政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富国裕民、为政以德、宽猛相济、礼治德教、尊贤使能等是仁政的思想内涵。这一宝贵的历史伦理资源 ,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先秦儒家"和为贵"的政治伦理追求

“和为贵”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和本质特征。重视“人和”的社会管理思想．强调“民为邦本”的和谐社会基础,提倡“修己安人”的“和”政治伦理要求,构成了先秦儒家“和为贵”的政治伦理内涵。吸取其合理养分,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略谈孔子"论政"——兼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相贯通的伦理政治思想

本文考察了孔子“论政”和孟子“仁政”、荀子“礼治”以及儒家经典《大学》、《礼运》、《祭义》篇与《孝经》等所体现的政治与伦理相贯通的伦理政治思想,并从理论上分析了政治与伦理的区别和联系,以及评述了西方一些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对政治与伦理相互关联的认识和论述。认为对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相贯通的伦理政治思想应给予历史主义的科学评价,肯定其所包含的民本、民主、贵民等积极因素,借鉴其德治与法治统一、个性完善与社会完善统一、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统一、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统一的安邦治国的慧识,为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胡安国《春秋传》的“圣人以天自处”论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胡安国吸收并发展了传统儒家制约君权的思想,他秉持儒家"道高于君"、"以道事君"的精神,建构起以"天理"、"王道"批评君主和制约君权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就在于胡氏《春秋传》中所提出的"圣人以天自处"论与圣人是"天理之所在"说。对君王进行批评和贬责,与儒家"君为臣纲"以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伦理秩序发生了冲突。"圣人以天自处"论与圣人是"天理之所在"说的提出,使儒家士大夫摆脱了"臣子贬君上"、"以匹夫而黜天子"的政治伦理困境,为批评甚或批判君主与制约君权提供了思想武器,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     

礼法·法天·法术——先秦法制模式及其影响

早在先秦时期, 中国就有丰富的法学资源。儒家、墨家乃至道家都有自己对法的独特理解, 法家思想更是源远流长, 在先秦时期即与儒家、道家和墨家分庭抗礼。通过对它们的比较、研究和分析,可以加深领悟各家的思想特色。一、礼法·法天·法术———先秦的法制模式先秦诸子对法的理解各不相同, 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归纳起来, 先秦的法制思想主要有三种模式:1. 儒家的礼法模式对于刑与德两种治国方略的效果, 孔子做了如是比较: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这就是说: 其一, 孔子…     

先秦儒家礼制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先秦儒家传承周礼并加以改良和创新,对"礼"作出了新的解释,将人性作为礼制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重的礼制伦理。"援仁入礼"、"为政以德"、和"隆礼重法"是先秦礼制伦理的三方面特征。先秦儒家礼制伦理中蕴含的权利与责任相统一、亲民政治伦理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分”视野下伦理多元属性的深度剖析 ——评《治世的至理——先秦儒家“分”之伦理研究》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陈继红教授新作《治世的至理——先秦儒家“分”之伦理研究》一书,以先秦儒家“分”为视野,透析了“分”如何拓展社会关系,“分”之后的社会关系为何需要伦理维系;“分”以后的社会关系,通过伦理维系,何以能够被整合、被凝聚、达到“群”与“和”的社会功效.在深度分析和回答上述问题时,全书彰显了以下特点.     

“成圣”即“王道”——荀子思想的还原与建构

从秩序确立的角度看待荀子思想,伦理层面的"圣人"与政治层面的"王道"无疑是最终指向。但从秩序确立的最终依据来说,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礼"思想都无法作为上述二者的普遍化价值根据。也正因此,相关研究在努力为"圣人"与"王道"寻找稳固价值根基的同时,还要试图证明荀子思想成就"圣人"与"王道"的方式如何与先秦儒家基本理路保持一致,亦即通过个人道德自化来实现良性政治。事实上,这种尝试不仅直接关涉荀子思想在"道统"脉络中的重新定位,而且还可以从政治实操性的角度重新理解汉代荀子思想传承脉络与"经学"最终确立的相互关系。故而,为荀子伦理及政治思想寻求统一的价值根基,并进而证明荀子德性伦理政治秩序的内在理路,就成为关键环节。事实上,荀子思想中的人间秩序既不来源于现实时间线索上的先王法度,也不植根于抽象逻辑链条中的某一先天概念,而是通过对三代以来"宇宙论"秩序模式的翻转而来。在以"六经"所构筑的秩序模式下,只有人世间的统治者才能从天地之间获得"圣人"与"王道"的相互统一。但在荀子思想的秩序模式下,每一个"涂人"都可以从天地之间获得接近"圣人"的资格,继而通过自身实践活动获得人世间差等秩序架构中的具体位置,并最终成就"王道"政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仅荀子思想中"性""礼""心""群"等概念得到还原与建构,证明了德性伦理政治的理论贯通;而且荀子还以这种诸子式的理论创构完成其对"六经"的重新解读,并进而体现出最初"经子关系"的实质涵义。     

职业分层·伦理分殊·秩序构建——论先秦儒家“四民”说的政治伦理意蕴

先秦儒家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之职业分工,四者之间的序列层次表征了一种以等级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模式。先秦儒家以四民职分之等级分殊作为这种秩序模式的内在价值支撑,这就使四民说具有了浓重的政治伦理意蕴。四民之伦理分殊中隐含了一条共同的伦理义务:尽分守职,对这一伦理义务的认同与遵奉不但可以使四民之伦理殊分殊得以强化,更可进一步对政治秩序构建达成支持。     

论儒家的王道精神 —— —以孔孟为中心

儒家的王道论,体现了一种“道义至上”的精神.孔孟区分“王”、“霸”,既强调二者在内在价值原则层面上的根本区别,亦特别注重二者在惠及社会及其功业成就层面所存在的意义相关性和重叠性.儒家强调,作为伦理共同体的最高原则,必须是“仁义”或道义,而绝不能是“利”.唯以道义为终极目的和最高原则,功利事功乃能被点化、升华而使真正作为“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从而构成为“王道”的本真内涵和内在要素.儒家的王道论可以概括为一种在道义原则基础上的道义-功利一体论.在国际关系原则方面,儒家的王道论特别强调天道、天意、仁心、民心、民意、民情之内在一致性,突出了道义至上原则的超越性意义.这种王道精神,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重思先秦儒家的王霸之辨

王霸之辨是儒家由道德哲学通向政治哲学的重要一步,并能反映儒家对政治的最核心与最底色的看法。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初步奠定了王霸之辨的思想,认为王道是德礼之治,霸道是刑罚之治。孟子经由反思战国残酷的政治与战争现实,认识到王霸之辨的核心是是否得民心,也即王道以民为本,霸道以利为本。荀子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家政治的效果,但是他认为法家的治理因为缺乏儒家的礼义,所以不能实现长治久安,而王道是以礼义为根本原则的。     

孟子王道治理理念及其时代意义

治理思想属于政治哲学范畴。中国古代治理思想就其理论源头来说，原本是先秦儒、道、墨、法四家七子（老、孔、墨、孟、庄、荀、韩）思想的题中要义。在诸子治理思想中，孟子尊王抑霸、仁政惠民、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的王道主义尤为突出，千百年来，它一直是历代开明君臣治国安民的理想，对封建制度自我完善提供着示范作用。近年来，诸子政治哲学再度成为先秦诸子学研究的一个新视域，不同于20世纪中叶那个特定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立场划线、以“进步”“反动”戴帽的实用主义哲学批判，而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建设性的历史文化反思，其目的是反思历史传统，增进文化自信，为建构新时代治道理论提供思想资源和文化支撑。     

试论楚简《五行》篇的"德之行"

“德之行”是思孟“五行”学说的基础。通过对“德”义发展史的考查,本文认为“德之行”是子思对早期儒家“德行”观的一个突破,而孟苟思想的差异体现了儒者在“行”和“德之行”这两种“德”观念上的不同选择。“德之行”的提出,为儒家开出了新命题新方向,它提升了儒家的伦理规范,是儒家伦理宗教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