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汉代儒家典籍关于孔子《尚书》学论述的分析

有关孔子与《尚书》的关系,传统学者认为关系密切,而现代学者曾受疑古思潮影响,否认传统的看法。当代学者运用双重考据法,认为两者关系密切。在此基础上,就先秦汉代儒家典籍《礼记》《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孔丛子》有关孔子论《书》的一些内容,从三方面(论"高宗梁闇,三年不言"、《高宗肜日》"德之有报之疾"说、孔子阐发《吕刑》篇礼刑观)论述先秦汉代儒家心中的孔子的思想、他们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阐发,由此可见儒家内部思想的发展与差异。这在儒家阐释史上很有意义。     

现代新儒家的道统意识与文化自觉

现代新儒家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凸显和张大了传统的道统意识,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表现为民族精神的认同意识、儒家思想的正统意识和全球语境的弘道意识,转化为对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强烈情怀和自觉担当。     

简帛文献所见炎黄信仰与儒家道统的关系及意义

炎黄信仰,主要源于战国时期。虽然在《诗》、《书》等典籍中未见有炎黄的记载,但《国语》、《逸周书》、《大戴礼记》、《孔子家语》等典籍保存了不少先秦的珍贵资料,并对《史记》、《汉书》及以后的历史典籍影响深远。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尊德义》等也有对"六帝"及上古帝王的追溯。上博简《武王践阼》等重新梳理了自黄帝以至武王、孔子的道统体系,上博简多篇简文展示了对尧舜禹汤文武的统绪表彰,特别揭示了"爱亲尊贤"、"足民养生"的"道"的重要。这种涵盖炎黄在内的"道"及"问道"、"闻道"的历史追溯,本质是历史的重新建构过程,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道德伦理评价,核心命题是"仁"及能否实行"仁政",反映了战国中期前后儒学思潮发展的新面貌。至于炎黄从该道德系统的退出,可能与黄老合流思潮以及五行、道教等的滋生有关,这种现象从侧面进一步说明了儒家历史重构的伦理价值观的影响和意义,对后世历史学发展和历史学作品写作影响巨大。     

儒家道统与民族精神

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民族精神就是寄寓于民族躯体之内的灵魂,是民族的生命之泉、文化之本、价值之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最恰当的表述就是一个"道"字,因为代表中国文化主流的儒、释、道三家都讲"道",但作为民族悠久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深含在儒家之"道"中。宋代朱熹的新儒学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道统,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格局,从而使原始儒学的道统实现了"变轨"。     

试论荀子哲学的特质及其对儒家道统之意义

荀子哲学作为一个经验论的形态,为儒学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哲学范式。就儒学而言,荀学经验论所带来的并不是对“道”的离弃和背叛,而是学问进路与方法的创新。从“道统”的角度说,荀学与孟学的关系是:“道”同而“术”不同。     

张其昀的孔子观:文化道统与文化开新

张其昀在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中开始"文化自觉"。他肯定孔子、孔学维系"中华一统"的社会价值,总结孔子确立中华民族理想人格典范、构建中华文明价值传承体系、开中国数千年文明教化先河之功,同时重述孔学的知识与思想谱系。他既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息,是因为有一以贯之的道统,孔子是中国文化道统的中心;同时也主张突破狭隘的儒学道统观,以中国文化大传统为中国社会的新道统。当代中国人应该在继承孔子思想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融合现代价值理念,为中华文化开出新道统。     

从因循之路到怀疑之途:汉至明学者关于孔子与《尚书》关系之论述

孔子与《尚书》的关系是《尚书》学史上的一大问题,前辈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孔子是否删减或者编次《尚书》以及为《尚书》作序上。这种讨论延续了两千余年,至今未有定论。《论语》本身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孟子》、《荀子》也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汉代司马迁明确指出孔子编次了《尚书》,班固则有孔子删《书》为百篇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后汉时期,孔子删《书》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很有普遍性。孔子删《书》百篇并为之作序之说创立后,汉唐学者,无论是经今文学家还是经古文学家亦或史学理论家,大体因循而无异议。宋、元、明学者对于孔子与《尚书》关系的认识,怀疑与肯定汉唐学者观点的均有之,就具体内容而言,在孔子与《尚书》方面,认为孔子编次了《尚书》的意见依旧占主流,而在孔子与《书序》方面,反对的意见开始占上风,许多学者开始否定孔子作《书序》。学术在因循与怀疑之路途中得以演进。     

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儒家精神--兼与胡军教授商榷

本文不赞成将方东美视为当代新道家.本文认为,不能因为方东美轻<论语>、反"道统"、赞道家、批"后儒",就断然否定方东美堪当现代新儒家.因为对方东美来说,这都意味着站在学术的立场上,予儒道两家的学术贡献以客观的评价,决不是为了推崇道家而彻底否定儒家.为了证明这一论旨,本文不但具体分析了方东美的道家观以及他为何批评儒家、怎样批评儒家,还针对胡军教授的观点,就六个问题展开讨论.     

从《尚书》到《论语》——儒家“君子”范畴的转变与固定

"君子"范畴最早出现在《尚书》里,以社会地位为其核心取向。商周更替的社会变革引发权力观念的重构,如何守住权力成为关键话题,经历了"有位"——"以德配位"——"有德"的转变过程后,"位致君子"的先天法则被"德致君子"的后天法则所取代,"君子"的内涵由地位指向转变为道德指向,并在《论语》中实现其范畴在仁义、智勇、礼和、忠信、中庸这五大领域内的固定。受《尚书》所提出的三条"进德"之道——好学精进、躬行实践、自省自警的影响,《论语》提出成为君子的三条路径,即学为君子、行为君子、省为君子。《论语》在继承《尚书》中"君子"范畴的同时予以升华,开创其纯粹的道德境界。     

张栻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中国道统意识自古有之,仁义之道构成了儒家道统思想的核心内涵.张栻主张传儒家圣人之道,认为"仁"为四德之长,强调以心性言仁、知仁而求仁;张栻论及儒家道统之传,推尊周敦颐、二程,上承孟子,在乾道年间,张栻已经形成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诸儒的道统思想;以儒家经典为载体、以书院为基地讲学授徒、立祠供祀倡扬儒家道统,重视义理解...     

孔子与《易传》--论儒家形上学体系的建立

《易传》为道德的存在提供了形上学依据 ,其中的“尽性至命”是对传统的道德功利论的突破。《易传》是《春秋》乃至整个孔学的理论基石     

《尚书》伦理思想探析

《尚书》中的伦理思想肇始于夏商周三代生产力的发展、王朝更替的推动和天命观的形成。《尚书》中的伦理思想包括:民本思想、德的思想、孝友思想、个人修养思想以及宗教伦理思想。这些思想为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不仅为先秦伦理思想的形成起了引领作用,而且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伦理文化的脉路。     

《墨子》引《书》与历代《尚书》传本之比较——兼议“伪古文《尚书》”不伪

《墨子》引《尚书》文计40则,通过其与今文《尚书》、孔壁古文《尚书》、汉代新出“百两《尚书》”、东晋梅赜古文《尚书》等《尚书》传本的比较可见,墨家所传《尚书》有独自的选本系统,而且这一选本系统与儒家选本系统同样具有篇数按年代递加的合理性,即与战国所传《尚书》篇数的现实比例相合。由《墨子》引《尚书》我们还可看到:流传至今的伏生今文《尚书》确为战国古本;孔壁古文《尚书》仅是战国所传多种《尚书》选本中一种流传很不广的思孟学派的选本;梅赜古文《尚书》不但与《墨子》之《尚书》引文不同,而且与16种先秦文籍中163次《尚书》引文也不同,所以“梅赜抄袭前世古籍中《尚书》引文而伪造古文《尚书》”的传统观点应重新研究;或许梅赜古文《尚书》是一个民间所传古文《尚书》的真实传本。     

朱熹与《太极图》及道统

朱熹是首位极力表彰周敦颐《太极图》的学者,提出《太极图》乃是周氏学说之纲领。之所以得出这一论断,除了朱熹所说明的客观理由外,他欲为其心性学说探索宇宙形上学的根据,实现天道性命的贯通,则是其推重《太极图》的主观动因。通过对《太极图》意蕴的阐释,朱熹精妙地表达了他的太极阴阳学说,从"天命流行"和"神妙万物"的角度阐发了太极阴阳不离不杂的关系,建构起一体二分的理气观,集前贤之大成。在朱熹看来,太极阴阳之妙正是周、程授受之秘,而周、程是儒家道统的接续者,于是这就引出了以太极之妙为主旨、以伏羲为起始的大易道统论,并将《尚书》"十六字心传"涵摄其中。     

儒家的职业道德观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职业道德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而在对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解读的成果中鲜有所及。孔子所提出的“敬事而信”、“行之以忠”等思想集中反映了儒家在职业道德方面的基本要求。今天,认真研究和吸取儒家职业道德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对于培养人们爱岗敬业、克尽职守的职业道德是十分必要的。     

清代吴派《尚书》学疑辨成就管窥——以《古文尚书考》为中心

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与惠栋的《古文尚书考》,在清初的《古文尚书》辨伪活动中影响力颇大。尤其是《古文尚书考》的成书,使得伪《古文》案彻底定谳。《古文尚书考》与《尚书古文疏证》关系密切。惠栋在《古文尚书考》上卷中选录《疏证》内容十二条,惠栋借此展现了自己的学术倾向、治学态度,明晰了伪《书》的形成方式与传播脉络。在《古文尚书考》下卷中,惠栋援引《疏证》之材料与梅鷟的《尚书考异》内容虽大量雷同,但不足以佐证阎若璩抄袭《考异》。惠栋以《疏证》为依托创作《古文尚书考》,补正了《疏证》的疏漏之处,将《古文尚书》彻底拉下神坛,促成了汉学取代宋学趋势的定型。     

先秦儒家忧患意识探源——兼论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之关系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进了民族精神的形成,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先秦儒家对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强化起到了积极作用。理清忧患意识的源头,以及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之关系,有助于我们增强忧患意识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文化自觉"。     

孟子的《春秋》观与儒学“道脉”

孟子对孔子之道的把握和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对孔子与《春秋》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上。孟子深受子恩思想影响,而子思则受孔子、曾子思想影响殊深。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必称尧舜”。孔子、孟子的社会理想建立在总结历史与反恩现实的基础上。孔子作《春秋》,深蕴了他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孟子进而表彰、称颂之,表现了他与孔子之间一脉相承的特性。孟子的《春秋》观,关乎儒家“道脉”。     

先秦儒家义利观新探

义重利轻,义主导利,重义而兼顾利是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涵与价值追求.我们对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正确解读,不能停留在重义轻利的传统判断和简单理解上,而应把它放在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中去看待,特别是要放到他们所主张的人生目的和政治理想中去考察.这是我们能否批判吸取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合理养分的重要前提.     

《论语》中"耻"字小议——兼论原始儒家重耻观念的现代意义

本文认为中国耻感文化可以追根溯源到儒家文明,并从儒家的开创者———孔子的言论中总结耻的内涵:耻与道德相联系;耻不信;耻体现一种担当精神;其次对知耻的作用进行详细的阐发;再次,对现代社会的“无耻”倾向进行了反思并申明研究耻文化的社会现实意义;最后针对中国文化为耻文化还是乐文化问题,对两种观点作一粗浅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两种文化的目标都是追求理想人格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