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宗派”基督教可能吗?——中国基督教教会论

中国基督教是目前世界基督教会中普世化——多宗派联合最为超前的教会,因为曾经有着七十几个宗派的教会放弃了原有宗派的界限与宗派结构间的差异,联合成为今天"后宗派"的中国基督教。可以说中国教会"后宗派"模式相对于现今普世教会合作运动致力于"求同存异"模式更加超前,因为在这一模式之中,宗派之间的差异和宗派的结构或隐或显仍然存在,却并非分开的;在上帝的道与圣礼中的崇拜中使得信仰的合一成为外在、可见的。在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大陆的教会由于政治的压力而放弃了宗派。因为当时时局的变化是非常迅速又强烈的,故而来不及发展与形成中国基督教会后宗派身份的神学基础。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基督教的教会结构也是复杂而脆弱的。即便中国教会后宗派的模式对世界基督教是一重要的贡献,也迫切需要神学的强化,从而拥有更加成熟的教会论,因为中国教会是正在走向合一的教会。本文认为正在呈现出来的后宗派主义如果与圣餐团契教会论——目前最具活力、占主导位置的普世基督教合一模式结合起来,将有利于中国教会的巩固与发展。有一基本的共识,即教会的标志就是上帝纯正的道被宣讲、圣礼(洗礼与圣餐礼)得以正确施行。基督教会最基本的信仰生活,那就是在一起崇拜,上帝的道的宣讲和圣餐中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与身体,如此才使得团契成为现实。只要基督教在这一点能够达至共识,信仰的多样性处境化表述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在联合崇拜中,中国基督徒可以在研究圣经、早期教会一些教会论上分歧观点的基础之上,借此形成某些共同的神学表述。也许编写一本后宗派的教义问答,可以作为最基本阐述和教导共同信仰的依据。希望合宜的圣餐礼的认识能够在中国教会中不断得到提升,这也将强化中国教会作为真正普世教会一部分的身份。结合圣餐团契教会论的实现,后宗派的理念具有巨大的普世合作潜力。这两种可以相互获益:圣餐团契的教会论为后宗派主义提供更大的神学支持,而后宗派主义挑战了传统的教会,寻求勇敢的进步,促动宗派放弃那些导致教会分裂的传统和教政体制,以求基督的教会能够获得可见的合一。新教教会正形成不断增长的趋势,那就是致力于除去宗派之间的分歧。在这样的背景中,中国基督教的后宗派经验将对全世界基督教普世合作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     

论抗战时期民族主义对中国教会合一运动的推动

抗战时期教会合一运动继续发展,其中尤以宗派间合作所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抗战爆发后民族主义的空前高涨促使中国基督教界更加关心社会新秩序的建构问题,而宗派间合作则被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教会外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基督教之于抗战救国的有用性诘问促使中国教会推动合一运动;中国基督教民族主义推动教会合一以使基督教有助于抗战建国。教会内外这两种民族主义共同推动了抗战时期的教会合一运动,尤其是宗派间事工性合作。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会合一运动述评

"自立"与"合一"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会中最为重要的两股潮流。在自立运动日趋发展的同时,中国基督教会的合一运动也日渐发达。自1860年全面开教以来,在华传教士意识到加强合作的益处,开始在圣经翻译、出版、教育、医疗等方面展开合作。受1910年爱丁堡世界传教大会的影响,中国各区域内及全国性的教会联合运动有了进一步拓展。而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的召开及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建立,即是二十世纪前二十年各宗派教会合一运动的结果,更是之后二十余年各教会联合协作的起点。尽管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会的合一运动淡化了之前的宗派分割,各教会之间的合作与联系也逐渐加强;但教会合一运动自身具有一定限度,而且同样存在着争端与困境。     

严锡禹:中国教会合一的理想

<正>教会合一,是自耶稣时代就不断提出的基督教愿景。然而,两千年来的基督教却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长期处于宗派林立的分裂当中。1807年以后,西方传教士将福音带来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教会分裂的副产品——宗派。自此,中国教会就始终在宗派与合一之间挣扎。基督教宗派的产生,既有教义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还有民族文化的原因。有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基督     

秦小林:也谈圣袍、圣带的穿戴

<正>但愿我们本着互相尊重、求同存异、追求合一、呈现多元的原则,一同彰显在基督里的丰富多彩。目前中国基督教会实行联合礼拜,并无统一的礼仪规范。但不少教会,尤其是一些城市教会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具有某些宗派特点的信仰礼仪。然而,由于现在教会的教牧同工大多都在后宗派时期信主,对"圣袍、圣带的穿戴"问题相对比较陌生。又由于原来各宗派背景的礼仪各有不同,于是在目前教会中,尤其是圣服的穿着方面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在此愿意与各位同工同道谈谈我的看法。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需要解释的是,文中介绍某些教派的礼仪特点,并非希望     

跨越宗派的藩篱

<正>对中国教会牧者来说,教会合一的最大障碍就是跨越宗派的藩篱。他们在积极推进教会合一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的宗派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尽管他们能够理解西方宗派产生及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宗派一旦脱离西方固有的背景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中国教会完全可以抛弃宗派分歧和成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教会的合一之路。     

探索《利马礼仪》的合一神学与牧养神学(二) 《利马礼仪》对中国教会的积极作用

<正>《利马礼仪》是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产物,它的出现是要把普世教会的合一理念寓于崇拜礼仪之中,借着共融祭礼让普世教会拆毁藩篱,打破宗派的围墙,在圣礼中走向合一。建基于普世教会合一的初衷,围绕着互相接纳、彼此相爱的圣经明训,《利马礼仪》最大限度地吸纳各宗派原有的崇拜传统与要素,融汇成四叠框架的崇拜程序,与普世教会绝大部分主流宗派的崇拜结构认同,分简化版和原初版,以适应教会不同场合、不同主题以及不同节期的需要。     

中国教会合一而多样的理想

中国教会的"后宗派时期",对"合一而多样"的理想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中国文化中"和"的思想,则为教会的合一理想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丁主教的"宇宙的基督"理论是促进教会合一事工的恰当神学理解,中国教会在这样的神学理解下,应该作出"与人和好" 的见证、宗教和睦与民族团结的见证、妇女事工的见证、求同存异的见证。     

和好神学--中国宗派后教会的一种神学思考

如果说神学是教会在思考,那么和好神学就是中国宗派后教会的神学思考之一。和好神学源于中国基督教会已经并仍将身体力行的宗派后合一的实践。因此,和好神学也是中国教会从宗派后合一的层面对基督教信仰所寻求的理解。和好神学立足圣经,突出神人和好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中心思想,因此,也是高举圣经权威的中国基督教神学的永恒主题。和好神学从本体论的角度阐释了三位一体的神是人神和好、人人和睦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源头、动力和终极目标;道成肉身的宇宙的基督是一位有志于、也有能力实现神人和好的基督;神更盼望人人成为实现神人和好的有责任且负责任的自我;神人和好也符合教会的本质——团契 (KOINONIA),即指神与人、人与人以及人和自然之间和好的生命关系。因此,和好神学主张建立有中国宗派后合一特色的教会论;在终极论上,和好神学更从和好的主题出发,满怀信心地展望,世界的终极不是毁灭,而是到日期满足的时候,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总之,和好神学能帮助中国基督徒树立正确的基督观, 教会观,促进中国基督教会的宗派后合一,为中国基督教正在推进的神学思想建设指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     

翻经书殿,问道禁闱

正2019年是《和合本》圣经问世100周年,中国基督教两会在2019年年初举行了相关的纪念活动。《和合本》圣经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创举,其"信达雅"的译文对中国教会和社会以至于海内外华人教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和合本》不仅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的广泛使用,而且为中国教会成功实现契合中国和合文化精神的联合礼拜和后宗派合一,以及构建中国化的圣经神学、     

陈永涛:教会是一

<正>丁光训主教曾说:"神学是教会在思考。"相应地,我们可以说,中国神学就是中国教会在思考,是中国教会在自己处境中的思考。有人说,中国的教会缺乏教会性,要办好中国教会,就需要加强其教会性,让教会成为教会。历史地说,中国教会是一个差传的教会,曾经宗派林立,基督的身体被撕裂。现实地说,中国教会是一个后宗派的教会,或者更合适地说是一个联合中的     

“圣服”怎么穿?——关注教会礼仪中的圣服

<正>编者按:圣服,始于旧约时代,在教会历史上早已有之,它承载着特殊的信仰和文化内涵。在进入"后宗派"时期的中国教会,崇拜时圣职人员是否一定要穿圣服?对于这个问题,教会比较宽容也并无定论。然而在目前主张穿戴圣服的礼仪活动中,出现了一些既不合教会传统,又缺乏神学内涵,更不符合现代精神的比较混乱的情况。对此,不少同工纷纷发表意见。本期话题我们约请了四位对这方面有所关注的中青年同工,他们见仁见智,在对崇拜礼仪中如何穿圣服方面,具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和认识。需要解释的是,其中引经据典所涉及的某些宗派礼仪传统,只是为了阐述问题而已,与对某些宗派有否倾向性全然无关;对于不主张穿圣服的教会和信徒,也采取了尊重的态度;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并不代表本刊的观点,本期话题旨在追求合一的精神之下达成相对一致的认知.     

浅谈潘能博格的圣餐论

潘能博格的圣餐论超越了圣餐教义上的差异,教会职能问题等方面的争议,为教会实现在圣餐中的合一而回归耶稣基督的教导做出了新的贡献。本文希望通过对潘能博格的圣餐论的探讨能给今天后宗派时期的中国教会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     

四个理论家,三自,两个国家,一个目标——中国和韩国的宣教实践

<正>一、今日中国教会简介今日的中国教会处在一个后宗派时期,也许比世界上其他的任何教会都更早进入这一阶段。在中国,教会的联合在中西教会领袖之间的讨论在形式上开始于二十世纪初期,后来又在二十年代重新开始,三十年代后期日本侵略时促进了这一讨论。关于教会联合的讨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当然也在日本得到了促进。日本人的压迫推进了基督徒的联合运动。那些在日本人委任统治     

追求“可见的合一”

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下称“世基联”）自1948年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宣告成立以来,在推动基督教三大宗派（罗马公教会／“天主教”、东方正教会／“东正教”以及基督新教）的普世合一运动中,已走过“花甲”之年,结出了令人欣慰的合一硕果。“世基联”下属专委会之～“信仰与教制委员会”（下称“信教会”）,是早在1927年在瑞士洛桑成立的跨宗／教派组织,注重从信仰传统和各宗／教派教会体制（教制）层面上,探讨和推动教会合一。     

逆流而行——20世纪初中国处境中的五旬宗传教士

20世纪初,新兴基督教宗派五旬宗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没有顺应基督教跨宗派合作的潮流。其中,香港五旬节会在其他主流宗派的排斥与批评下建立与成长,特别涉及"偷羊"问题。河北正定县的使徒信心会将五旬节信息吸收、表达,呈现出拯救上的排他性,即否定其他宗派的传教成果。在甘肃创办了福音园的传教士新普送,因为坚持说方言恩赐作为灵洗证据被迫离开基督教宣教会,与其他宗派形成竞争关系。从这三大基地出发,展现五旬宗传教士与新教主流宗派之间的互动,发现这种不合作出于双方的作用,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五旬宗在中国的影响力。     

浅论教会管理的几个因素

·50年代后期起,中国教会走上了联合、团结和合一的道路,结束了宗派林立的分裂局面,进入了后宗旅时期。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教会被迫停止了活动,也就谈不上如何建立中国教会的管理模式。 ·教会的管理是教会建设的重要一环,是对神事奉的重要内容。神学思想建设与教会自身管理建设必须双管齐下,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在管理活动中又分为两个层次:把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提高集体中成员的士气,积极性和热情之类的活动,通常被称之为管理人的活动,而把对某一种工作的计划、控制、监督、检查等类直接与事有关的行为被称为管理事的活动。     

创新载体,积极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以郑州市基督教圣乐合唱团为例

郑州市基督教圣乐合唱团成立于2009年,隶属于河南省郑州市基督教两会,其前身是郑州市基督教两会下辖各堂点组成的联合诗班,当时有正式成员60多人,预备成员50多人.同年11月17日,合唱团正式加入河南省合唱协会,标志着合唱团从教内走向社会,以音乐为纽带在教会和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交流的桥梁.合唱团自成立以来,一直注重加强自我管理,制定了《合唱团章程》等规章制度,严把成员"入口关",把爱国爱教、遵纪守法、荣神益人放在吸纳成员的重要位置.合唱团的"联合"特质,体现了中国基督教的"后宗派"特点,对于巩固联合礼拜的局面、推动教会的合一具有示范性作用.可以说,合唱团的诞生,本身就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结晶.     

中国基督教为加强教会性而努力

历史的回顾 近代史中,基督教于19世纪从西方传到中国。西方的基督教自从宗教改革以后,虽然总称为基督教(新教),却已经形成不同的宗派,对圣经的理解、对教会的神学解释都有差异,反映在教会的组织形式上亦有不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所建立的教会,与他们所代表的不同宗派相联系,而且按照各自的宗派体系来建立。因此中国教会过去也是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攻击。教外的人很不理解,有时会问:"你们是否相信不同的上帝?"     

“团契教会论”的理念及其在教会“中国化”建设方面的可能贡献

本文主要介绍了团契教会论在普世教会运动中的神学地位、以及对它的基本定义和神学理解。团契教会论既是一种新的教会论的理论尝试,又是一个教会在探索自身本性和使命过程中的具体实践,更是一个推动教会向前发展的远象。本文的目的在于指出团契教会论也能给联合中的中国后宗派教会带来一些建设性的思考。在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团契教会论不仅可以建立对教会的本性和共同信仰生活的一种共识性理解,也能为中国教会担当社会责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