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亨通嘉会”到“知礼成性”——《易传》对礼的哲学思考

《周易》源出上古礼乐政教传统,其礼学思考构成早期儒家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以礼为君子四德之一。《系辞》提出"知礼成性"说,以知、礼为崇德、修业之本,前者追求形上之道的理解和精神生活的提升,后者突出谦卑、谨细的礼仪生活方式和躬行践履。《易传》礼学拓展了儒家礼学的形上维度,通过礼使天道观、心性论和修养论相互贯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影响。     

儒家实践智慧的礼学演绎——论朱子的礼学实践观

儒家礼学有着较强的实践性,朱熹出于应对佛老的挑战和纠正当时学界重空谈义理而轻道德实践的流弊的需要,更为强调儒礼的实践特质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实践。在朱熹看来,"因人之情"的情感原则与"经权相济"的辩证智慧,是儒家礼学在生活实践中得以有效运用的方法论基础。其中,"敬"与"礼宜从厚"是其情感原则的基本内容,"时"与"中"则是构成经权"相济"原则的核心要素。朱子对礼的实践性特质的重视和对礼学实践原则的讨论,为儒家的实践智慧提供了一个情理并重的理论样本。     

儒家自由裁量的两个道德原则——兼及当代意义上的考量

儒家自由裁量的两个道德原则是"仁"和"礼",前者是普遍主义的道德裁量原则,后者是特殊主义的道德裁量原则.儒家借"仁"和"礼"的道德裁量原则彰显仁政和仁德,维持传统社会的宗法等级秩序."仁"和"礼"的裁量原则使传统司法陷入泛道德主义的流弊,成为法吏恣意枉法、出入人罪的腐败渊薮.通过梳理"仁"和"礼"的道德裁量原则在传统司法中的消极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传统法文化,把握其本质所在,以作建设法治社会的历史借鉴.     

“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对礼学的诠释与移植

儒家礼学思想在西方汉学界的传播跨越了宗教对立与现代价值质疑双重障碍。在芬格莱特开启了用西方哲学架构"礼"的先河之后,对礼学的关注与探讨在西方学界形成了对话的形态。其中,"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尤为推崇儒家的礼学,他以实用主义的符号理论为桥梁,对儒家礼学思想加以诠释与重构,对儒学传统话语加以拓展与更新,力图使之作为一个"活的传统"移植到西方,以此来解决西方因个体本位而导致的社会困境。在这一过程中,南乐山的构想始终面临着如何在移植后的"礼"中保留其原始价值意蕴的难题。     

上博竹书《天子建州》“礼者义之兄”章的礼学阐释

东周时期,针对礼文的形式化弊病,儒家苦心孤诣,力图匡救时弊,强调礼的根本在于内在精神。儒家礼学思想,从"礼物"上表现为一种"尚朴贵质"论,此即《天子建州》"豊(礼)之于宗庙也,不腈(精)为腈(精),不美为美"所蕴含的礼学观;就"礼仪"而言,则体现为"重情",重视人的诚敬之心与内在德性的取向,此即《天子建州》"义(仪)反之,腈(精)为不腈(精),美为不美"所体现的礼学观。儒家力求在历史发展中,礼乐能够质文统一、情文俱尽,简文"礼者,义之兄"即体现出这种礼文质兼善、和谐相济的礼学观念。     

先秦儒家人道学的展开

孔子改造礼学,创立仁学,确立了儒家人道学的基本架构;孟子展开了孔子的仁学思想,阐发了儒家的内圣学;荀子展开了孔子的礼学思想,阐发了儒家的外王学。在孔、孟、荀共同努力下,完成儒家人道学的建构。其理论特色和精神趣旨,用三个字概括,那就是"拿得起";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有为";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张"。     

儒家哲学视阈中公共性问题语境分析

公共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儒家哲学对社会交往、公共活动、公共利益、公私矛盾与统一等公共性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儒家公共性兼具超越性与现实性两个向度。"道"是儒家公共性超越向度的表达,是人间秩序建构的价值标准,是现实社会的合法性基础;"礼"与"仁"是儒家公共性现实向度的表达,"礼"为现实社会构筑制度基础,"仁"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支柱。儒家哲学正是围绕"道"、"礼"、"仁"的实现而展开其公共性内涵。在这一展开过程中,儒家的社会理想与人生意义得以实现。     

中国传统伦理对医院道德管理之贡献

随着经济的腾飞,儒家管理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医院经营管理以深刻影响.在医院道德管理的建设中,中国传统儒家伦理起着重要的作用,"仁"是医院经营发展的中心,"义"是医院经营立足的根本,"礼"是医院经营成功的保证,"智"是医院经营腾飞的关键,"信"是医院经营兴旺的标志.     

荀子礼学思想简论

在早期儒家哲学家中,荀子以礼学见长。荀氏之礼学,义精蕴奥,广博多方,引人注目。本文试从多个视角勾勒其理论内涵:荀子以礼为人类社会之根本,以天人同理主据天地自然而证礼,是为礼学之本体根源论;荀子言欲求天然,由养欲节求、欲物相长而论礼之缘起。将礼以人文之原则、文饰之技巧溶情感于理智、汇政治理性入民俗仪式,是为礼学之人本文化论;苟子由群论分,以礼明分使群,自异求同,从别索齐,隆礼至法,引法入礼,将制礼者、释礼者、执礼者归结于圣主君王,是为礼学之社会政治论。     

论道教内丹学的“两重天地”

任何一个大的宗教传统,都有对于宇宙的"本体"与"现象",对于人生的"真实"与"梦幻"的两重划分,前者对应于宗教所追寻的那个解脱或超越的世界,后者则对应于世俗或经验的世界。在道教内丹学中,"两重天地"的概念可以看成是上述两重划分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内丹学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两重天地"是内丹学"阴阳交媾论"的理论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阴阳交媾的本体(药物)、功夫(火候)与境界都与"两重天地"密切相关,本文详细论述道教内丹学两重天地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意义,由此可以理解内丹学修炼成仙所以可能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功夫之要旨所在。     

孟子“义路”说与儒家实践理性的确立

对儒家实践理性的研究已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但是,儒学中的实践理性到底指什么?儒家表达实践理性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它是如何被提出来的?学界并无明晰论述。其实,表达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是"义"。"义"就是对"仁"学价值的实现之路。"义"的实践性功能在孔子思想中已被肯定,但受"礼"的制约而未能独立。孟子的"仁心、义路"说突破"礼"的限制,建立起一个价值本体与价值实践相对二分的理论结构,将"义"阐释为人的内在理性,又外化为"人之正路",从而为儒家确立了在现实中实现"仁"学价值的实践理性。"义"之所以可以成为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就因"四德"中的"礼""智"等概念在实践功能上只能从属于"义"。     

“法儒”还是“儒法”?——荀子与法家关系重估

荀子与后期法家(李斯、韩非等)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史课题。荀子对法家人物采取批评的态度,对法家的法、术、势理念也并不认同,是能守住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价值的。诚然,荀子构建的制度化礼学,包含有一种强势性和僵化的可能,所以是"大醇而小疵"。而后期法家虽然对儒学进行过系统学习,但因根本出发点的不同,反而以此为资源来排斥儒家,并建构了法家自身的理论。因此,荀子和法家之间更多的是距离感,而不是亲和关系;荀子当为"法儒"而不是"儒法"。     

汉代象数易学的两个面向——以王弼对“存象忘意”的批评为例

汉代象数易学包含两种不同的形态,其一可被称为"汉代象数易占之学",其二可被称为"汉代象数易注之学"。卦爻辞作为后者的主要训释对象,几乎不在前者的理路之中占据位置。而前者中的象数思想,在后者中则被转化成了训释经传文辞的体例。总体而言,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远小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王弼批评"存象忘意",是在评价后者。吾人不能认为"存象忘意"也可被用以评价前者,更不能认为"存象忘意"是对整个汉代象数易学的评价。     

明体达用:儒家礼学的当代转换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称为礼仪之邦,儒家礼学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礼学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备受推崇,但在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却饱受批评,在当代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潮中也黯然退避。那么,儒家礼学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它能否在经过转换后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制度建设提供一份资源这是儒学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对此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一、儒家礼学的“体”与“用”中国传统的礼涉及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礼教、礼仪、礼制、礼法、礼俗等多种提法,但从存在形态上看,主要可分为行为、制度…     

我的“格物”

"儒学"一词可能意指两种内容,即"儒家哲学"和"国家儒术"。对于现今中国乃至世界,真正具有积极意义的不是后者,而是前者。"儒家哲学"以孟子的学说为核心。它强调认知、情感和意动的心灵簇,鼓励人们关注家庭爱及其社会扩展,同时也为研究仁爱、安心、关怀、苦痛、移情等世界性课题提供了丰富的学理内容和积极的思考向度。就此而言,"儒家哲学"这一古老的观念无疑具有新的生命。中美学者不仅可以在这一课题上展开合作,而且他们的合作必定富于成果。     

儒家成人视阈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儒家成人视阈中的"兴于诗"兴起"好善恶恶"、自信多样的真情主体,"立于礼"挺立含情节情、履言范行的文理主体,"成于乐"完成大气仁爱、自由和乐的情理主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属主体起情→守理→合情理之自我挺成与社会共生。其中,"兴于诗"先于"立于礼"与"成于乐","立于礼"把持"兴于诗"与"成于乐","兴于诗"与"成于乐"内置"立于礼","成于乐"统摄"兴于诗"与"立于礼",三者一体有分,交融互进,相须为用,圆融挺成主体之人格。     

仪式的意义--宋代学者论礼的起源与内涵

宋代学者在哲学层面重新阐发了礼的历史根源和价值根基。首先,礼是为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心性本体是礼的内在根源,礼是心性本体的外在形式。其次,礼的内涵有着三个层面：天理本体,天理的表现形式,人类社会全部规范的总合。     

礼的“义”“仪”关系之辨北大核心CSSCISSCI

礼学的"义"与"仪"的关系,是中国古代礼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从"精神—器物"或"形式—内容"的路径对两者进行探讨。本文认为,这样的理解,实是基于"本体论"的视角,即以"义"为本,以"仪"为末。事实上,礼的"义"与"仪"之间的关系并不适合"本体"式的诠释,"义"并不比"仪"更为本质,而是由"义"—"仪"—"意"的整体所形成的"际会"(通变)的理论来理解,才是"礼"的关键所在。     

儒家“礼”思想对当代道德教育的启示

儒家"礼"思想在根本意义上是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服务的,但"礼"思想中的道德规范价值内涵对当代道德教育仍具有启示意义,需要当代道德教育批判地吸收其有益的因素,融汇于当代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中。     

论王阳明思想中的物与知

在儒家文化传统中，物一直是在人文主义的观照之下，被礼序和理秩所规定的成物。儒家物论有着丰富的内容，包括物我同源于性，互相涵摄、感通，“我”能知物推物，物是“我”的延展，物与“我”皆具有无限性，人、物各自循性而互相成就。阳明的物论继承儒家的传统，同时在他的良知学基础上又有新的发明。一方面，阳明物论充分尊重物的独立性，与心相区别；另一方面，良知被提升为本体，物在良知学的伦序中被重新规定，良知不能理所当然地像性理一样成为万物的本体，形成知体物用，而是在知为意之体、物为意之用的独特结构中，与物统一。其根本原因在于阳明没有最终证成天理和良知为一，他在儒家传统物论和良知本体基础上的物论之间的罅隙也没有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