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霍耐特的社会自由概念及其正义论构思

霍耐特认为,法律自由和道德自由在现代西方社会出现了很多病理学特征。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和现代政治决策的不民主现象,他主张在个人关系、市场经济和政治决策等领域中重建一种"社会自由",即平等互惠的相互承认机制,以在全球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盛行的今日,重构一种多元平等的正义论。但这种正义论因其概念的模糊性、正义普遍性的难以建立及方法论上的悖论招致诸多质疑和批评之声。     

空间正义的另一种构想——“差异性团结”及其反思

一居住地的分化与隔离及其非公正性后果空间问题曾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尤其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空间批判而对人的空间实践方式所进行的探究,为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对空间及空间正义理论的深入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城乡对     

对数字社会主义正义方案的批判——兼论“数字中国”的正义观建构

数字资本主义是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新样态。这一样态在引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剧烈变革的同时，也使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萌生数字资本主义将助推资本主义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等规范性理想的正义幻象。作为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的主要思潮，数字社会主义从“数字主义”“社会主义”“折中主义”等不同视角进行了置辩，但由于未能脱离资本主义制度形态的窠臼，最终导向失败。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没有“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资本主义非正义问题就不可能消解。所以以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为基础，中国在数字时代提出了“数字中国”理念和方案，通过“数字中国”建设，中国不仅摒弃和超越了数字资本主义、数字社会主义的片面性，还创新和建构了社会主义“高阶正义”,丰富了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和实践。     

两种不同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罗尔斯和马克思平等观之比较

面对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做出回应.被誉为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领军人物的罗尔斯,以其纯粹程序的社会正义规范表达了对实质平等的理想追求.然而,由于仅仅局限于政治正义的狭隘视野和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罗尔斯纯粹程序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是不彻底的,最终陷入抽象平等的困境.与此不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回应一方面指向其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指向其作为背景的只局限于政治正义的社会理想,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人类解放的前景,从而在一种人类正义的规范之下表达了实质平等的理想追求.由于超越了政治解放的狭隘局限,因而,马克思人类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辩,而是在人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寻求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理想目标、价值原则和现实途径.     

论分配正义的局限性——基于弗里克“证言不正义”的思考

在《认知不正义》一书中,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米兰达·弗里克首次系统地讨论了认知领域的不正义现象。其中,“证言不正义”引起她特别的关注,其典型情形可被界定为“因身份偏见而导致的可信度贬损”。由其所导致的对特定群体及个人的不公对待,不仅剥夺了他们作为知识主体的资格,而且亦会导致人性的降格。以此观之,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价值。但是,在分析其本质时,由于弗里克囿于主流的分配正义模式,她只能得出一个缺乏信息量的否定性论断:“证言不正义”并非认知资源的分配不均。为了推进此话题的讨论,如果利用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些成果做出新的尝试,那么其结论将是:“证言不正义”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承认”拒绝。     

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正义之争——N.弗雷泽与I.M.扬的政治哲学对话

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学者艾里斯.扬和南希.弗雷泽围绕多元压迫之正义框架还是二元正义维度会更有利于新社会主义的联合策略问题,以及差异和承认政治问题所展开的政治哲学论辩,所致力于揭示的是,如何使得正义的理念和实践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具有深层的颠覆性这样一个共同的议题。二者的正义构想异同及其争辩所打开的话语空间,一方面向我们昭示了解放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斗争的努力一直在路上,另一方面也表明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框架的依赖本身限制了理论自身的潜力而未能深层有效地挑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慈善悖论”的揭示及超越

慈善的性质和底色本质上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主义慈善的动机和行为主要基于利益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慈善进行了深刻剖析并揭示了其三重悖论：经济悖论体现为后置的分配正义与前端的生产非正义之间的矛盾；政治悖论体现为慈善资本主义与资本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悖论体现为慈善的博爱精神与资本的逐利本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慈善是对慈善的异化，唯有从“资本为王的伪善”走向“人民至上的真善”,才能实现对“慈善悖论”的本质性超越。这对于识别资本逻辑下的慈善话语陷阱、建构社会主义慈善价值体系，具有鲜明的镜鉴价值和实践效应。     

对融合限度的反思——驳近年来西方学界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倾向

《正义论》曾长期被西方左翼学者看作是为福利资本主义的辩护之作。进入21世纪,罗尔斯在两部新著中把福利资本主义斥为不正义,并申明他自己的正义理论吸纳并克服了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西方学界遂出现了一股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潮流。然而,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和罗尔斯的契约论政治理论在人的观念、社会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进路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分歧,这就使得雷曼、亨特和布鲁德尼等人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尝试很难取得成功。     

从马克思的正义批判看资本主义的二重性——基于对“塔克尔-伍德命题”的反思

塔克尔和伍德把马克思与正义链接起来,向世人展现了“拒斥正义的马克思”的形象,从起源处论证了“剥削有理”。而马克思用理性的刀子解剖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用精神的正义能量唤醒无产阶级革命的激情,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赞成正义的革命者”的形象。实际上,马克思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剥削发起冷嘲热讽的正义批判,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正当性给予肯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正义在历史的旋流中不断开显与实现,资本主义是暂时的历史正当性和剥削事实既定的非正义性的统一。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政治正义及其实践理路

政治正义是衡量政治权力来源和归宿是否正当、政治运行和秩序是否合法、政治价值结构和性质是否良善的综合评价系统。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政治正义作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价值标准。“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价值依循,政治正义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强力量”,凸显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鲜明底色,是共产党人崇高价值追求的生动体现。以追求“国之大者”、实现人民至上为政治属性,以立足基本国情、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政治逻辑,以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为政治品格,以践行人民中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政治目标,以树立正确义利观、助推全球正义为世界情怀,这些充分勾勒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政治方略,展现了新时代政治正义的中国智慧。     

Monologs,Dialogues, Bodies,Words, Silence,Photographs, Death

ABSTRACT

An examination of a clinical case in which severe demands on the analyst were made to bear silence and trauma unprocessable by the analysand. This discussion draws on the work of Coltart and Ferenczi to consider the demands of such work on the analys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s of trauma are also considered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case.     

Narrow-band 1, 2, 3, 4, 8, 16, 24, 32, 48, 64, and 96 cycles/360 degrees angular frequency filters

We measured human 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s for eleven angular frequency filters using a forced-choice procedure in a supra-threshold summation paradigm. Each of the eleven functions of 17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was measured 4-9 times among 12 observers. Results show that, for the arbitrarily selected filter phases, maximum summation effect occurred at test frequency for all filters. These results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are narrow-band angular frequency filters operating in human visual system mostly through summation surrounded by inhibition at the specific test frequency ranges. Our previous suggestion (Simas and Santos, 2002), arguing that summation for the higher angular frequency filters should occur if background angular frequency contrast were set to a maximum of 5 times the test frequency threshold, was suppor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