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惠互利抑或相互性 ——能力缺陷问题与罗尔斯契约论的前提承诺

可行能力思路认为,罗尔斯式的社会契约论假定公民的能力处于正常范围,从而把具有严重能力缺陷的人排除在正义原则的选择者与受益者之外了。它们将此归咎为这种契约论对互惠互利的预先承诺。事实上,在罗尔斯后期的契约论构造当中,互惠互利既不是主导性的预设,也不是其主导性预设的一个构成部分。相反,由理性与合情理性一起共同塑造的相互性理念构成了这种正义理论由以确立的规范性前提。否定互惠互利的理念,不仅有利于我们准确理解罗尔斯的契约论,而且对于我们反思契约论传统是否仍然具备足够的包容性潜力去应对现代社会正义问题,都将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正义论的主要观念和两个正义原则

一、正义论的主要观念我的目的是要提出一种正义观,这种正义观进一步概括人们所熟悉的社会契约理论(比方说:在洛克、卢梭和康德著作中的契约论),使之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并不想把原初契约作为一种要进入一种特殊社会或建立一种特殊政体的契约,确切地说,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各种正义原则是原初契约的目标。这些原则是那些想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自由和有理性的人们,将在一种最初的平等状态中接受的,以此来确定他们联合的基本条件。这些原则将调节所有进一步的协商,详细说明各种可     

罗尔斯契约论中的正常能力假定与能力缺陷问题

罗尔斯的契约论强调公民是正常而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而且它还假定他们的种种天赋才能处于正常范围。在可行能力思路看来,由于这样一种契约主义的方法论,那些具有严重能力缺陷的人不能从正义原则中公平受益,他们甚至被排除在正义原则的选择过程之外了,因此这种理论没能真正保障每一个人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但在罗尔斯的契约论中,作为正常合作成员之基础的两种道德能力应当被理解为是每一个公民所拥有的,而正常能力的假定意在排除能力差异在原则选择过程中的影响,因而它反而是包容性的。在组织有序的社会中,有能力缺陷的人的一些特殊需要确实没有被当作一个基本正义问题来对待,但这一点乃是平等的政治自主性的代价。     

“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正义——Nancy Fraser社会正义概念研究

在政治伦理论域中,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已成为自由主义正义论在当前的强劲对手.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的南希·弗雷泽就是以这样一种双重身份介入了这场论辩,提出了有关"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正义构想.弗雷泽提出"地位模式的承认"将承认的合法性框限在仅和社会平等地位相关的范围内,用以强调对承认正义的诉求绝不可遮蔽对再分配正义的反省与批判,并据此构建了一种以"平等参与"为支点的"双焦点的正义概念"和""视角上的二元论方法"来表达对当前社会不正义的关注.     

论当代平等理论的三大特征

当代平等理论以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为发端。在罗尔斯看来,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正义论》两个正义原则的核心是差别原则,引发学术界争论最大和回应最多的也是这条原则。差别原则反映出罗尔斯对待平等的态度是偏爱最少受惠者的,这标志着"何谓正义之平等"问题重归理论视野并占据了当代政治哲学分析的核心。本文设计了当代平等理论的四要素分析框架,围绕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以四要素分析框架为切入路径,对当代平等理论代表人物与作品的核心主张、论证特征、批判关系、对平等实践的影响等,进行了考察分析,总结了当代平等理论的三大特征及所面临的挑战。     

“伦理正义”的解释力 ——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

"伦理正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所谓"伦理正义",是肇始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一种正义理解。与"法权正义"基于个体权利追问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的理论争执不同,"伦理正义"以个体德行与公共善的一致为前提,主张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实践统一。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辨把握,揭示了"法权正义"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二元结构及其困境,探索了以"伦理正义"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路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认了"法权正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耦合关系,阐释了从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复归的人类解放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法权正义"的根本批判,回答了在现代社会重构"伦理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     

尊严、能力与正义——纳斯鲍姆的尊严概念评析

尊严是纳斯鲍姆修正罗尔斯契约论之理论结构的主要元素。就概念本身而言,她所论及的尊严蕴含了四个维度,它们共同构成其理解能力和正义问题的基点。以这一概念为切入点,纳斯鲍姆构建自身的能力进路,着力解决传统正义论遗留的问题。但是这一做法不仅会引发一些难题与质疑,而且也没有为其能力进路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论纳斯鲍姆及其能力进路对正义主体的拓展

纳斯鲍姆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没有考虑到残障者、国际领域以及非人类动物的正义问题,这主要是受限于他的正义理论和社会契约论传统对正义主体的理解和设定。因此,她提出了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个人观,试图重新界定和拓展正义主体,并将尊严与能力联系起来;以此成为能力进路的基点,从而试图解决以上三个领域的正义问题。然而,纳斯鲍姆对于正义主体的界定与拓展存在诸多模糊和自相矛盾之处,她的能力进路亦并非是对罗尔斯正义理论和契约论传统的成功超越。     

“能力进路”视阈下的动物尊严与道德地位

在以理性为根基的权利话语体系之外,纳斯鲍姆对动物尊严与道德地位问题提出了"能力进路"的探讨。她认为动物具有力图兴旺地存在着的能力,因此也自有一种尊严,人类应以一种"体贴的家长主义"态度来对待动物能力与尊严。"能力进路"以能力为依据,以尊严为导向,旨在对罗尔斯《正义论》中未能深入分析的动物问题提出理论批判,并试图构建一种跨物种正义理论,为理解和把握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同时这一进路也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与理论缺陷。     

人的脆弱性、依赖性与“正义的慷慨” ——麦金太尔正义思想的新维度

人的脆弱性和依赖性是人的一生无法逃避的命运,因此社会性和共同体是每个人的必然的基础本体,正义理论必须处理这个问题。麦金太尔把人的脆弱性和依赖性作为正义的起点,提出"正义的慷慨"的正义理论,这是他原先的社群主义和德性正义观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关于正义的新论域和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家也越来越关注人的脆弱性和依赖性问题。森和纳斯鲍姆关注那些具有严重能力缺陷的人,并进而提出能力进路的正义理论。     

基于机会平等的分配正义

分配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活动,不仅关系到社会成员的经济状态,更对人们的社会权利和地位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分配正义的伦理意义在于:如何在不侵犯社会成员自由的前提下,为人们带来应得的利益,保障、捍卫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在社会的层面上,平等是分配正义的首要伦理价值。福利、资源、权利(能力)都是分配的主要对象和领域。福利平等、资源平等、权利(能力)平等,似乎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正义分配的依据,但又都面临着各自平等理论的困境。文章从机会平等的角度,对分配正义进行了理解、研究和考察,并且构建了复合机会平等分配体系,力图实现作为机会平等的分配正义。     

论正义的形态和功能

<正>义是在人类的现实处境下,处理现实利益关系的政治智慧,其实质是人类运用认知理性、实践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主体能力,以自由和平等为价值目标,在现实的利益协调和分配关系中所把握的一个"度"。由此可见,"正义"形式的背后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现实的利益关系,抽象的正义理念需要通过把握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形态来予以揭示。我们把正义的现实形态区分为普遍正义、具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普遍正义是社会合作的伦理基础,具体正义通过"求同存异"维护公共利益,保护个体利益,程序正义则是追求社会治理工程中的价值。     

“差别原则”与优先主义——在罗尔斯与帕菲特之间

当代政治哲学研究者德里克·帕菲特提出了分配正义的优先主义原则:在分配的问题上应该优先考虑社会中那些最穷困的人。帕菲特认为,相比于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所提出的平等原则,优先原则是更优的分配正义原则。因为,平等原则可能会遭遇"拉平反驳"和"分割的世界"这两个理论困境。帕菲特的优先原则与罗尔斯的平等原则之间的理论分歧是深刻而长远的,其根源在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功利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     

当代全球分配正义的理论论辩

全球分配正义理论是政治哲学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全球分配正义理论的核心关注点是人们生活中所产生的利益或负担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问题,因此,它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权利获得什么,以及谁实际上应该为我们提供那些我们有权获得的东西。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全球分配正义理论论辩的基本框架,即两种区分、四种理论:关系主义和非关系主义理论、平等主义和底限主义理论。关系主义理论试图通过指出"这个世界的某种特征和状况"这样的事实来为全球分配正义的存在提供理由,而非关系主义理论则用强调"人人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这一事实来为正义必须跨越国界提供辩护。底限主义者认为全球分配正义的关注点应该仅仅聚焦到人的基本需要和对严重贫困的缓解上,平等主义者则强调,即使我们缓解了贫困和满足了基本需要,分配正义仍然有正义的理由去反对已有的全球不平等。文章最后分析了底限主义与平等主义从国家责任、平等的公制、民族身份、国家强制等方面就"正义"是否应该跨越国界所展开的论辩。     

是基本的正义原则还是理想的社会管理规则?——G.A.科恩对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正义观的分析和批判

如何确立一个社会的正义原则是当代政治哲学家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哈佛大学的罗尔斯教授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提出了一种确立正义原则的原初状态理论,这一理论把正义原则等同于原初状态中人们选择的产物。对此,牛津大学G.A.科恩教授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他在其《拯救正义与平等》一书中论证说,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实际上是把理想的社会管理     

霍耐特多元正义构想的道德基础与方法论前提

对霍耐特而言,型构一种正义理论需要解决正义的道德基础以及方法论问题。他主要通过三项理论探索完成了这一工作:首先,对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进行揭示,阐释了蔑视以及由此带来的消极情感反应如何导致反抗的行动,进而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其次,正面阐发了后现代社会的伦理要求,即通过法权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与价值共同体必备的道德关怀来满足"美好生活"的伦理目标,由此充分阐明了"承认"所应具有的道德意涵和维度,这构成了其多元正义构想的道德基础;最后,对资本主义社会"悖论"病态与"物化"现象这些非正义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它们都是已经出现的承认需要与实际的承认效果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了个体自我实现的困境。对社会非正义进行病理诊断,进而提出合理的治疗方案,这构成了霍耐特分析正义问题的方法论。     

"共同善"与分配正义论——社群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及其对社会政策研究的启示

社群主义关于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的论述,对人类关系模式的多样性与社会正义原则适用范围、以社会物品多样性为基础的多元主义分配正义论和复合平等观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它将正义问题的哲学分析与社会政策联系起来,不仅深化了对分配正义的认识,为当代社会分配的复杂性和可能的对策思考,提供了有重要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论证。对我们澄清以社会福利的实施为目的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存在的价值观与方法论问题,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正义论”蕴含医疗公正吗?

本文试图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例,从博格对于罗尔斯"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之重建以及丹尼尔斯对于"健康需求之特殊道德重要性"的阐释出发,分析并揭示一般性的社会正义理论框架如何能够蕴含一种合理的医疗公正理论。这一尝试的目的在于表明,医疗(或健康)公正理论的完善,不仅限于医疗保健资源合理分配理论的确立,这是因为健康需求的道德特殊性决定了所要建构的医疗公正理论不可避免地要与其背后深层次的"健康之社会性决定因子"缠绕在一起。医疗公正理论的建构并不因其与一般性社会正义理论的兼容性而丧失其独立性,医疗公正作为实践伦理研究课题的特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弥合理论与实际问题的鸿沟,而这正是建立一种整全的医疗公正观的目标所在。     

论代际正义视域中的“非同一性问题”

"非同一性问题"是代际正义理论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非同一性问题主要关注那些决定未来人存在的某种行为在道德上是否被允许,该理论认为那些存在依赖于看似有害行为的人,并不能认为其自身受到了这种行为的伤害。该观点与人们的道德直觉相悖。帕菲特和雷曼分别为非同一性问题提供了后果主义和契约主义的解决方式,这两种解决方式存在一些有待克服的难题。义务论有可能成为一种解决非同一性问题的可行思路。     

平等的限制

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实现了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主题范式的转换:从自由到平等。人类几千年以来都在追求平等,然而时至今日仍难以完全实现。新自由主义提出了不同的平等理论范式来解决经济的不平等。罗尔斯的“民主平等”被视为诸种平等理论中的上佳范式,其缜密的论证、严密的逻辑、精巧的体系都令人叹为观止。但是,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多么精妙总会受到许多限制和约束。一解决不平等的理由充足与否构成平等理论的首要限制。解决不平等的理由是什么,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回答:一是为什么要平等;二是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在道德上是不应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