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激情绪的认知评估体系

本文从情绪认知理论的角度出发, 通过3个研究探究与感激情绪有关的认知评价维度, 进而建立感激情绪的认知评价体系。研究1使用回忆不同类型的情绪性事件法初步探究了感激情绪的认知评估体系; 研究2使用操作认知评估维度法探究了认知评价的变化对感激体验的影响; 研究3使用故事情境法分别从个体特质和情境因素的角度, 探究个体特质与感激情绪之间的关系如何受到个体认知评价的影响, 进而为感激情绪的评价体系提供更多的证据支持。研究1发现感激情绪体验与受关怀感、符合道德规范和他人负责性3个维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研究2发现3个认知评估维度体验的有无均会导致个体在感激情绪体验上出现显著差异。研究3表明感激特质可以预测个体的认知评价和感激情绪体验; 同时, 受关怀感、道德规范、他人负责3个认知评价维度在感激特质与感激情绪关系间起到中介作用。结论：3个研究结果表明, 受关怀感、道德规范、他人负责性3个认知评价维度与感激密切相关, 并在区分开感激与自豪、亏欠感等情绪中起重要作用。因此, 这3个认识评估维度共同组成了感激情绪认知评价体系。     

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从特质性的主观阶层感和情境性的主观阶层感两个角度考察了主观社会阶层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实验1采用问卷调查法,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较高的被试在人际关系取向上更倾向于共享关系取向。实验2采用材料启动法,发现对社会距离近的他人,高阶层与低阶层利他行为差异不显著;对社会距离远的他人,高阶层的利他行为显著大于低阶层组。研究结论：主观社会阶层较高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社会距离起调节作用。     

情境对共情的影响

共情指的是个体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共享并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的倾向, 包括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两种成分。现实生活中的共情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具体情境中, 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其中, 情境的公开性或私密性、意义性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共情的产生或共情反应的强烈程度。共情对象在特定情境中与共情主体之间的群际关系、人际关系等也是重要的情境因素, 共情主体对于和自己属于同一群体或拥有较亲密人际关系的他人更容易产生共情。情境对共情的影响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实现。有关情境对共情的影响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仍然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情境因素的内涵上进行深入挖掘, 从认知加工的角度对情境影响共情的机制做更为细致、微观地解析, 还可以从共情主体的视角明确个体差异如何调节了情境对共情的影响作用。     

青少年恋爱关系：研究取向、方法与影响因素

青少年恋爱关系是在性吸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相互认可的、至少持续一段时间的强烈的情感联系和互动关系, 其研究取向主要有生物社会取向、认知表征取向和发展背景取向, 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自我报告法、观察法和录像回顾法。影响青少年恋爱关系的有个体因素、人际关系因素和社会因素, 未来可在理论的整合、关系品质的稳定性及微观背景作用的机制、样本的代表性等方面进一步研究。     

社会计量器理论的研究进展：社交接纳/拒绝与自尊的关系

社会计量器理论提出自尊是个体对社交接纳或拒绝的主观计量器,它监控和调节着人们的人际关系质量。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从社交反馈的角度探讨了社交接纳与人际评价对状态自尊的影响;另一方面从社交行为的角度探讨了特质自尊对社交意愿和社交决策的影响。未来的研究需要对影响自尊的社交情境进行具体区分,并就社交反馈、心理变化与社交行为的关系,任务特性的认知过程对自尊的影响进行综合探讨。     

情绪调节灵活性对负性情绪的影响：来自经验取样的证据

情绪调节灵活性是指个体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境需求灵活部署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本研究采用经验取样方法,通过拟合个体在日常生活事件(如,未通过考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COVID-19)中的策略使用剖面结构和情境负性程度与策略使用程度的共变关系测量个体的情绪调节灵活性水平,并探讨其对个体后续负性情绪(抑郁和焦虑)的影响。两个独立样本结果表明：单一策略使用偏好(如沉浸偏好和表达抑制偏好)的个体在负性生活事件中和疫情期间经历了更高水平的抑郁和焦虑情绪。此外,当个体随情境负性程度提高使用更多分心策略,而随情境负性程度降低使用更多认知重评策略(意味较高的情绪调节灵活性),其抑郁和焦虑情绪水平更低。以上结果共同证实了情绪调节灵活性有利于减少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     

人际感恩对关系维持的影响

尽管关系维持策略对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增强个人福祉有着重要意义, 但也增加了个体被拒绝的风险和痛苦。以往研究已经发现人际感恩一方面能在关系面临威胁时激活威胁缓冲策略修复人际关系, 另一方面也能在威胁解除时激活关系增强策略建立和促进人际关系, 但人际感恩也增加了使用非适应关系维持策略的可能。此外, 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有助于解释人际感恩的关系维持功能。未来研究应从二元互动视角考察人际感恩的关系维持功能; 从多元评价视角考察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在人际感恩对关系维持的影响中扮演的角色; 并结合多种研究方法拓展人际感恩的关系维持功能研究。     

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     

应急救援团队的个体与团队情境意识：社会网络关系的调节作用

采用地震后建筑物倒塌,被困人员转运的任务情景,以99名消防指挥系大四学员为被试,研究个体情境意识和团队情境意识的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关系中的网络密度和结构洞指标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个体情境意识与团队情境意识不相关,即团队情境意识不是个体情境意识的简单相加;(2)共享情境意识对团队情境意识有负向影响：个体情境意识之间的差异越大,团队情境意识就越高;(3)对于网络密度较大的团队,结构洞对共享情境意识和团队情境意识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4)对于网络密度较小的团队,结构洞对共享情境意识和团队情境意识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的作用。     

青少年情绪预测偏差与决策的关系研究

在决策过程中人们通常选择那些使其感到快乐的行为,决策结果与所预测的高兴或悲伤、满意或不满意紧密相连,以往研究发现这类预测即情绪预测存在偏差。本研究以188名中小学生为被试,采用自编情绪评定表和最后通牒游戏范式,对情绪预测偏差与决策的关系进行探索。结果表明青少年在预测对未来事件的情绪反应时存在强度偏差和持续时间偏差,情绪预测的强度偏差和持续时间偏差影响青少年回避或趋向决策。     

亲亲为大，亲贤仍重：亲疏关系、人情取向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本文基于以往理论,提炼出人际交往中影响信任的两大因素：关系因素和个人特质因素,通过两个情景启动实验尝试探索亲疏关系、可信赖特质（能力、善意和诚信）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机制及其作用的边界条件。结果发现：亲疏关系除了可以直接预测人际信任之外,还可以通过感知被信任者的可信赖特质产生间接影响。此外,个体的人情取向可以分别调节亲疏关系对感知被信任者的能力、诚信特质的效应和通过感知被信任者的能力、诚信特质影响人际信任的间接效应,并且作用的主要对象是关系网中的熟人。本研究对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在多元文化交融下的人际信任具有重要意义。     

Combining Emotion Appraisal Dimension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o Understand Emotion Effects on Gift Giving

Multiple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emotion appraisal dimensions can predict the effects of emotions on decision making. For example, givers' intention to buy gifts depends on whether they feel positive or negative (valence) and on whether the feeling is caused by the givers themselves or by gift receivers (agency).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effects of such appraisal dimensions might depend o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he current research addresses this gap by studying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of emotions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n gift giving. Study 1 demonstrates that emotion effects on gift‐giving behavior are explained by two things: the cause of those emotions (self or others, agency) and whether those emotions are positive or negative (valence). Moreover, four studies reveal that these effects depend on the givers' interpersonal orientation. For high interpersonally oriented givers, who care mostly abou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emotion effects on gift giving depend on both valence and agency. In contrast, for low interpersonally oriented givers, who care mostly about their own gains, emotion effects on gift giving depend only on valence.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lthough a focus on appraisal dimensions can be useful,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trying to understand emotion effects on gift giving, in particular, and on decision making, in general. Copyright © 2016 John Wiley & Sons, Ltd.     

Mood vs. Interpersonal Affect: Identifying Process and Rating Distortions in Performance Appraisal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simultaneously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mood and interpersonal affect on the performance appraisal process. Results suggest that affect consistency, as opposed to mood consistency, is likely to influence the weighting of recalled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and ratings subsequently assigned. Surprisingly, a mood-incongruent effect also occurred when weighting the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Aside from affective influences, the raters assigned the most weight to positive performance incidents, however, the raters remembered more of the negative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for appraisal practice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人际自立特质对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作用的纵向研究

虽然不少学者认为人格会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但是目前尚缺乏人格与认知重评、表达抑制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关系的纵向研究。根据人际自立与情绪关系的系列研究,假设人际自立会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采用青少年学生人际自立量表和情绪调节问卷对374名大学生进行了间隔6个月的两次调查。结果发现,人际主动、人际灵活显著预测6个月后的认知重评。这说明某些人格特质可以影响特定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     

人际情绪调节与内隐/外显积极情绪的关系:情绪调节困难的调节效应与表达抑制的中介效应

人际情绪调节是重要的社会性情绪调节方式,为阐明其与积极情绪的关系,采用人际情绪调节量表、内隐与外显积极情绪量表、表达抑制量表和情绪调节困难量表进行了调查。1159名被试的分析结果表明：（1）人际情绪调节显著正向预测内隐与外显积极情绪;（2）且情绪调节困难是人际情绪调节预测内隐积极情绪的调节变量;（3）表达抑制是人际情绪调节预测外显积极情绪的中介变量。这表明运用人际情绪调节可增加积极情绪,但是其作用效果与个体的情绪特质相关。     

孤独感对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人际困扰和积极自我呈现的作用

摘 要：为探讨孤独感与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关系,以及人际困扰和积极自我呈现在孤独感与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间的作用机制。采用孤独感量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社交网站自我呈现量表和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评估问卷,按照年级整群分层取样方式选取2872名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采用SPSS18.0、Amos以及偏差校对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置信区间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孤独感、人际困扰、积极自我呈现和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两两间均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孤独感、人际困扰和积极自我呈现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人际困扰和积极自我呈现在孤独感与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关系间分别起中介作用,同时孤独感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通过人际困扰→积极自我呈现的链式关系发生作用。     

大学生传统人际价值观的探索性与验证性研究

选取传统谚语、俗语中关于人际关系的语句编制成传统人际价值观问卷,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构建传统人际价值观的维度。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理论构想的拟合性。探索性因子分析中,一阶因子分析抽取了14个因子,对14个因子进行二阶因子分析又抽取了人际道德、人际亲疏性、人际防御、人际智慧4个主因子。根据这一结果建构了一个含有人际道德、人际亲疏性、人际防御三个主因子的模型。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对模型进行修正,使之分别含有4个、3个、2个次因子,经检验,模型的拟合比较良好。     

他人积极情绪对自我控制资源的替代恢复及机制

替代恢复指通过想象他人资源恢复可恢复自身的资源。研究探讨了他人积极情绪的替代恢复及人际敏感性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331名大学生为被试,实验1和2通过消词任务消耗自控资源后,用文字材料呈现他人积极、他人中性情绪和自我积极情绪,用定价任务考察自控资源的恢复,实验2通过眼神测验测量人际敏感性。结果发现,自控资源消耗后,他人积极情绪组对商品的平均定价比他人中性情绪组低,且只在眼测得分高的个体中存在,他人积极情绪组与自我积极情绪组没有差别。研究证实了他人积极情绪对自控资源的替代恢复及人际敏感性的调节作用。     

人际关系适应特征的情境评价方法研究

本研究运用情境评价法对人际关系适应特征进行了实验研究 ,结果表明 :1以 Schutz提出的人际关系六因素为评价标准 ,采用情境评价法比问卷形式能更有效地揭示人际适应特征 ;2在情境评价中 ,以合作为主的情境设置比以竞争为主的情境设置更利于反映出人际适应特征 ;3情境评价采用定向、组织、交流和问题解决等阶段的过程设计符合情境评价的实际进程 ,有助于分阶段展开被试的行为特征 ,提高情境评价的可控性和准确性。     

情绪分享和感知恋人回应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

研究通过问卷星收集了150对异性恋情侣的情绪分享、感知恋人回应、亲密关系满意度的数据,并采用行动者-对象互依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1）情绪分享通过感知恋人回应的中介作用影响亲密关系满意度。女性的积极情绪分享与男性的消极情绪分享直接正向影响自身亲密关系满意度。（2）男性的积极情绪分享正向影响女性的亲密关系满意度。研究揭示了亲密关系中情绪分享和感知恋人回应对关系满意度的影响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