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与道德判断——由同情概念的变化看休谟的伦理学

通过对休谟有关文本的细致和建构性分析,本文力图证明,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并没有如诸多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以一种哈奇逊式的"广泛的仁慈"取代了《人性论》中作为道德感源泉的同情,并因此退回到传统道德感理论。相反,通过结合同情与仁慈,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克服了《人性论》中关于同情的纯粹联想式解释所引发的困难,从而更为清晰地界说了同情在道德情感的构成中的关键作用,并因此完善了他的同情的伦理学。由于道德感仍然被视为同情与自然仁爱结合的结果,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也继续坚持了他的自然主义的哲学路径。     

道德判断的基础:同情抑或仁爱——论休谟的第二《研究》之谜

由于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淡化了对同情的刻画并强调仁爱在道德中的作用,因此他在后期是否以仁爱取代了《人性论》中的同情作为道德判断的基础,并由此退回传统的道德感理论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激烈争论.但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休谟始终将同情,尤其是广泛的同情作为道德判断的基础,仁爱并未取代同情的这种基础作用.相反,无论是在《人性论》还是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仁爱都对同情具有依赖性.此外,休谟之所以在《道德原则研究》中对同情和仁爱做了部分调整,恰恰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同情对道德判断的基础作用.     

休谟的同情原则探析

休谟认为同情是人性中强有力的原则 ,同情在表现形式上是自然的 ,而同情感的实际内容是人为的。同情是道德区别和道德判断的心理机制 ,是沟通他的心理学和伦理学的桥梁。但由于同情原则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的基础上 ,休谟调和个体情感的特殊性与道德原则的普遍性的努力不可能成功。     

休谟道德评价理论研究

休谟认为,道德评价的依据不能是理性,而是道德感;同情原则是道德感产生和发生作用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休谟忽视了理性在道德评价中的重要作用;其道德感理论存在着理论困难,产生这种困难的原因是休谟不能理解理性与情感的辩证关系,以及他没有意识到客观的经济利益关系对道德评价的重要性。     

休谟政治哲学中的同情与个性

三、同情与道德规范因此,同情现象正是在“主体性”的构成方面发挥着作用,由此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休谟关于规范的学说建立在与那样理解的奴役和自由的范畴截然不同的一些范畴之上。关于感情的这种观点能够肯定一种没有自由意志的道德责任:“只有根据必然原则,一个人才会由于他的行为而有功过”,(休谟     

“休谟问题”再思考——基于同情、旁观者和效用原则的考察

休谟提出了从“是”到“应当”何以可能的问题,但并没有否定人们道德判断和道德哲学作为一门精神科学而得以建立的可能性.相反,他孜孜以求的目标恰恰是要以同情原则为基础,并辅之以旁观者与效用原则来弥合“是”与“应当”之间的断裂,从而建立一门科学的道德学说.20世纪情感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发挥”显然是休谟本人始料未及的.     

从道德感到道德情感——论休谟对情感问题的贡献

从道德情感主义的道德感(moral sense)到康德的道德情感(moral feeling),情感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不再落实于经验的基础上,而是通过与道德法则相关联,成为可以被先天认识的对象。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休谟的同情概念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不过,由道德感到道德情感,期间的变化并不只是由经验的层面转到先天的层面。本文通过分析休谟同情概念的旁观者视角,阐明了这一概念所带来的另一层影响,它使康德的情感概念不只是成为一个先天概念,还获得了与认识领域的界分线,情感以一个从感知觉中摆脱出来的独立因素出现在道德领域。     

休谟的自然主义

“读休谟的哲学著作要非常细心。他写的每一页,尤其在《人性论》中,都有十分丰富的内容。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依据各种不同的关联,说了那么多不同的事情,而且毫不在意他以前是怎么说的,这就使得很难明确地说出他是否讲过这个或那个特定的学说。他将同样的原理用于十分不同的题目,以至毫不奇怪,我们可以在他的叙述中找到许多字面上的和实际上的不一致……这就使得在休谟那里很容易找到各种哲学,要不然就是把一段陈述同另一段陈述对立起来,以致根本找不到任何哲学。”(引自塞比—比格为休谟的《人类理智研究和道德原理研究》写的序言,第7页。该书下简称《研究》)格林在他的《休谟的“人性论”导论》中所采取的实际就是后一种做法。格林对《人性论》的解说引出了这样的结论:休谟没有任何确定的信念,他仅仅是把他从洛克和贝克莱那里继承的一些原则发展到怀疑主义的结局。除了由非理性的联想力所组织起来的主观的精神状态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既没有自我,也没有外部世界。格林坚决认为,休谟甚至是比贝克莱更有甚之的主观唯心论者,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彻底的怀疑论者,他把对自我之内或之外的永恒性、同一性、能动性的一切信念,都斥之为虚构和幻想。一切都是变化的:变化不受规律的约束。     

“道德感”抑或“道德情感”——论休谟和哈奇森道德基本根据的分野

休谟和哈奇森同为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的主要代表。尽管休谟继承了哈奇森道德根据于情感的观点,但他在讨论道德根据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逐渐呈现出由“道德感”向“道德情感”转化的现象。休谟的根本目的是彻底瓦解道德感的神学基础,将道德完全奠定在人性真实的、普遍的情感之上。在基础概念的转化中,休谟一方面为道德情感增加了历史内涵,出现用历史给道德定位的显著倾向;另一方面休谟为道德情感增加了社会内涵,反映出他对道德和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因而,系统全面地辨析休谟和哈奇森关于道德根据的论述,不仅可以清晰展现两者道德学说的不同进路,还有助于把握整个道德情感主义的发展历程。     

休谟伦理学中的共识理论

休谟在其伦理学中声称,道德判断不是来自个人情境式的或基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情感,而是来自人际间某些稳定的和通用的观点,即共识。这就引起两个问题:第一,道德判断似乎成为对过去经验归纳的因果理性活动,这与其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基本主张相矛盾;第二,休谟认为人类一切情感都是自足的,却又矛盾地认为由同情而来的共识优越于情境式情感。对休谟同情理论的重新分析使得以上两个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首先,共识实质是对社会公益的同情,这一根本规定决定了道德判断最终是一种情感而非理性活动;其次,建立在普遍而稳定的同情的基础上的共识是道德感的唯一来源,其优于其他情感之处就在于共识中内含着对个人和社会长远利益的反思以及对道德考察对象效用(苦乐感)的合理预期。     

论休谟对哈奇森道德感理论的改造和发展

为了有效驳斥以霍布斯为首的狭义人性自私论，以及通过任何外部原则建构道德哲学的理论学说，18世纪英国道德哲学家哈奇森在莎夫茨伯利的基础上完成了道德感理论的系统化工作，建构了普遍的仁爱观。然而，哈奇森没能很好地解决通过情感为道德奠基的根本问题，即如何有效克服情感的主观性，这导致道德感理论的可靠性遭到质疑。为此，休谟在情感框架内部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使其呈现出一定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而休谟的这项工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们对于道德感理论发展历程的理解是极不全面的。本文旨在对休谟工作的整体进路作出详细考察和深入剖析，并对其理论价值作出客观评价。     

休谟"同情"理论与心理治疗

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观点与现代心理学中的实证主义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他认为理性的作用必须通过情感这一中介,"理性和判断由于推动或指导一种情感的确成为一种德性的间接原因."[1]休谟的同情为理解人际交往中的情感变化提供了参照,本文试图用这种"情感传导"来说明心理治疗中的人格变化的实质,并发掘其对现存心理治疗缺陷的矫正指导价值.     

论休谟的道德愉悦感及其理论定位

道德愉悦感是休谟道德哲学的理论核心。休谟认为,道德愉悦感根源于人性中的同情,同情心把个人愉悦和他人(社会)愉悦联系起来并由此产生道德愉悦感。尽管休谟宣称反对道德自爱论,但从他的论述中可看到,他实际上承认自爱是道德愉悦感的另一个来源。同情和理性共同实现了自爱(个人愉悦)向道德愉悦感的转变。休谟道德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凸显了道德结构的三个要素即自爱、同情和理性;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讲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因而摇摆于情感主义、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之间。道德理论可以划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即:情感功利主义、理性功利主义、情感道义论和理性道义论,而休谟的道德理论基本上属于情感功利主义。     

正义的两重性:互利与同情——休谟正义论难题之解读

休谟的正义理论一方面坚持"互利原则",把功利视为正义的动机;另一方面,又主张"同情原则",认为同情是正义感的来源,正义来自人们对公益的关心.休谟正义理论中的这个矛盾,表明正义本身所包含的两层要素:正义既具有有利于当事双方的互利性,又要求当事双方有着互相认同的能力.     

论亚当·斯密同情理论的发生机制

18世纪的英国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构建了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哲学体系,试图解决道德判断的本质问题,他尤其凸显了想象在整个同情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往的研究者们大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本文旨在通过深入阐述想象在情感传递中的运作机理,进而更清晰地呈现斯密同情理论的发生机制。"公正的旁观者"在斯密的同情发生机制中扮演着最终审判者的角色,它是斯密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抽象出的一个理想概念,也是斯密追求道德判断客观化的一个逻辑结果。     

休谟政治哲学中的同情与个性

休谟的政治哲学是以两个炯然不同,并且对立的表述来撰写的:利益与同情。对设计正义规则唯一起支配作用的,就是利益。这些规则(占有权的确定、所有权经同意的转移,许诺的义务等——参见休谟:《人性论》542—556页,以下引文皆同此书),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甚至是社会存在的最高理性。然而,通过正义而实现的共同利益,不过是为了十分稳妥地得到满足而绝对必须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而取得的特定利益。没有正义的限制,相互对立的利益很快就会发生冲突,而不能缓缓发泄出来的情感,就会变成强暴的情感。正义并未改变贪婪的情感的性质,它只是清除了满足这种贪欲的外部障碍,这些障碍,就其不可克服     

“休谟法则”刍论

黑尔认为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的是—应当问题为伦理学提供了由事实判断向道德判断推理的一个基本法则—休谟法则。后世很多伦理学家对休谟法则提出质疑,认为休谟提出是—应当问题的本意并非简单地从逻辑学意义上建立一种道德推理规则,而是希望提醒人们关注由事实判断推导出道德判断的过程中存在一种思想上的跃迁。这里作者试图重新考证休谟法则与是—应当问题的关系,给予休谟法则公允的评价。     

休谟“同情”理论与心理治疗

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观点与现代心理学中的实证主义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他认为理性的作用必须通过情感这一中介,“理性和判断由于推动或指导一种情感的确成为一种德性的间接原因。”休谟的同情为理解人际交往中的情感变化提供了参照,本文试图用这种“情感传导”来说明心理治疗中的人格变化的实质,并发掘其对现存心理治疗缺陷的矫正指导价值。     

西方伦理学史研究的若干思考题(四)

第十章 道德和感觉 选自大卫·休谟《道德原则研究》。 问题: 1、如果人们没有体验到赞同或反对的感情,那他们是不会对行为作出道德判断的。你同意休谟的这个观察吗? 2、休谟反对把理性作为道德基础,对这个观点给以论证。 3、在道德考虑中,理性的作用是什么? 4、已经指出,在理论水平上,休谟的道德观类似他对因果关系的论述。它们在哪些方面有些共同点和不同处? 5、如果休谟把道德基于感觉之上,那他能防     

正义与幸福的虚假对立——休谟视角下的“格劳孔挑战”

在《理想国》中,格劳孔由于不满足于苏格拉底在与色拉叙马霍斯论辩的过程之中提出的关于"正义"的看法,主动更新了色拉叙马霍斯对"正义是强者的利益,是他人之善"的论证,并进一步探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正义的本质、起源;第二,怀疑实施正义行为的必要性;第三,现实城邦生活之中,不义之人的日子过得要比正义之人好得多。此由格劳孔阐述的当时大多数雅典公民对于正义的困惑和诘难称为"格劳孔挑战"。这一挑战为近代著名的"社会契约论"提供了最初的思想资源,之后各式各样的伦理学理论,如穆尔的功利主义、康德的义务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回应格劳孔的挑战。大卫·休谟在《人性论》、《道德原则研究》等著作中从社会效用角度清楚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正义观"。站在休谟的视角,比较分析色拉叙马霍斯、格劳孔和休谟在正义本质、起源方面思想的契合、继承和发展,就上述三个问题对"格劳孔挑战"作一个休谟式的应答,着重探讨社会、正义和幸福三者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后两者在格劳孔立场上的虚假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