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论幸福：在柏拉图的《国家篇》之后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以下简称《伦理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幸福观:涵盖论(inclusive notion)认为幸福是各种德性与外部善的复合体,理智论(intellectualist notion)将幸福完全等同于思辨。已有大量的笔墨用于辩论亚里士多德究竟同意哪种观念以及这两种观念是否和怎样能够调和起来。相关的一个争论是《伦理学》是否以及如何是一个统一的、延续的作品。因为许多注释家支持这种观点: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第1     

亚里士多德关于“在实体上的优先性”的论述

亚里士多德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如果X能够独立于Y而存在,而Y不能独立于X存在,那么X便“在实体上优先于”Y。本文充分考查亚里士多德关于此话题的种种论述,旨在指出主流观点的不足。根据本文的解读,如果X解释了Y的“存在”或者Y的“本质”,而Y不能解释X的“存在”或者X的“本质”,那么X便“在实体上优先于”Y。与主流观点相对照,本文的解读有如下特点:主流观点是“非解释性的”,即,X并不解释Y的“存在”;而本文的解读是“解释性的”,即,X解释了Y的“存在”或者Y的“本质”。     

“实体”还是“实体的本原”——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基本问题

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学》一书的主题描述为对"何谓实体"以及"何谓实体的本原"的追问。本文采用概念甄别的进路,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同时结合学界已有讨论,对《形而上学》相关文本展开深入解读。本文认为,调和两者的关键在于厘清"存在论上的依赖",以及更为广义的"解释上的依赖"这两种依赖关系,并得出结论:就现有的文本证据而言,追问"何谓实体的本原"是该书更为恰当的主题。     

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论规范性的本质

规范性问题是当代哲学特别是元伦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思想和现代生物学中的功能解释理论,在规范性的解释上具有开创性。该理论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做出\"事物是好的或坏的\"的评价判断以及\"某物应该如何\"的指令判断,是由事物本身的特定功能或属性决定的;我们之所以有\"某人应该做某事\"这样的指令判断,也是因为人具有类似的\"功能\"或\"规范类型\"。如果人或者物不执行相应的指令,就意味着他们是有缺陷的,因而缺陷是理解规范判断的核心概念。     

根特的亨利的光照论思想——13世纪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融合的范例

根特的亨利是13世纪拉丁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之一。在当时横扫拉丁世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潮流中,奥古斯丁主义光照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亨利力图调和亚里士多德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柏拉图主义范型论和奥古斯丁主义光照论,形成了一种精巧复杂且极具创新的认识论体系。亨利的光照论经历了早期典型奥古斯丁主义范式、中期亚里士多德主义转向和晚期对奥古斯丁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精巧的融合,提供了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融合的范例,改变了对于中世纪中晚期奥古斯丁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非此即彼二分的历史叙事。亨利的光照论思想是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的典范,也是光照论思想的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     

论古叙利亚文《智慧之精华》对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解释

犹太人B.赫卜烈思(Bar Hebraeus)是公元13世纪东方著名哲学家、基督教神学家,学问渊博,著述颇丰。他的《智慧之精华》全方面地概述了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作品及其哲学体系,蔚为大观。通过他的阐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家政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思想脉络及其理论框架被清晰而严密地呈现出来,一些难解之处也得到了充分的解释,是后人研究亚里士多德及其古代阐释的不可多得的资源。其中伦理学部分,尤其是"德性论"的内容,是古叙利亚文文献中最为珍贵的资料。他的阐释有助于我们把握中世纪(尤其是东方)对德性与恶性这组概念的认识,从而初步了解亚里士多德思想东传的基本情况及其意义。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性接纳——论《物理学》卷1章1中的一个“普遍”疑难

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卷1章1中提出了他著名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即从对我们而言清晰明白的事物出发逐渐进入到就其自身而言清晰明白的事物。在阐发这一研究进路的同时,亚里士多德指出一切探索原因的科学研究都从某种“普遍之物”出发逐渐进入到个别的事物。这种观念将读者带入某种“普遍”疑难,因为它既不符合我们对科学研究以“普遍”为旨归的常识性认知,也无法与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其他文本中对“普遍”的相关论述相调和。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对理念论的批判读者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此处对“普遍”的不寻常运用也许有其柏拉图的根源：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意义上分离的、作为某种普遍之物的理念理解为是对事物实存的某种确认,并把它作为不可分离的属■或者本质属性■接纳到自己的体系中来,并视其为某种科学研究的起点。     

论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命题定义的解释

在现代逻辑学和从命题态度视角出发的心灵哲学的讨论中,仅仅作为一个直接被给予者的命题远未得到真正的考察。无论将之界定为"陈述句的意义"、"事态的表征物"还是"确定的承真者",我们都尚未就它的存在性特征给出足够的澄清。与此相对待的,亚里士多德在一开始便给出了命题的确切定义——"命题是那种在其中有着真假的语句"。然而,现代逻辑学家似乎未经深省便抛弃了亚氏的定义,因为在他们看来,将语句与命题的范畴类型分离开似乎是理所应当的。本文基于阿奎那对亚氏命题学说的统贯疏解来直面这桩公案,依次阐述符号的涵义、作为命题的积成性部分的名称和动词、作为命题所指者的判断活动,并借此检视真正的承真者的实质。     

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灵魂思想的影响

奥古斯丁对灵魂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物质主义”到“精神性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的出现离不开“柏拉图学派的书籍”(libri Platonicorum)的影响.在此之前,奥古斯丁认为天主和灵魂都是物质.主要在普罗提诺的影响下,奥古斯丁认识到灵魂是无形的、精神性的,灵魂赋有理性并且不朽.与普罗提诺不同的是,奥古斯丁认为灵魂不具有神圣本性,同万物一样是被造物.对灵魂本质认识的转变,使其灵魂思想乃至其个人的信仰发生了重大转向.     

论柏拉图《泰阿泰德》的“知识”定义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提出了关于“知识”的三个定义,即知识是感觉、知识是真信念和知识是“真信念加逻各斯”。从表面上看,这三个定义在对话中均被否定了。然而,柏拉图通过对“逻各斯”之含义的探讨挽救了第三个定义。本文认为,柏拉图所支持的知识论并不是法恩所谓的“知识的交互关系模式”和融贯论的,而是基础主义的,即对一个对象的知识应被还原为构成它的原因的知识。《泰阿泰德》给出了一个关于知识的“弱的”定义,即知识是真信念,当且仅当这个信念是关于认知对象的区别性特征即原因的,并且获得这个信念的活动不是偶然的,而是包含了对原因的理解。与柏拉图中期思想中的知识标准相比,这个定义在认知对象方面允许从信念过渡到知识,而在认知主体方面允许渐进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论动物的部分》中的多重原因论——重思亚里士多德生物学中的本质主义

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的部分》中提出了一种"多重原因论"。对于某些动物的身体部分和特征而言,存在多个在因果优先性上不相互关联的原因。本文认为,这种多重原因论可以通过两种模型来理解:合取模型和析取模型。进而本文主张,多重原因论不符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等著作中强调的本质主义理论。这说明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没有预设本质主义,而是根据生物对象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符合本质主义的基本框架。因此,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探究体现出一种开放性。     

柏拉图的“节制”——基于《卡尔米德篇》的解读

节制在柏拉图作品的表述中有从欲望的节制、灵魂的节制到城邦的节制的阐释路径。但《卡尔米德篇》批驳了统治所有知识的知识的理性狂妄,以知所知且知无知给出了节制的最高定义:理性自我设限的理性节制,以及由此引出的对哲学王的政治节制。考察《卡尔米德篇》可以发现,作为独占真理的极权主义鼻祖的柏拉图形象其实源于对僭主主张的误认。     

试析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基于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亚里士多德把灵魂看作不可与身体分离的生命的形式.他区分植物性灵魂、动物性灵魂与思想性灵魂.借助对有理智的生命的灵魂结构的解释和对思想本身的结构的解释,亚里士多德使思想在灵魂中获得了最重要的性质.亚里士多德把善看作驱动人的运动的最后原因.在人的灵魂中,他区分两种指向善的原因——思想与欲求.欲求被看作灵魂的思想性活动部分与动物性活动部分趋向善对象的气质倾向.他区分欲求的三个要素:思想活动部分的希望、动物性活动部分的欲望与感情.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结构在理论上容许在灵魂的动物性活动部分拥有区别于欲望的欲求.这种欲求被解释为对于肉体快乐以外的其他快乐,它的一个重要部分被解释为选择.     

新弗雷格主义对涵义的认知解释

对弗雷格式涵义的描述主义解释传统受到了克里普克和直接指称论者的深入批评。新弗雷格主义者坚持涵义的不可或缺性而建议放弃描述主义。新弗雷格主义者对弗雷格式涵义的实质内容的阐发可以解读成三种进路：一是把涵义解释成从物的思考方式或心理呈现模式;二是把涵义解释成证实性知识或作为证据的概念;三是把涵义解释成动态的信息体或文件系统。这三种理解都强调了弗雷格式涵义的认知功能,从而显示出涵义概念的语义解释和认知解释之间的紧张,以及涵义概念的内在不融贯性。二维语义学承接新弗雷格主义的立场把弗雷格式涵义拆分成认知内涵和真值条件内涵两个维度,涵义的认知层面是弗雷格式涵义的主要特征。     

基于目的论对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摹仿”说的解读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悲剧是要对一段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进行摹仿,从这一定义出发,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物理学》等哲学著作中所体现的目的论思想为基础,从完整行动摹仿这三个关键词入手,对《诗学》中的摹仿说进行新的解读。从而借助目的论的视角,纠正摹仿说的常见误读,加深学界对亚里士多德美学观念的理解。     

柏拉图《克拉底鲁篇》中的“人为—自然”之辩

人为(Nomos)—自然(Phusis)之辩在古希腊思想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柏拉图的哲学本质就是要回答其中的问题,在根本上消除和超越人为—自然之辩。《克拉底鲁篇》详尽描述了基于人为和自然的不同名称理论,证明了克拉底鲁的自然主义和赫摩根尼的人为约定主义依据了赫拉克利特和普罗泰戈拉这两种根本上相通的理论,从而,名称问题上的人为—自然的对立是表面的,关键在于克服自然之为流变的自然状态。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再读——对王路教授《读不懂的柏拉图》一文的回应

本文是在进一步研读柏拉图《泰阿泰德篇》的基础上对王路教授《读不懂的柏拉图》一文所做的回应。作者认为,王路教授对柏拉图该文中相关原文的解读有误,对中译文的两条主要批评意见站不住脚。王路教授指出柏拉图这节对话所举的例子中根本没有出现"存在"一词,作者认为被中译文译为"存在"的相应的希腊语词有"存在"之意,可以译为"存在"。王路教授指出这节对话中所举例子与想要说明的观点不匹配,作者认为这节对话没有所谓不匹配的问题,用感觉可以说明"存在",而不能说明"是"。     

分歧与传承——柏拉图的“容器”与亚里士多德的“质料”

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概念的前身是柏拉图《蒂迈欧》中的容器,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但它是十分可疑的。本文将论证,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容器概念,竭力指出自己的质料概念并不是与形式相对立的非存在,并否认了像容器一样的原始质料。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更多地表现出与柏拉图的分歧而非继承关系,前者倾向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传统,而后者倾向于巴门尼德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