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属性重要吗？代言人与广告效果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随着全球市场的形成, 一些中国企业开始选取外国明星作为产品的代言人, 目的是希望借外籍代言人提升品牌的吸引力, 获得消费者的喜爱与购买。与此同时, 一些跨国企业也开始使用中国明星为其产品代言, 以期通过“本土化”加强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 从而最终接受这一品牌。然而, 这种做法是否令消费者认可和接受, 其广告效果到底如何还是未知数。从目前来看, 这一作法既缺乏理论论证也缺乏实践的检验。根据代言人匹配假说, 作者认为代言人国别属性与产品国别色彩的一致性对广告效果也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3(中、外、无国别特色产品)×2(功能性产品、享乐性产品)×2(中、外代言人)的实验设计, 验证了代言人与产品国别一致性作为调节变量对代言人特征与广告效果关系具有正向的影响, 即当代言人国别属性与产品国别色彩一致时, 广告效果明显优于不一致的情形。对于中国特色产品, 中国代言人的广告效果更好, 而对于外国文化色彩以及无国别色彩的产品, 外国代言人的广告效果要明显高于中国代言人。     

广告代言人参与度研究:深层代言还是浅层代言?

有关广告代言人效果、消费者卷入的研究都曾引起学界的重视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代言人在品牌代言时实际参与(卷入)的程度是否影响消费者对其代言效果的认识,当代言不同类别的产品时这种代言效果是否依然存在,此外,消费者的个性特点是否也会影响这种代言效果等仍需要理论上的深入探讨。本文通过2(代言人高参与度/代言人低参与度)×2(高认知需求/低认知需求)×2(享乐型产品/功能型产品)的实验设计,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代言人参与的深浅程度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和品牌文化感知的影响,以及消费者认知需求对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无论是代言享乐型还是功能型产品,代言人参与程度都会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和品牌文化感知有显著的影响,而且消费者对于明星代言享乐型产品的品牌态度显著高于功能型产品。特别地,这种作用还受到消费者认知需求水平的影响。即当消费者认知需求水平高时,名人参与代言的程度会对其品牌态度造成积极的正向的影响;而当消费者认知需求水平低时,名人参与代言程度则不会对其品牌态度造成显著影响。     

受众需求状况、名人代言、广告词和产品成熟度对手机广告效果的影响

以手机广告为例,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受众需求状况、名人代言、广告词和产品成熟度对广告效果的影响.结果发现,名人效应和品牌效应显著;需求状况、产品类型以及代言人类型问的交互作用显著.不同类型广告词的使用对广告效果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     

“一”人代言的魅力：品牌代言人数如何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态度

有的品牌仅邀请一位名人代言,而有的品牌由多位名人代言,那么一人代言还是多人代言会更有效?为了回答该问题,研究基于形象转移视角和单人积极偏差,深入探究了品牌代言人数因素(一位代言人vs.多位代言人)对品牌态度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相比品牌多人代言,品牌单人代言使消费者的品牌态度更高。原因在于消费者与一位(vs.多位)品牌代言人的自我-品牌联结更紧密,进而促进品牌态度。该品牌代言人效应仅局限于象征型产品,而对于非身份象征型产品,品牌单人代言(vs.品牌多人代言)对品牌态度无显著差异。此外,当多位品牌代言人为一个团体时,品牌代言人数效应将被逆转,即品牌多人代言(vs.品牌单人代言)对品牌态度的影响更高。     

“一”人代言的魅力：品牌代言人数如何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态度

有的品牌仅邀请一位名人代言, 而有的品牌由多位名人代言, 那么一人代言还是多人代言会更有效?为了回答该问题, 研究基于形象转移视角和单人积极偏差, 深入探究了品牌代言人数因素(一位代言人vs.多位代言人)对品牌态度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相比品牌多人代言, 品牌单人代言使消费者的品牌态度更高。原因在于消费者与一位(vs.多位)品牌代言人的自我-品牌联结更紧密, 进而促进品牌态度。该品牌代言人效应仅局限于象征型产品, 而对于非身份象征型产品, 品牌单人代言(vs.品牌多人代言)对品牌态度无显著差异。此外, 当多位品牌代言人为一个团体时, 品牌代言人数效应将被逆转, 即品牌多人代言(vs.品牌单人代言)对品牌态度的影响更高。     

“美男诱惑”真的奏效吗：男性代言女性产品对女性消费者产品评价的影响

男性代言女性产品的广告策略真的奏效吗?本文旨在探讨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与女性消费者对该产品评价之间的关系。4个实验的结果显示, 与女性代言女性产品相比, 男性代言时女性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评价会显著降低。该影响是通过身份威胁感的中介实现的。此外, 身份肯定对该效应存在调节作用。具体来讲, 当被试受到女性身份肯定操控时, 主效应会加强。本文实证研究了男性代言女性产品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基于性别认同一致性理论拓展了产品性别属性的下游结果。     

“美男诱惑”真的奏效吗:男性代言女性产品对女性消费者产品评价的影响

男性代言女性产品的广告策略真的奏效吗?本文旨在探讨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与女性消费者对该产品评价之间的关系。4个实验的结果显示,与女性代言女性产品相比,男性代言时女性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评价会显著降低。该影响是通过身份威胁感的中介实现的。此外,身份肯定对该效应存在调节作用。具体来讲,当被试受到女性身份肯定操控时,主效应会加强。本文实证研究了男性代言女性产品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基于性别认同一致性理论拓展了产品性别属性的下游结果。     

对广告信息加工的性别差异

研究者运用加工分离程序(PDP),探讨了在不同性别的广告代言人条件下,不同性别的目标受众对其所代言品牌在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水平上的差异。结果发现：（1）在男性代言人条件下,男性受众对其所代言品牌的自动化加工水平明显高于女性被试,两者控制性加工水平差异不显著;（2）在女性代言人条件下,女性受众对其所代言的品牌的自动化加工水平明显高于男性被试,两者的控制性加工水平差异不显著。实验结果对广告的设计与制作有着借鉴意义。     

广告信息加工中的性别差异

1 引言许多研究表明,广告代言人对于促进广告对受众的作用非常重要。Phillips(1996)认为,广告中的代言人可以吸引注意,提高对产品的再认和回忆,因为广告制作者用广告代言人将其所欲表达的诉求、意义赋予了产品。但至今尚未见到有人研究对于男、女性受众来说,不同性别的代言人就其所代言的品牌对他们的记忆能够产生多大作用。尤其是不同性别的代言人对不同性别受众的内隐记忆,即自动化加工的作用亦未见到有关研究。本研究试图用加工分离程序(PDP,Jacoby,1991)就不同性别广告代言人条件下,不同性别受众对其代言品牌的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作一初步探讨。     

网络语言文案对广告注意和感知的影响

网络语言作为广告文案经常被应用于营销实践中,但少有文献探讨此类应用对于传播效果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大学生被试,基于信号理论和情感迁移理论来分析网络语言文案如何影响消费者对于广告的注意和感知。研究1通过眼动实验考察网络语言广告文案对被试注意的影响。结果显示,相较于标准语言,网络语言广告文案吸引了受众更多的注意,但在广告观看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会减少受众对于广告图片的注意。研究2采用问卷方法考察网络语言文案对广告信任和产品评价的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网络语言文案会提升消费者对于广告产品的评价,这一效应受到受众的感知广告有趣性的部分中介。另外,网络语言文案会降低消费者的广告信任,这一效应受到受众的感知广告严谨性的完全中介。本文还讨论了研究结果对于学术理论和营销实践的意义。     

品牌熟悉对广告过程中品牌态度改变的影响

文章通过分析广告前后被试者品牌态度的变化,研究了在不同的广告态度和信息相关度条件下被试者品牌熟悉程度对品牌态度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品牌熟悉程度对品牌态度变化的调节作用并非单向的,而是与广告态度和信息相关度交互产生作用的。当被试者不熟悉品牌且有正面的广告态度时或当被试者不熟悉品牌且信息相关度较低时广告才能产生说服效果,进而使被试者的品牌态度发生改变。     

能力还是热情?广告诉求对消费者品牌认同和购买意向的影响

基于自我建构理论和情绪理论, 本文探讨了自我建构与广告诉求对品牌认同的交互作用、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通过3个实验, 我们发现对于独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来说, 能力广告诉求更能提高品牌认同感, 而对于相依自我建构的消费者来说, 热情广告诉求则更有效; 同时我们也验证了广告诉求到愉悦感到品牌认同最终到购买意向的因果链模型, 并确定了企业类型对该机制的调节作用。     

The roles of self‐discrepancy and social support in young females' decisions to undergo cosmetic procedures

• Advertising appeals emphasizing unrealistic body images are increasingly linked to depression, loss of self‐esteem, and unhealthy eating habits. Understanding the motivation of young and vulnerable populations to undergo cosmetic procedures can help modify marketing and public policy practices. Using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his paper confirms the motivating role of self‐concept discrepancy in young women seeking cosmetic procedures. It also reveals conflicting moderating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discrepancy and choice of cosmetic procedures. Our findings show that family‐based social support attenuates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actual‐ideal self‐discrepancy on the choice of cosmetic procedures, while social support from friends amplifies this effect. Actual‐ought discrepancy appears to negatively affect the propensity for cosmetic procedures. Discussion of the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and marketing managers are presented.

Copyright © 2009 John Wiley & Sons, Ltd.     

自强还是自嘲?名人代言如何提升社会化媒体广告的营销效果

企业为了促进产品推广, 不惜重金聘请名人为产品代言。已有的文献主要探究名人代言的自强型模式, 很少研究名人代言的自嘲型的表达方式。本文则基于社会影响理论和产品差异理论探究了两种类型名人代言在不同产品情境下对消费者口碑推荐的影响。通过二手数据分析和实验法研究发现：自强型的名人代言更有利于提升消费者对享乐型产品的口碑推荐; 自嘲型的名人代言更有利于提升消费者对实用型产品的口碑推荐; 自强型的名人代言主要是通过强化其规范性影响, 进而增强消费者对享乐型产品的口碑推荐; 自嘲型的名人代言主要是通过强化其信息性影响, 进而增强消费者对实用型产品的口碑推荐。     

The antecedents and belief-polarized effects of thought confidenc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2 possible antecedents of thought confidence and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confidence induced before or during ad exposure.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s indicate that both consumers'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spokesperson attractivenes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onsumers' confidence in thoughts that are generated after viewing the advertisement. Higher levels of thought confidence will influence the quality of the thoughts that people generate, lead to either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polarized message processing, and therefore induce better or worse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depending on the valence of thoughts. The authors posit the belief-polarization hypothesis to explain these find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