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勒对爱的现象学研究述评

舍勒对"爱"分别从认识论、本体论、社会理论等层面进行了现象学分析.在认识论层面,他将认识奠基于爱,为重建西方精神世界提出了奠基性的方向;在本体论层面,他认为人首先是爱之在者,人之在属于爱的秩序,爱的秩序是道德核心;在社会理论层面,他揭示了重建基于共契精神的爱的共同体是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关键.     

“后单位时代”的“社会基础秩序”重建

社会基础秩序,指的是基本的社会联结机制,包括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问题关联的方式、制度与文化。以单位体制的确立为坐标,晚清以降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单位社会"、"单位社会"及"后单位社会"三种不同形态。与此相应,社会基础秩序也在不断演进。社会基础秩序的形成,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的产物,亦对社会运行的其他方面产生着显著的影响。"后单位时代"中国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值得警惕的"社会原子化"现象,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事务缺乏关联的管道,社会领域出现无序互动和失范频仍的乱象。究其实质,在于"后单位时代"社会基础秩序尚不稳固。是故,社会基础秩序的重建,乃是当下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     

难民问题的伦理反思

难民问题是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难民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多方面发展的综合产物,其首先表现为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但同时又与政治密不可分,人道性和政治性带来了难民问题的复杂性。"自我"与"他者"问题是处理难民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自我"与"他者"问题的核心是道德义务是否局限于共同体边界。难民问题的解决应当诉诸于一种基于责任原则的复杂路径,基于责任的援助义务为难民问题提供了伦理出路,难民在道德上没有过错,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际层面,主导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发达国家都应承担起援助难民的义务和责任。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存

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不断的交流互动,并没有出现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而是在新的场景下,西方文化在本土生根发芽,经过选择与被选择,重组与再重组,与本地文化相互交杂在一起形成了有机的文化系统,并没有像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由于文化方面的差异,当两种不同文化形式遭遇时会产生激烈的冲突。恰恰相反,我们在不同文化的结合地看到的是经过选择与被选择、重组与再重组而形成的混杂性文化。这种混杂性的文化是和谐的、共融的,当我们认真审视它时,并没有看到所谓的文化"侵略性"的一面,看到更多的是其"温顺"的一面。我们可以在伊斯兰文化下的埃及妇女的女性传统与西方女权主义的融合、混杂,与麦当劳在全世界的本土化过程中,看到全球化背景下的不同文化形式并不是像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文化的冲突"或"文明的冲突"。我们相信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并不是"有你无我"的单项选择,而是一种"有你有我"的双向互动,当然这种互动是"和平"的,而不是"冲突"的。     

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述论

宋代士大夫不但有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建构,更渴望在实践层面重建社会的伦理秩序,提出并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把"得君行道"、"共治天下"作为一种外王事业,凸显了立功层面的价值追求。"以天下为己任"既是对儒家"仁以为己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陶铸和砥砺着士大夫鼎新政治、敦睦风气、激扬学术,并把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建功立业、创业垂统视为一种道义担当和人生使命,开创了宋代道德生活史的崭新篇章。     

中国对外投资对策初议

贸易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面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 ,中国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大展身手的同时 ,应“走出去” ,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国惟有认真衡量利弊得失 ,制定正确的方略 ,充分利用优势 ,参与国际竞争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论家庭伦理的现代形态及其逻辑结构

家庭在从传统到现代以及现代社会的秩序重建中扮演了重要的伦理角色。这种形态上的转变以及逻辑上的发展演化,可以归纳为两个"双螺旋"的独特结构。其一,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家庭伦理既有作为自然伦理形态面临解体的一面,同时又具有作为现代社会客观伦理开端的另一方面,家庭伦理在二者的相互交织之中获得现代发展。其二,在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家庭作为重建的中枢,一方面,面对民主多元化的现实不断调整家庭伦理关系趋向公平民主;另一方面,在新型家庭关系中培育的新公民在走向社会时也实现了对社会伦理的再造。因而,家庭成为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生成的起始点与重建的枢机。     

合乎人的秩序与合秩序的人

重建秩序的思考开启了中国的哲学时代，秩序问题从此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就儒家而言，天赐的秩序一变而为生于人的秩序，围绕着人和秩序的关系，人体、人情、人性、人心、人伦和人道占据了思想世界的中心。合乎人的秩序凸显了“人是什么”问题的关键意义，并奠定了秩序哲学的基础。同时，合秩序的人的思考也从形体、情感深入到人心、人性的层面，与合乎人的秩序一起确立起秩序的合理性。儒家形上学以寻求秩序根据为枢纽，发展出内在的心性和超越的天道两个贯通的维度，统一在“道”的观念之中，可以称之为秩序形上学。     

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伦理学使命

随着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依赖关系越来越密切,经济交往也越来越频繁,这种以世界经济网络式与一体化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将是２１世纪经济运行的基本定势。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能否紧跟世界经济潮流,并在世界经济往来中取得最佳经济...     

荀子思想与中华文明的精神突破——序方达《“成圣”即“王道”——荀子思想的还原与建构》

荀子所处时代,乃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开始了"精神突破",并以此为"轴心时代"奠基,而突破的核心是从以帝王为中介的"宇宙论帝国秩序"向以圣贤为担纲者的"精神秩序"的结构性转变。在具体秩序内容上,这一转变意味着从"治出于一"("治""教"的浑沦未分)到"治出于二"("治"与"教"的分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荀子提出了"圣"与"王"在新秩序结构中的不同分工。同时,先秦诸子的这种理论创构也推动了"经""史""子"的这种中国古代知识谱系的生成。方达的新著同样是在上述背景下,围绕着荀子"务于治"的问题意识,经由"经"与"子"、"圣"与"王"、"礼"与"治"、"教"与"政"等多重视域,对荀子思想展开了系统阐释,解决了现有研究中的部分难点,对推动荀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淮南子》的学习心理思想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汉淮南王刘安编著。唐刘知几说：“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其广博的内容中蕴含有颇为丰富的学习心理思想。本文即拟对此作一探讨。     

生态哲学研究的一个向度——河流自然生命的定位

河流生命一词,多见于文学和艺术作品,用拟人化手法比喻河流是"鲜活的,有生命的",与"陈旧的,僵死的"相对.河流生命作为科学概念,即生态系统的一种具体形式的提出,既来源于全球河流生态危机胁迫产生的河流危机意识,[1]也直接来源于我国黄河管理过程中构建河流生命伦理实践的迫切需要.[2]河流生命有其自然与文化两种存在方式,本文旨在探讨河流自然生命的存在方式,重点对其出发点、立论基础和评价标准做出阐释.     

走出价值相对主义

价值相对主义的理论失误和实践危害,使大多数价值哲学论者都力图克服之。新康德主义的形式先验主义的思路,舍勒的实质先验主义的思路,布伦坦诺的经验直觉主义的思路,培里的现代经验主义的思路,都是克服价值相对主义的不同尝试,都有其合理因素。但由于它们各自理论的缺陷,使之难以真正克服价值相对主义。我们认为,以实践为基点去理解价值的本质,应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去说明价值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才能走出价值相对主义。     

逻辑哲学研究的新标识--《逻辑哲学九章》述评

自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逻辑产生以来,逻辑学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可说是方兴未艾。与之相伴的是逻辑哲学研究也在 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开展得如火如荼。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我国学术界自 20世纪 30年代始,在金岳霖、牟宗三、沈有鼎等先生的努力下,逻辑哲学研究逐步得到展开,特别是20世纪 80年代后,在一大批逻辑学者的努力下,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逐渐形成繁荣之势。王路、李小五、张清宇、张家龙和邹崇理等合力完成的《逻辑哲学九章》(张清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以下简称《九章》)则将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     

关于当前我国医患关系若干问题的评估意见

2004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医患关系-医疗诉讼-医患维权”的学术研讨会,就这个《评估意见》进行了讨论,现在发表的是依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的文本。我们认为,建立医患之间的诚信关系,正确处理和协调当前医患间的一些纠纷,在如下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是有意义的。     

Mediators of the effects of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tional mechanism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rats. In two experiments,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s were trained in which selections of one lever in one external stimulus and a second lever in another external stimulus were reinforced with food. In the first experiment, it was found that the discrimination was acquired more rapidly when one choice was reinforc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food pellets and the other with a smaller number of pellets than when other configurations of reinforcement magnitude were provided.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 reversal of a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 was found to be facilitated by prior exposure of the animals to the revers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xternal stimuli and magnitudes of reinforcement. Thes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predictions from a stimulus or associative view of anticipatory processe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