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德性进路对评价管仲、齐桓公的影响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注重通过心性论的方式诠释德性自律,而荀子则从人性恶入手,强调通过礼制的教化作用以化性起伪。儒学的这两种德性进路对两宋时期尊孟派与疑孟派评价管仲、齐桓公产生了重要影响。疑孟派强调"礼"作为一种外在规范对人行为的制约作用,充分肯定齐桓公、管仲尊王攘夷的霸业对维护周礼的积极意义,并对王道、霸道进行量化分析,将王道、霸道视作同一性质而不同层次的两种为政方式。尊孟派则极力区分孔子称赞管仲"如其仁"的内涵,在充分肯定管仲具有"仁之功"的同时,从儒学心性论的角度否认管仲之"仁"。疑孟派充分肯定了齐桓公、管仲的霸道,尊孟派则严格区分王道、霸道在性质上之不同,揭示了齐桓公、管仲霸道"假仁以霸"的本质。尊孟派与疑孟派关于评价管仲、齐桓公的分歧,本质上是儒家两种德性进路的分歧。管商功利主义是管仲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再现,儒学德性进路的分歧又形成对管商功利主义评价的分歧。     

试析管仲的改革思想与实践

管仲任相伊始便以其卓越的胆识,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管仲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四民分业定居"、"叁其国而伍其鄙"和加强君主的权柄等方面。管仲的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土地制度的改革、农业税收的改革以及工商业的改革等方面。管仲的军事改革主要包括寄军于政、甲兵赎罪以及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等方面。管仲的改革思想及实践不仅见效于当时,而且对当代社会依然有着很大的启迪与借鉴价值。     

论《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对《史记》修撰的影响

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的宗旨之一是为"上明三王之道",其修《史记》实效孔子作《春秋》而为,故《春秋》"王道"思想对司马迁修史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重"德"尊"礼",强调以"亲民"为中心的德政的重要性,并注意到"德"性对国家直至君王个人命运的决定性意义。司马迁重视"德"性的作用有时对其传记的写作间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德"性的书写上也有一些独特的方式。在尊"礼"问题上,司马迁对礼让精神的揄扬、对礼仪规范的要求,都反映了《春秋》"王道"思想对太史公精神的渗透,直至"法天则地"这一"礼"的最高理想的彰显。司马迁既接受了《春秋》"王道"思想的影响,又受到了孟子、董仲舒等人"王道"思想的濡染,并加以了发展,将"德"政思想与刑名之学关联起来。     

明初儒者方孝孺的辟异端思想

方孝孺恒以"明王道、辟异端"为己任。明王道是方孝孺政治思想的最终归旨。结合明初具体的时代环境,他对圣贤之道做出新的诠释,即是明王道的具体途径。儒家之外的百家杂流以及儒家内部偏离修身之法的异端分子都与实现王道理想背道而驰。方孝孺所谓的圣贤之道是他辟异端思想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他对异端分子的驱斥态度。本文对方孝孺站在道统立场的辟异端思想进行考察。     

论管仲的法治思想

管仲是齐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其从政方略、治国之道对今天的为政之道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管仲对法治在治国中的作用、立法的原则、执法的原则等方面对管仲的法治思想进行分析,以求对今天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启示。     

孟子“王道”视阈下的管子

管仲作为一名历史人物,通过＂霸政＂实现了社会改革,功不可没。但由于其人生前后的反差,不能不引起历史的争议。孔子从对中华民族发展贡献的视阈出发,充分肯定了管仲,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孟子是＂王道＂、＂仁政＂的推行者。因此,在其＂王道＂视阈下的管仲,评价不仅与孔子不同,并且又是相矛盾的。孟子追随孔子,共创儒家,但是具体到对＂霸政＂的管子评价,则又完全不同。孰是孰非是值得我们探索和研究的。     

论《管子》的法律管理思想

《管子》的法律管理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其主要内容既包括春秋时期管仲的法律管理思想,又包括战国时期管仲学派的法律管理思想。春秋时期管仲的法律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以军法入行政和确立了司法长官的职责及当时相应的人选等两项内容;战国时期管仲学派的法律管理思想则主要有尚法的特性、立法原则、行法程度等三部分内容。《管子》的法律管理思想虽然产生于成文法公布前后的春秋战国时期,但对封建社会尤其是对诸葛亮的治国思想及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管仲的王霸学思想及其精神源流

管仲是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史上第一位思想家,他的王霸学思想既是对前先秦文化思想精神的时代性因革,又是对后来哲学思想的开启。管仲的政治思想是以民为本的刑赏主义法治思想和功利主义治政思想,其赖以支撑的伦理精神是自然主义人性论,思想基础是水本原论哲学。从历史源流看,管仲开辟了中国哲学思想“因人事而自然”的思维道路,是自然人性论功利主义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始祖,并以此开辟了“以刑入礼”的刑赏主义实践道路。管仲的思想之源,是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以王道为目标、以天道为根据、以人道为途径的“王官之学”;管仲的思想之流,不仅涌动出法家思潮,而且激励并贯穿了先秦诸子各家学说。     

孔子知人思想下的管仲与颜回

孔子对管仲与颜回都有着较高的评价,而涉及到"仁",管仲似乎获得了更多的赞,而对其中缘由的探讨则要深入到孔子的认知理论中去。与依靠理性直觉力实现颜回的认知不同,孔子在对管仲的认知上更多的是依靠想象与理性的判断力。认知方式的不同使得孔子对颜回之德性有所深入体察,而对管仲之德行有理性的理解。管仲之事功行为因其具有实践意义的普遍性,能够在内在精神上与孔子道德观念契合,故而孔子之论管仲可以说表现出的是对道德实践精神的赞颂,与同道德权威主义的异趣,是对人自身生命价值的切实尊重与肯定。     

江户时期的松村九山《管仲孟子论》之思想

日本江户时期著名的儒学家松村九山著有《管仲孟子论》,其内容有两大部分,其一为“管子论”,其二为“孟子论”。在“管子论”中主要论述了管仲“非不忠不义也”;“仁斋失之墼,皆非知管仲者也”;“太宰子已好管仲过寅,牛尾子反是”。在“孟子论”中主要论述了“娇枉者过直,太宰子之论”;驳斥太宰子（太宰春台）的“孟子牵强持论、为齐王言好货好色”之论。松村九山著《管仲孟子论》的思想主旨,就是驳斥近世陋学对管仲、孟子的非议,其论数千言,辨析其精。     

论《管子》思想对徽商的影响

管仲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其主要思想被保存在《管子》一书中,书中的诸多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徽商在明清时期称雄商界数百年,其发展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利用。在现今所存徽商资料中我们发现:以"贾而好儒"著称的徽商同时也深受《管子》思想的影响:"四维"思想成为徽商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四民"思想在徽商打破传统思想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轻重"思想更是被徽商运用到经商活动中,成为其发家致富的有效手段。可以看出,《管子》思想对徽商的影响充斥在其家庭教育、商业经营等方方面面,是徽商称雄明清商界数百年的重要理论法宝。     

“成圣”即“王道”——荀子思想的还原与建构

从秩序确立的角度看待荀子思想,伦理层面的"圣人"与政治层面的"王道"无疑是最终指向。但从秩序确立的最终依据来说,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礼"思想都无法作为上述二者的普遍化价值根据。也正因此,相关研究在努力为"圣人"与"王道"寻找稳固价值根基的同时,还要试图证明荀子思想成就"圣人"与"王道"的方式如何与先秦儒家基本理路保持一致,亦即通过个人道德自化来实现良性政治。事实上,这种尝试不仅直接关涉荀子思想在"道统"脉络中的重新定位,而且还可以从政治实操性的角度重新理解汉代荀子思想传承脉络与"经学"最终确立的相互关系。故而,为荀子伦理及政治思想寻求统一的价值根基,并进而证明荀子德性伦理政治秩序的内在理路,就成为关键环节。事实上,荀子思想中的人间秩序既不来源于现实时间线索上的先王法度,也不植根于抽象逻辑链条中的某一先天概念,而是通过对三代以来"宇宙论"秩序模式的翻转而来。在以"六经"所构筑的秩序模式下,只有人世间的统治者才能从天地之间获得"圣人"与"王道"的相互统一。但在荀子思想的秩序模式下,每一个"涂人"都可以从天地之间获得接近"圣人"的资格,继而通过自身实践活动获得人世间差等秩序架构中的具体位置,并最终成就"王道"政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仅荀子思想中"性""礼""心""群"等概念得到还原与建构,证明了德性伦理政治的理论贯通;而且荀子还以这种诸子式的理论创构完成其对"六经"的重新解读,并进而体现出最初"经子关系"的实质涵义。     

试论晏子的民本思想

试论晏子的民本思想黄宝先晏子是我国先秦姜齐末期的一代名相,他曾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君侯之相,政绩颇厚。《史记·管晏列传》载＂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有晏子＂。把晏子当成管仲的思想及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认为他＂以节俭力行重于齐。...     

论管仲的法律思想对齐国法治的影响

管仲法律思想的核心是“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这里的“旧法”,指旧礼法制度,既包括礼,也包括法。“业”,即改造创新的意思。这是管仲在齐国进行内政改革的指导思想。一、管仲的法律思想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西周时期,经过周公制礼...     

《管子》托名管仲的历史意蕴

刘向领校群籍,遵循了以人名书的命名方式。以人名书,仅指其书为一家之学,非指其书为某人所作。以《管子》论,则仅指《管子》为管仲一家之学,并无《管子》为管仲所作之意。后世学者不明白以人名书的学术意蕴,惑于既以人名书则书必为其人撰的错误认识,纷纷展开《管子》中是否存在管仲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管仲思想、有哪些思想与管仲本人相对应的古籍真伪之辨。虽然真伪之辨稍有"辩乎其所不必辩者"的徒劳倾向,但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看,却代表了《管子》研究的深入。为了坐实《管子》的作者,当代学者提出管子学派说。此说虽有合理性成分,但比起《管子》为管仲一家之学的说法来,仍有逊色。《管子》以管仲为名,衍生出诸多可探讨的学术问题,这些均是《管子》托名管仲的历史意蕴在《管子》研究中的表现。     

管仲与李觏功利主义思想比较初探

管仲与李觏均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主张以“循公而不私”、“义利并行”为价值原则．倡导富国富民之社会功利;管仲开社会功利思想之先河·佐桓公九合诸侯而一匡天下,李觏则始倡有宋一代之功利主义思潮。推进社会变革,“匡国济民”,成为“北宋的一个大思想家”,两人思想影响深远。通过对管仲与李觏功利主义思想的比较研究,揭示出功利主义思想的历史联系及社会作用,于今天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试论管仲法治思想及现代意义

管仲是法家的先驱者，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本文对管仲法治思想及其对现代法治的借鉴意义作出理性探析，管仲提出的治理国家法律之治优于智慧之治，法应当符合事物客观性及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法应是公平、正义之法，君主、官吏应同样守法的思想，体现或隐含着现代法治的法律至上原则、法律平等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对现代法治具有借鉴意义。     

论儒家文化教育中的美学思想

儒家文化中的美学思想深藏于孔子的王道理想和教育主张之中。儒家学者对仁的执着,使他们虽四处碰壁但仍然不改初衷,他们"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在挫折面前,明知不可而为之。他们怀揣着"德不孤,必有邻"的理想寄情于物,他们从大自然中印证着人性的美与善。儒家文化强调人格之美,深究人性伦理内化的和谐,重视协调事物对立的两极,他们对美、丑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儒家学者的终极信念不在庙堂,而在芸芸众生之间。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教育思想闪烁着人性的光辉,真诚的信念。     

荀子富民强国思想阐释

国家要富强独立、长治久安,须具备三个条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荀子作为孔孟之后的儒学大师,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富民强国的思想,而且创造性地将儒家的"仁义"、"王道"思想融入到军事理论中。《富国篇》、《议兵篇》、《强国篇》集中体现了荀子的富民强国思想,可为当今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晏子的外交思想简论

早在晏子以前的政治家管仲就十分重视发挥外交活动的作用,《管子·中匡篇》载:“管仲会国用,三分之二在宾坐,其一在国。”就是说管仲把国家财政中的三分之二的款项用来搞外交活动,并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管仲这一重视外交活动的思想被晏子继承和发扬下来。当然,晏子重视外交活动的目的同管仲不完全一样,管仲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扩大齐国的势力和影响,而晏子则不同,由于“晏平仲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