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法律强制探析

由于存在着道德仅靠自身力量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因其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又必须获得解决 ,使得道德的法律强制成为必要。多元背景下道德共识的存在 ,道德与法律共同的问题域以及现代社会的立法民主化机制 ,为道德的法律强制提供了可能。道德法律强制的合理性 ,只有通过对于应当予以法律强制的道德的性质、可强制的道德的范围以及道德法律强制的立法和司法程序的学理分析 ,方可予以证成。     

两种道德要求的分疏和转换——朱熹的\"诚\"、\"信\"之别及其对当代诚信道德建设的启示

朱熹的诚、信观建基于四书中的相关思想,他的诚意味着人从肉体的欲望中超拔出来,获得了合于天道的超越境界;他的信主要指人际交往关系中的表里如一,言行相顾。朱熹的诚、信大体上可以归为法理学家富勒所说的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两种道德类型。分别立足于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的研究范式,审视朱熹对诚、信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思考当前诚信建设的问题:第一,义务的道德提示我们应以公共法规进行诚信制度的建设,确保人们达到朱熹所谓凡事都著信之境;第二,愿望的道德提示我们回味朱熹‘诚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借助信仰力量夯实个体的诚信道德的基础。     

如何认识普世伦理——论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关系

普世伦理就是道德的普遍性,它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离开特殊性的普遍性是不存在的。     

论大众道德

大众道德是指既满足个人自身的基本心理需求、价值需要和个人正当利益诉求,同时主观上没有损害他人、社会的故意,客观上没有造成他人、社会的损害后果的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该行为方式也常常是对他人和集体有利的。大众道德是时代的需要,也是道德榜样的基础。它非常重视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有效整合,并将其融汇在个体的工作和生活之中。     

道德义务与超道德的行为

区别道德义务与超道德行为对于我们认识道德的本质和合理的道德要求具有重要意义。一个人的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它是否满足了道德义务所要求的,而不取决于它是否满足了超道德的要求。满足了道德义务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违反了道德义务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行为,而没有违反道德义务的行为或者不为道德义务所禁止的行为则是道德上可允许的行为。将超道德的行为混同于道德义务会导致超道德的要求,在实践中会引起种种弊病。     

法律的道德审视的可能性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个亘古常新的问题.在法律的领域内道德的位置何在,对法律的道德审视何以可能?这是建构法伦理学要思考的基础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既是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的需要,也是解答法律的合法性的重要参照.     

论法律信用与道德信用的特性

加强信用建设 ,需要对信用进行形态梳理和学理分析 ,以避免语义的混乱。本文立足于信用的一般特性、法律与道德的个性特征及其现实表现 ,在比较的视阈中对法律信用和道德信用的特性进行了条陈与辨析 ,并阐述了二者对经济信用的独特功效。     

斯坎伦论道德动机与道德的优先性

本文的目的,是讨论欺坎伦的实质性道德动机理论(moral motivation),如何能回答"我为什么要道德"的问题,并且他如何通过这个理论来解释道德理由(moral reason)较其它理由具有优先性和重要性。我们认为,斯坎伦的动机理论,诉诸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的关系这个实质性的价值,来说明道德要求的给予理由的效力,并不能准确地描述我们的道德经验,而较之效益主义也不见得高明。其次,他对于道德价值较其它价值更重要和具有优先性的论证,也没有说服力。因为当道德价值与其它价值相冲突时,并不是道德价值总是优先的,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人们的实践,远较斯坎伦描述的为复杂。宣称道德价值总是有优先性,是一个太强的论旨,因而缺乏说服力。     

从道德与法律的相互关系看市场活动的道德调节

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需要 ,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因此 ,在对市场活动加强法律规范的同时 ,也应当重视道德调节。市场活动的道德调节体现在市场活动的各个环节 (生产、交换、分配、消费 )上并通过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市场活动的道德调节还包括对市场活动主体价值取向的引导 ,以促进市场活动主体德性品性的完善     

从道德诚信到法律诚信--兼及道德运行机制的一点思考

诚实信用既是道德原则 ,又是法律原则。作为道德原则 ,诚实信用在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确立了一个“度”,使得民法的正当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得到不断的确证 ,从而成为民法中的“帝王条款”。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它以具体的法律制度为载体 ,在淡化道德特性的同时 ,具有显著的法律特性 ,具体表现为从德性诚信向契约诚信、从主观诚信向客观诚信、从人格诚信向制度诚信的三个转化。通过上述考察 ,为我们思考道德的运行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即要解决当代社会道德需要制度化又不能制度化的悖论 ,就要跳出就道德论道德的圈子 ,必须在一个更高的、更宽泛的含义上来理解道德的制度化问题 ,用制度的正当化来取代道德的制度化 ,使道德在法律等其他社会制度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