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研究及其现实意义——兼以江苏调查为例

本文简要回顾了生育意愿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及其在不同人口发展阶段的实用意义,介绍了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决策过程,并以江苏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结果为例,讨论了在低生育率地区符合二孩政策夫妇的生育意愿、生育计划及其向生育行为的转化.作者认为,理想子女数、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是逐步接近现实的三个层次,每个层次在数量上逐级递减,具有明确的数量和时间的生育计划更有可能转化为生育行为.而这三个指标随时间变动的稳定性也是逐级递减的,理想子女数最为稳定,生育计划短期改变的可能性更大.与理想子女数相比,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更具有政策相关性和实用价值.     

“心理阻抗”真的可以提升生育意愿吗？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

“恐生”这一话题受到广大网民的热议，针对该现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政策，但我国的生育率依然持续下降，甚至面临“低生育率陷阱”的生育危机。为什么在国家出台“全面二胎”的鼓励生育政策之后，国民生育意愿却下降？本研究考察了生育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在其中的边界条件。研究1通过两个子研究考察了生育年龄限制感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其中研究1a对400名在职育龄个体进行问卷调查；研究1b对500名二孩育龄人群进行线上实验，启动被试二孩最佳生育年龄为40岁；研究2以100名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使用实验操纵生育年龄限制感：最佳生育年龄为26岁（VS.对照组），并进一步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在生育年龄限制感与生育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被试的实际年龄越接近自己认为的最佳生育年龄，其生育意愿越强烈；社会经济地位在生育年龄限制感和生育意愿间的调节作用显著。该研究丰富了心理学视角下生育意愿的文献，为提升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提高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对低生育率水平与人口安全的思考

向低生育率水平迈进是世界人口发展大趋势。中国人口生育率已经步入低水平行列,而且还在缓慢下降并趋于稳定。低生育率是一把“双刃剑”,长期维持过低生育水平的结果,不但是人口结构的极端异化,而且将最终导致国家和民族的消亡。人口过程是长周期事件,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要有足够的提前量。     

2000年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评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作出的启动实施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生育政策调整决策。而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取决于生育水平有多低和生育政策是否仍然可以有效调节生育行为。本研究利用普查数据、教育数据和公安数据,对我国2000年以来的生育水平及变化趋势进行了评估。综合各种评估进行判断,前期的生育率低至1.5,而近年来的生育率有所回升,接近1.7。考虑到本研究的假设,这可能是较高的估计。结合我国目前的生育意愿为1.9个孩子,可以认为,我国的生育水平尚处于较为适度的低水平,生育政策仍然在调控生育水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持续超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后果--以苏州为例

本文对苏州人口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前景进行了考察与分析,揭示并探讨了持续超低生育率地区目前及今后普遍面临的一些不容忽视的新人口问题,指出近喜远忧的持续超低生育率不应成为我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     

全面二孩政策与中国人口趋势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标志着在中国实行了35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究竟是恰逢其时还是姗姗来迟?中国人口发展趋势是否会因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而逆转?所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社会关注与讨论的热点。本研究表明:独生子女政策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错误,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形势早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面二孩政策绝非恰逢其时而是姗姗来迟,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不会因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而改变,中国的生育政策调整具有亡羊补牢的性质。全面二孩政策是生育政策调整的"中点"而非"终点",要想取得预期的生育率回升的效果,相关的配套改革必须跟进。全面二孩政策是中国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近年来的生育水平估计

本研究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和广义稳定人口模型,对我国2000-2010年普查间的平均生育水平进行了估计;同时,利用户籍统计数据,对2008-2014年的生育水平进行了估计。总体的结论是我国近期的生育水平不低于1.5,而近年来在1.6左右,且有上升趋势。虽然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但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育水平的高低。在目前的生育水平条件下,"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可能是有限的。另外,从估计的生育水平和趋势看,"低生育率陷阱"的判断还缺乏说服力。     

“全面二孩”政策的社会性别伦理探析

社会性别伦理是一定社会道德文化对男女性别角色及其责任的期待和评价标准。社会性别伦理的分析就是从人的基本权利出发,从影响两性发展的性别价值观念及其行为规范入手来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和政策,消除不利于两性发展的障碍。"全面二孩"时期,生育的男孩偏好将有所缓和,加之女性在家庭养老中的特殊作用,会出现"一儿一女"的生育偏好,促进性别平等;生育已从私人领域的事务转变为公共领域应给予干预的事务,政府及社会应为生育提供各项制度支持;女性在孩子抚养和家务劳动上的负担将加重,家庭与工作的责任难以平衡,亟需促进性别平等的家庭政策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从而提升生育率;女性的催生压力将增加,受到来自家庭、社会等方面的影响,但女性的生育主体意识应受到尊重,生育应回归理性和自主。     

中国家庭规模变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对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的粗户主率的分解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在家庭规模减少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当采用标准化方法控制年龄结构影响后计算标准家庭规模发现,近二十年来中国家庭规模的内在变动相对较小。在众多因素中,生育水平通过对年龄结构的影响,进而对家庭规模产生明显且灵敏的影响:一方面生育率对通过少儿比重的变动对当下家庭规模的变迁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另一方面,生育率通过对总户主率的影响对未来二十年后的家庭规模产生长期作用。因此,本文认为新近放开的"单独二胎"生育政策将使得未来中国家庭规模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动趋势。     

宗教信仰影响生育意愿吗?基于CGSS2010年数据的分析

随着我国低生育率时代的来临,学界对民众生育意愿的研究日甚,且形成了以经济学的视角为主导的分析路径,然而,面对我国宗教快速发展的现实,鲜有关于宗教信仰之于生育意愿影响的探讨.国外学界此领域的成果颇丰,并提出教义影响假设、社会性质假设和少数群体假设等经典判断.本研究基于CGSS2010年数据,立足于国情与国内研究现状,提出宗教教义、信徒内化以及宗教处境的分析框架,探讨宗教信仰对18-45周岁间的民众之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信教者的意愿生育数要高于非信教者;基督宗教信徒生育意愿要高于中国传统宗教信仰者;对于信徒来说,其宗教活动参与程度与意愿生育数呈正相关;宗教对个体的生育意愿有着独立的影响,但人口学、社会经济变量以及男孩偏好价值观等世俗因素亦影响其中.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外学界的教义影响假设与社会特征假设之争,也证明了在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探讨中,经济学视角之外宗教观念影响路径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