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易学“例推”方法及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启示

朱熹易学推理的主导推理方法是"推类",为此他还明确提出了"推类"的基本规则,并进一步按照爻变的数量将此规则分为七种具体情况,其中,"二爻变"与"四爻变"的推类规则是通过"形式化"的"例推"方法而得出的。借助西方传统演绎逻辑方法对朱熹的"例推"方法进行辨析,能够对其有更加明确的理解。朱熹的易学"例推"方法所展现出的"公理意识"与"演绎精神"被运用到其"推策数一法"及理学思想当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朱熹易学"例推"方法对探究中国传统逻辑思想的"特殊性",发掘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符号学视域下毛奇龄易学“推易之法”探析

从符号学视域看,毛奇龄易学逻辑思想是以"类聚群分"为基础,通过"推易之法",构建了以"聚卦""半聚卦""分推卦"等为内容的语形推理系统,在此基础上,他还对"象辞"之"所指"进行了语义诠释,对《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中的经典筮例进行了语用推理解析。毛奇龄"推易之法"是对中国古代易学逻辑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在易学逻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荀子推类思想探析

在中国逻辑传统中,根据事物或现象的同异,而进行的以类推之的推类,是中国古人经常运用的一种推理论说形式和思维方法。集诸子百家之成而独树一帜的苟子,在谈说论辩的思维实践中,继承了前人关于“类”和“推类”思想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所缘以同异”的类概念认识,从“物各从其类”展开对类概念的考察,并通过关于“正名”的阐述,全面地论述了“譬称以喻之”、“推礼义之统”、“举统类而应之”、“推类而不悖”等推类思想,从而使推类思想在中国逻辑传统中更加繁丽多姿。     

中国古代从“类”范畴到“类”法式的发展演进过程

援类而推的方法,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它是按照两种不同事物、现象在"类"属性或"类"事理上具有某种同一性或相似性,因此可以由此达彼、由言事而论道的一种推理论说方式。这种方法的特质是建立在"类"概念基础之上的,其发展演变成为中国古代主导的推类"法式",是一个由兽名至祭名、善名、族类名、种类名、法式名的历史的过程,铸就了中国古代的主导推理类型。这种具有普遍适用的逻辑思维方法论意义的"推类"法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和思维发展的必然,有其稳定的由"言事"而"言道"的推理结构。其成立的依据是事物类属性、类事理的相似性或同一性,表明了思维的确定性认识,使之具有了法则的一般规律的意义,使"推类"思维方法的逻辑性越来越明显,推理功能越来越显著。其取法标准既有伦理的标准,也有逻辑的标准,使得先秦逻辑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了伦理化倾向。其思维进程是通过比照事例而分类,进而援类而推。在其大量的实践应用中,"推类"法式反映了中国人在生活态度上更偏重于精神感受,积淀在中华文化的血脉里,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通过对它演进过程的梳理,以及对其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了解,可以从逻辑与文化的角度增强我们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     

辩证逻辑推理与形式逻辑推理

逻辑主要是研究推理的科学,辩证逻辑推理与形式逻辑推理有什么区别?有的讲到以下两点:第一,辩证逻辑是“动态”的逻辑,它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看待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形式逻辑是“静态”的逻辑,它用相对静止的观点看待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二,辩证逻辑是“内容”的逻辑,推理是内容的推理;形式逻辑是“形式”的逻辑,推理是撇开了思维具体内容的推理。按照以上两点,能否区分辩证逻辑推理     

陈淳易学思想研究

陈淳易学绍承朱熹,他申明"四圣三贤"的易道渊源论,强化了朱子学派的道统地位;他的"太极"观融浑理气,可视为朱熹理气观的一种发展;在治易上,他强调象数、义理不可二分,并对朱熹易学的传播作出贡献;出于对朱熹的崇敬,他认为易学至朱熹已发挥"无余蕴",这一点则显得较为保守。朱彝尊将陈淳列为朱熹传《易》弟子是有根据的,而朱熹、陈淳的易学思想亦影响了漳南后学如蔡逢甲、黄道周、何楷等人。     

《朱熹易学思想研究》出版

<正>张克宾著《朱熹易学思想研究》一书于2015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朱熹的易学思想系统,从朱熹易学的基本问题意识人手,顺其思想脉络,层层揭示和阐发了其中一系列的卓绝创见。作者既考察朱熹易学之所然,又探究其所以然,特别是突出了其背后的哲学文化意蕴;并在把握朱熹易学各个部分的逻辑     

论推类逻辑与中国古代科学

一丰富的中国古代逻辑大致可以分为墨家逻辑、正名逻辑和论证逻辑三个传统,但处于主体地位的还是墨家逻辑,中国古代逻辑的基本内容也主要体现在墨家逻辑之中。正名逻辑以名家、儒家的“正名”思想与推知方法为主线,直指宋明理学的“正名”逻辑思想与方法。论证逻辑以王充的论证理论和方法为主体,主要是关于认识事物的辩证思维与方法。墨家逻辑以“类”概念为基础,以“推类”为基本方法,主要推理成分是“名”、“辞”、“说”,主导推理范式是“推类”。什么是“名”?《墨辩》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荀子.正名》说:“实不喻然…     

论朱熹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

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强调天理的普遍性,为社会交往的公共性原则提供了形而上依据,也是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前提。朱熹注意区分公私之别,将天理人欲之辨看作公私之辨,认为公是仁爱思想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与先儒一样,朱熹认为公共性价值的具体落实依赖于由己而人,由"明德"而后"亲民",强调个体修养向公共空间的推衍。朱熹对"絜矩之道"或"礼"的重视,为公共性原则的落实提供了规则性保障。朱熹公共性思想中对个体的挤压,需要在现代价值视域中予以扬弃。     

论朱熹对艮卦的阐释

朱熹对<周易>艮卦的阐释主要体现在:将卦辞"艮其背"解释为"止得其当止之所",由人的身体动静之规律而论道德实践行止之定律;强调"只是道理所当止处",反对人事所为中任何私欲的汁算对"道理"的遮蔽,提出艮卦"主静",并由"静"的吉凶训诫上升到"中有定止"的义理推明.这些阐释不仅反映了朱熹通过易学诠释对其哲学理本论的积极建构,而且体现了其理学视域下昕凸显的儒家价值取向,即对群体、社会以及宇宙生命的终极关怀.     

张履祥解《易》理路研究

生活在明清之际的张履祥,其易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求实践行精神。从总体而言,张履祥继承并整合了程颐、朱熹易学思想,重视《易》的象数占筮源头,但更强调《易》的天理内涵。他的解《易》思路,遵循的是"五经是四书注释"原则;在"体用一源"思维下,他突出了明体适用,但更多的是践用达体的路径。作为明清之际反思思潮的体现,张履祥从易学中寻找"天下国家兴亡治乱之机",又引出个人修养上"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思想。     

墨家的"类推"思想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及其学派,在丰富的类推实践基础上,通过对事物间的类同和类异的考察,概括出了推类的称谓,明确了类推重“类比”的逻辑性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和语言全面地阐述了有关推类的思想,并形成了一种完整的理论形态,从而使类推成为中国逻辑传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推理类型。但由于墨家的类推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在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政治思想交锋,即“辩”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它又凸显出服务于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和人文性、语用性的色彩。虽然推类也具有由“所然”进到“未然”的认知形式,但这是它的“弱势”,它的“强势”是描述、论辩、说服。所以,它所探讨的推理形式与思维内容相结合,所阐发的逻辑思想与政治伦理观点相结合,它是带有中国思想、文化、语言特色的中国古代逻辑,亦是墨家推类思想的主要特征。     

胡煦与朱熹对"太极""道器"理解之分歧

胡煦是清初一位重要的易学家、理学家,他的思想有很多独到之处,持论酌于汉学、宋学之间,与朱子颇有异同.朱熹认为太极即是理,把理看作是万物的本体.胡煦则认为太极是本体,理只是其用,太极不仅立于形器之先,也在理之先.朱熹以理为形上之道,而以阴阳为形下之器.胡煦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则阴阳应为形上之道,道与阴阳实为一也.胡煦与朱熹对"太极""道器"等概念理解的差异反映了清初学术界思想的转向.     

论荀子以“类”为核心的道德认识方法

荀子认为,人的道德认识与对物的认识一样,都可以通过逻辑性的"推类"方法来超越经验性认识的不足,以达到对事物的抽象把握。但是,伦理、道德之"推类"并非纯粹演绎逻辑中的必然性推理,它因其随机性和情境性具有或然性。荀子提出,道德之"推类"准确与否取决于三个条件:首先,道德认识主体是否能做到"类之不悖",同类才能相推;其次,道德认识主体能否做到"心不悖",即道德认识主体是否能克服个体的主观性,做到不"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最后,道德认识主体须承认道德认识发展过程中存在"类不可必推"的非逻辑性。荀子认真地分析了产生非逻辑性现象的原因,并提出使用"虚壹而静"的直觉方法来弥补这一逻辑上的不足。     

中国逻辑史视野下的先秦易学与名辩学

19世纪以来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比照西方逻辑,仅仅将先秦的名辩学看成是中国逻辑史的主要部分。其间虽有对《周易》的涉及,但也是浅尝辄止。本文从《周易》经、传产生的年代,特别是《周易》经、传所蕴涵的逻辑内容与先秦名辩逻辑的代表人物孔子、惠施、邓析等人的思想对比,说明先秦易学逻辑对名辩逻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得出《周易》的经、传发轫了中国古代逻辑中的推类理论,而名辩学尤其是墨家辩学的推类理论则是对自《周易》以来的推类逻辑传统的总结和提高的结论。     

推类等于类比推理吗？

近10年来,中国古代的推类理论被普遍认为有助于说明中国古代逻辑与西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不同。关于推类的逻辑本质——推类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究竟是何种推理关系,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将推类与类比推理等而视之。不过,伍非百、汪奠基、沈有鼎、刘培育、孙中原等对类同原则的适用范围与推类的逻辑本质做了更为全面与准确的诠释。通过分析中国古代的推类实践,可以从中揭示出类同原则的工作机制,从而在经验层面上进一步确认类同原则对于演绎、归纳和类比推理的普遍意义,最终证成推类与类比推理并不等同。     

"推天道以明人事":邵雍先天易学旨趣

邵雍对其先天易学(或称先天学、先天象数学)的阐释是为推演先天而在的形上之理而展开,在此过程中,先天象数易学只是其表意的工具而不是其学术思想的全部.形式上,先天易学是邵雍通过一套阴阳消长模式构建起来的象数易学;而内容上,先天易学则是其借<易>阐发儒家的性命义理之学.邵雍在其易学思想的阐释中,力图构建一个贯穿于天地万物的最高法则--"先天"之道,而最终落脚点却是其儒学所主张的人事之用.因此,他对易学的阐释始终围绕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展开.     

论胡适对孔子易学的逻辑建构——从正名方法的角度看

作为孔门的哲学方法,正名具有校定语义与效法类推的逻辑功能。胡适将正名的两种功能渗透于以"易""象""辞"为基本观念的孔子易学建构中:(一)生生变化之"易"包含由简至繁的发展秩序,为易学中的效法、类推提供逻辑基础;(二)效法自然之"象"的卦爻"象",是圣人效法、类推从而创造种种器物制度、伦理道德的根据;(三)揭示卦爻象吉凶善恶以指引人类行动的"辞",作为逻辑判断命题,其效用的发挥有赖于语义的校定。然而,胡适以正名方法进行的逻辑建构并不局限于易学,他进一步将易学推扩到人生与政治领域,使孔子的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成为其易学的延伸。最终,孔子哲学成为囊括自然、人生、政治诸领域的广义的易学哲学。     

易学的推类逻辑

易学中的逻辑问题,是一个在易学和逻辑学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但又是一个关系到对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和逻辑史的再认识的重要问题。易学中的逻辑是推类逻辑,本文给出了理由,同时以现代逻辑的方法给出了易学推类逻辑的形式系统,并作了讨论。指出易学逻辑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以汉字表述的特有逻辑形式,建立了中国古代的普遍语言,形成了自我满足的语义系统,其在为人们提供正确的认识方法和为古代科学提供认识工具方面与西方逻辑是一致的。     

吕祖谦的易学思想

吕祖谦易学以经传相分、通过象数阐发义理为特征,对朱熹易学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治<易>中他提出"天下惟有一理"的思想,以义理解<易>,以象数阐发义理.与程颐易学具有相同相异之处,而在宋代易学史上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