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案例与“闪烁的自由”策略

道德责任的判断和归属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承担责任而必须满足的控制条件,理论家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设想,其中的一个核心争论涉及道德责任是否要求行动者具有可供取舍的行动方案。H.法兰克福对这个问题的否定回答激起了大量热烈的争议,不相容论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反驳其论证,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表明其中的一个论证策略(所谓的"闪烁的自由"策略)并不成功。     

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吗?——对一个否定论证的考察

通过被称为法氏例子的思想实验,法兰克福否定了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相容.法兰克福的论证对不相容论者造成了巨大的挑战.魏德克以及其他一些不相容论者发展出一种主要的反驳策略,但未能切中肯綮.本文区分了本体论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与经验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法氏例子实际上只涉及经验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而自由意志陈述的却是本体论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由于没有做出这样的区分,法兰克福在概念层次间做了不恰当的跨越,将由法氏例子得出的结论看作是对本体论层次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原则的否定.因此法兰克福并未能通过法氏例子否定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法氏例子也不能表明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相容.     

来源的不相容论与道德责任

就道德责任的归属而论,有两种典型的情形似乎表明道德责任有一个历史的维度。一些意志自由论者由此认为这为不相容论提供了一个有力论证,并进一步强调道德责任要求一种完全摆脱了因果决定的自由。通过批判性地考察约翰·费希尔对于道德上负责任的行动所产生的机制的论述,本文试图表明这两种情形所暗示的"历史维度"实际上可以从相容论的观点得到阐明。因此,总的来说,我们没有必要设定任何"反因果"的自由来说明道德上负责任的行动的真正可能性。     

道德责任与多重可能性——法兰克福式反例的启示

自从法兰克福对"多重可能性原则"(即,只有当行为者在行动时有其它的可能性时,他才对该行动负道德责任)提出了他著名的反例以来,哲学界围绕法兰克福式反例是否成功推翻了这一原则展开了大量争论。这些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法兰克福式反例是否存在不当预设,一是法兰克福式反例是否存在不当遗漏。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揭示出对法兰克福式反例的最佳理解可能与人们的最初印象很不同,而这一揭示也将关于道德责任的讨论从"多重可能性"问题引向更为深层的问题。     

我们彼此亏欠什么——兼论道德哲学的理论限度

本文通过分析托马斯·斯坎伦对契约主义的理论改造--用"合理的拒绝"来替换"合理的接受",指出斯坎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道德相对主义以及效益主义的挑战,但其实践效用非常有限.斯坎伦的契约主义只能部分地帮助我们在道德评价上廓清一些道德语词的意义和用法,厘清各种理由之间的分歧和差异,但无助于解决我们在道德实践上尤其是在道德动机上面临的诸种困境.然而,上述结论对斯坎伦并不构成批评,因为作为一个外在理由论者,他不指望道德哲学能够一劳永逸地"越界"解决道德实践的问题,这一立场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地去思考道德哲学以及道德论证的限度问题.     

伯纳德·威廉斯对康德道德责任理论的批判

责备是人们在面对理由时的一种典型回应性态度,对这一态度的恰当判断往往需要预设一个具有自主意愿的行动者及其责任的归属。"聚焦式责备"(focused blame)是当代道德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对责备这一概念在现代道德哲学尤其是康德伦理学中特定意涵的刻画。通过对其背后所预设的道德自我、道德责任、意愿等的批判性考察,威廉斯提出"作为起因的责任承担者"这一概念以阐明现实的行动及其后果对自我的构建性作用,指出康德伦理学借由纯粹意愿所构建的道德自我来承担绝对自由的这一理论抱负,有可能会遮蔽现实中人们的具体伦理行动和心理机制所原本拥有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移情的启蒙: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述评

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是英语国家近三十年成长起来的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道德思潮,汇聚了当代西方反理论主义、社群主义等多种批判性思潮为一体,力图从道德情感主义的进路回应规范伦理重建和启蒙筹划问题,拒斥传统道德哲学的规则主义倾向。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主要以女性关怀伦理学和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为内容代表,它们在理论上注重经验描述的方法,在价值观上主张"关怀/关心"地行动优先于抽象的道德规则,对"他者"的责任意识优先于对"个体"的权利意识,这些内容主张反映了当代西方在道德理念上的进步。"移情"是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它被当代道德情感论者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反映了当代道德情感论者注重追求道德行为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平等参与和共同受益,以及由此对道德行为者产生的实际心理感受的伦理精神。"移情"的提倡也对当代西方政治、经济等活动产生了广泛影响,孕育出一种"移情的文明"之启蒙精神。     

“道德价值”与“道德运气”

"道德价值"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道德运气"论者试图通过对康德道德价值概念的批评从根本上瓦解康德的伦理学。本文试图表明康德的"道德价值"概念具有多重意蕴,它不仅关乎动机和准则,也关乎努力、付出和道德勇气;"道德运气"问题不构成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根本挑战,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可以容纳"道德运气"并内在地回应其挑战的;康德伦理学与"道德运气"论尽管存在着诸多根本差异,但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并且二者存在融合的可能性。     

道德情感主义与儒家德性论的区别——从自闭症患者案例的挑战看

自闭症患者案例对道德情感主义提出了挑战。对于这一挑战,斯洛特采取的策略是坚守自己的立场,质疑这一挑战的真实性。另一些学者则通过将感同身受作理性主义的解释来回应这一挑战。自闭症患者案例对道德情感主义挑战的意义在于将道德情感主义理论的特点或者说不足凸显了出来。这一特点就是,道德情感主义的德性与道德动机的产生依赖于感同身受这一心理传递机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外铄的,与儒家德性论主张德性是内在固有的恰成对照。     

道德实在论与达尔文式两难——托马斯·内格尔的摩尔式回应方案及其疑难

达尔文式两难以道德信念起源的达尔文式进化解释为依据指出,道德实在论要么面临道德怀疑论的挑战,要么其支持者回应这一挑战的方案不能与进化科学的理论相兼容。托马斯·内格尔把达尔文式两难中的道德怀疑论视为一般的道德怀疑论,并试图以乔治·摩尔回应一般怀疑论的方式对其做出回应。然而,无论是在前提和提出方式上还是在结论和回应方式上,达尔文式两难中的道德怀疑论都不同于一般的道德怀疑论,这导致内格尔用于回应后者的摩尔式方案并不能对前者做出有效回应。     

“否定性行动”的合法性之争

"否定性行动"是行动哲学中备受争议的一个概念,争议主要集中于其合法性。针对"‘否定性行动’是否为行动"这个问题,行动哲学界形成了以赖尔为代表的否定派和以摩塞尔为代表的肯定派。否定论者认为"否定性行动"不具备行动的根本特点,从而不是行动,因而是不存在的;而肯定论者不仅承认"否定性行动"的存在性,他们甚至把它看作一种正行动。分析与比较两派的观点可以发现,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承认否定性行动的存在性是否会带来某些无法接受的理论后果"。由此可见,"否定性行动"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概念界定问题,它从本质上关系到对于"什么是行动以及如何解释行动"这个行动哲学基本问题的解答。     

自发性与道德行动:葛瑞汉汉学研究的伦理面向

休谟基于"理性"与"动机"、"是"与"应当"的区分,对理性主义道德论证提出挑战。回应这一难题并为道德行动重新奠基,成为贯穿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汉学研究的主旨。由此进入新儒学人性论思想内部:围绕"性"是否为善、"仁义"是否内在、"知""行"是否合一等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与西方"理性"与"动机"之争取得关联;而由孟子至程朱对性善论的不断纵深和完善,又展示出不同于西方理性主义道德论证的独特指向。葛氏从儒家"由仁证礼""由仁义行""乐循理""德性之知"等观念中提炼出"自发性"思想,在西方伦理学框架之外为道德行动的理据性提供了新的阐释,对"休谟难题"背后的深层观念预设和话语模式进行了反思。     

拯救品格——对境况主义的一种回应

"品格"是当代美德伦理学极为倚重的一个概念。当代境况主义哲学借用当代实验心理学的观察和实验结果挑战了"品格"的实在性。在境况主义者看来,品格不是一个有经验观察基础的心理事实。那些以"品格"概念为基础的道德哲学因此就没有一个实在的基础,也无法在实践上指导我们的道德生活。境况主义对于"品格"概念的事实维度挑战有可能成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规范维度上拯救"品格"这个概念的合理性。通过借鉴并批判马克·阿尔法诺的"品格作为道德虚构"的学说,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品格作为价值承诺态度"的理论,可以对境况主义的挑战给出一个回应。     

全球生态伦理建构的两难

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深切地认识到,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建立一种全球性的生态道德价值观,以便人类采取一致的行动。全球生态伦理是一种进步的全球规范伦理。然而,在现实中,全球生态伦理又往往陷入"公用地悲剧"、"逐鹿困境"、责任困境中。超越全球生态伦理建构的两难,需要在理性主义的指引下在道德与现实之间达成妥协。     

意志软弱何以可能?——哈里·G·法兰克福自主性理论框架内的道德心理学分析

意志软弱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问题。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最早确立了讨论意志软弱问题的框架。鉴于意志软弱问题在行为理论、自主性和道德责任研究中的地位,它经常被用以检验某些自主性观点的解释力。法兰克福的自主性理论作为一个有影响的自主性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意志软弱的发生及意志软弱行为的道德责任,因此不但证明了自身的合理性,而且推进了对于意志软弱问题的思考。     

道德实在论可以没有本体论承诺吗——论斯坎伦的寂静主义实在论

寂静主义实在论者认为,道德实在论无须应对规范领域之外的形而上学挑战,因为道德的客观性并不要求我们作出任何额外的本体论承诺.以斯坎伦的寂静主义实在论为讨论对象,在批判性地考察其论证细节的基础上,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个适用于所有寂静主义实在论者的挑战,即"对称性问题".为了维护道德的客观性,尤其是为了打破两套内部融贯的道德话语的对称性,道德实在论者必须承诺,在规范推理之外存在着客观的规范事实.     

最大化合理性、个人观点与道德理由

作为现代道德理论的一个基本形态,后果主义的标准形式同时坚持"最大化合理性"和"不偏不倚的和非个人的行动理由"这两个基本的主张,然而,"反理论"的思想家和道义论者分别对后果主义的这两个主张发起了关键性的攻击。谢夫勒为发展一种免受攻击的后果主义所提出的方案并不能在根本上令人满意,因为那个方案并没有彻底打发掉后果主义身上据说注定隐藏了的"行动者中立"的立场。但是,对后果主义背后隐含的这个假定的观察实际上只是一种夸大其辞的说法,后果主义道德理论所坚持的具有客观地位的理由,既可以在"行动者中立"的框架内获得理解,也可以在"行动者中心"的框架内获得理解。     

政治共同体语境中的道德责任问题探究

在道德哲学中,道德责任的问题可以被简述为:在何种意义上,一个行动者应该对其某个行动及其(或其)后果承担道德意义上的责任?当前对道德责任问题的哲学探究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形而上学的层面,一是道德实践和日常道德的层面。不过,不论在哪一个层面,当前大部分的相关讨论都试图仅仅借助某种理解的自由或自主概念来处理道德责任问题。这种方式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它往往     

道德行动理由论争与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模式

近代以来的伦理学在道德行动理由问题上的争议不断.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不仅要回答来自对方观点的挑战与质疑,而且还共同面对着当代知识论中融贯论和境遇论对基础主义所提出的挑战.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道德行动来自行动者理性慎思与情感认同相互自洽的结果,这种自洽性体现在行动者的“选择”上.选择是理智的欲求.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模式不仅避免了当代道德行动理论中理性与情感的分裂问题,还突出强调了道德行为者必须承担起道德行动所带来的责任问题.     

人工智能的责任鸿沟——基于归因过程的分析

人工智能的行动责任既不能归咎于人类设计者或使用者,也不能归咎于人工智能自身.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设计者或使用者对人工智能的行动不具有引导性控制;二是人工智能系统自身不具有设定目的 的能力.责任鸿沟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主体性问题,因此目前基于主体性视角出发的相关研究都面临着困境.责任鸿沟问题实际上产生于因果归因的过程中.这一归因困难不仅存在于责任鸿沟问题中,而且存在于关于人类主体行动的操纵问题中.人工智能的道德责任问题也是一类特殊的操纵问题,导致责任鸿沟问题与操纵问题的原因是,具有平等主导性的操纵者与被操纵者的行动机制所造成的平行叙事.通过对行动机制的抽象层次的分析,可以尝试对责任鸿沟问题及操纵问题提出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