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案例与“闪烁的自由”策略

道德责任的判断和归属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承担责任而必须满足的控制条件,理论家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设想,其中的一个核心争论涉及道德责任是否要求行动者具有可供取舍的行动方案。H.法兰克福对这个问题的否定回答激起了大量热烈的争议,不相容论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反驳其论证,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表明其中的一个论证策略(所谓的"闪烁的自由"策略)并不成功。     

Reason与Reasons:从康德动机论到动机论的康德主义

Reason和reasons都可以表示动机,但reason意义上的动机被理解为能够产生行为的要素, 因而一切能够导致道德行为发生的因素都属于行为的动机;而reasons意义上的动机则可以 被理解为行为者被激发的行为理由。近代康德道德动机论主要在reason的意义上 讨论动机,而当代以内格尔和斯坎伦为代表的道德动机论的康德主义则将主题转向reasons 。从reason到reasons,道德动机由被逻各斯视为法则的绝对理性所统摄演化为被努斯视为 灵魂的理由理性所构建,道德哲学也通过新的道德动机理性观开创了新的发展路径,由此, 道德动机自身也由主体的自律性约束发展为主体间的普遍性建构,而这既体现出道德动机论 的康德主义以合情理性(reasonableness)对康德道德动机论的合理性(rationality)的扬弃 ,同时也回应了休谟主义对康德主义的批判,并彰显了康德主义对现实道德生活的观照。     

康德、黑尔与普遍主义

康德和黑尔都是伦理学的杰出代表人物,尽管一个是规范伦理学家,一个是元伦理学家,但是双方都把目光聚集在道德的形式主义研究上,并且着力于普遍主义的落脚点.两者在理论上存在诸多不同,却依然可以发现两者在理论上的先行后继的关系.     

康德论品格

“品格”(Charakter)是康德伦理学尤其是其道德人类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自18世纪70年代以来,康德在其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对这一概念都有不同层面的分梳：在前批判哲学时期,康德认为,与人的其他低级能力不同,品格是人的一种高级能力,是内化于人心之中的主观法则或道德准则;在批判哲学前期,除了从内涵方面对品格进行界定外,康德还从外延方面将品格分为“经验品格”和“理知品格”,且对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考察;而到了批判哲学后期,康德结合其晚年著述分别从意念、问答的教学法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品格的建构及其养成问题。全面揭示康德思想中的品格学说对于我们理解其道德哲学的性质以及切实把握“人是什么”这一论题的意涵不无裨益。     

舍勒与康德,殊途同归:道德的善

尽管康德和舍勒的伦理学形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在根本上都属于自律伦理学.康德在人的意愿中探讨道德自律,而舍勒则在人的爱的秩序中探讨道德自律.但是与康德的理性自律不同,舍勒强调的是人格自律.对于舍勒来说,人格是道德的善的载体,人格的本质在于一种绝对时间化,而绝对时间化又是在其通过行为并在行为中持续的生成中进行的,因此道德的善必须具有绝对时间的特征.无论康德和舍勒伦理学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他们最终关注的都是道德的善的问题.     

康德道德哲学的上升之路与下降之路

康德的道德哲学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但正是这一点被人们所误解,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一种空洞无物、没有实际效用的学说.然而,综观康德的道德哲学,可以看到,康德对道德法则形式化的追求只是其道德哲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另一方面,康德力图使自己的道德哲学走向经验和情感,走向生活世界.这也就构成了康德道德哲学的上升之路与下降之路.     

康德与审美经验论

近代文艺美学以审美经验论作为其基本信条,即把艺术之美当作鉴赏活动所产生的纯粹主观体验,失落了艺术的原初本质,导致了审美享乐主义,使艺术被资本主义文化产业彻底吸收。康德坚决拒斥艺术鉴赏中的审美享乐主义,把鉴赏力规定为对美的普遍有效的合目的的形式作出判断的能力,因而鉴赏是对艺术的认识问题,而不是感觉问题。艺术的原初本质是"可见之美对不可见之美的象征",先验的不可见之美是高踞于现实之上的应然性和无限性的世界,它不可能止步于外观之美和形式之美,因为它不是经验现实中直接存在的东西,而是知识的对象和先验理解力的产物。     

康德之作为法的绝对命令的正义原则

作者通过对文本的考证,论证了法的绝对命令的存在,以独到的视角分析《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与《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的关系,并得出二者所研究问题的内在统一性,提出了法不从属于道德,道德也不优于法,法与道德并列的理论,从而得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在内容上为法和伦理提供共同的基础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论述了法的绝对命令的先天性,证明了正义的原则是绝对有效的先天原则。     

张载、康德与道德形而上学

性与天道问题属于道德形而上学,在北宋儒学的兴起过程中,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成了儒家学者们普遍关心的话题。张载之所以被视为理学的奠基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性与天道问题上作了理学的发挥,在宋儒中率先提出性与天道合一命题。张载与他的关学弟子们在性与天道问题上的探讨,根本目的是为了说明作为儒家道德核心的仁、义的根源以及人之道德实践的根     

论康德哲学中道德与法权的关系

道德与法权的关系问题是实践哲学领域的一个核心课题,康德对于这个问题作过积极思考和重要贡献。本文主张,在康德哲学中,必须从"自由"这个最高原则来理解道德与法权的关系问题;道德是法权的根据和目的,而法权是道德的必要条件,但法权归根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和自由问题。而在法权作为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论证方面,本文认为历史主义的论证方式要比自由主义的论证方式更为可靠。     

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吗?——对一个否定论证的考察

通过被称为法氏例子的思想实验,法兰克福否定了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相容.法兰克福的论证对不相容论者造成了巨大的挑战.魏德克以及其他一些不相容论者发展出一种主要的反驳策略,但未能切中肯綮.本文区分了本体论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与经验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法氏例子实际上只涉及经验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而自由意志陈述的却是本体论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由于没有做出这样的区分,法兰克福在概念层次间做了不恰当的跨越,将由法氏例子得出的结论看作是对本体论层次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原则的否定.因此法兰克福并未能通过法氏例子否定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法氏例子也不能表明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相容.     

康德哲学中政治对道德的促进

康德坚信正义的制度设计能够促进民众的道德进步,但从他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中又很难看出政治促进道德的具体机制,这就使康德面临盖尔斯顿所作出的"未能澄清道德进步的来源"的指责.结合康德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相关论述可以重构出政治促进道德的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消解人们对自我价值的焦虑,消减人性中的趋恶倾向;第二,通过对公共性条件的满足,强化人们的道德动机;第三,通过在制度设计中嵌入自由而平等的人的观念,促使人们把他人当作道德平等者来对待.     

康德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法权状态的五大理由

康德的法权理论是从纯粹实践理性法则中引申出的,所以排除了经验因素、现实功利、幸福等等的考量,而集中思考法权概念本身所内含的要求。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的行为关系达不到法权概念的要求,只能暂时地、不稳定地获得自己的法权;只有法权状态（公民状态、公民宪政状态,其政体形态必定是共和制）才能克服这个缺陷。他主张,我们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法权状态具有五大理由,比如自然状态的历史发展中必然出现法权要素、无法出现人们联合起来的普遍的共同意志以实证立法、存在无法执行契约的困境、无法形成正规的具有最高强制力的权力机构、只能按对法权的主观理解行事等,而进入法权状态则能克服这些缺陷,并政治性地实现人们的外在自由。对人而言,走出自然状态,进入公民状态,是我们的义务。     

进化与伦理中的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

一、背景与问题近年来,进化伦理学成为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流派之一。菲茨帕特里克(William J.FitzPatrick)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给出了进化伦理学的三种主要进路:描述式进化伦理学:诉诸进化论来科学说明人类的特定能力、倾向     

再论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兼论康德的道德目的论的意义

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所作的批评是富有影响力的,他指责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无力在内容上阐明道德的本质。而当代康德主义者在回应这一批评时,却未能在道德现象中揭示纯粹实践理性与客观价值的实质关联,也因此不能彻底反驳黑格尔的批评。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分析,本文将表明：一方面,形式主义进路服务于论证纯粹实践理性的可能性,并构成了对道德现象的哲学诠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该诠释成功地揭示了道德意识的意向结构及其事实性要素,并导向了“目的自身”的概念。因此,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所导向的道德目的论可以构成一种实质价值学说。在与道德目的论的关联中,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及其纯粹实践理性概念能够得到恰当理解和有效辩护。     

康德的公开性公式厘析——兼就翻译问题与何兆武先生商榷

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一部哲学规划>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公式即公开性公式,一直以来,在这一公式的翻译中,不论是中译还是英译都存有较大偏差,国内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译文也不例外.何先生在这一公式的翻译中存在着几处严重的误译,这几处又恰恰是理解康德这一公式的关键所在,而准确的译文建立在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因此,对这一公式中容易误译的行动的准则、公开和不相容这三个关键概念的阐释将有助14于我们对这一公式的翻译,从而更加深入对康德这一公式本身的理解.     

略谈康德伦理学的几个问题——兼与宁新昌、许平二位先生商榷

宁新昌、许平二位先生的<张载康德伦理思想的相异与相通>一文在曲解康德的道德、义务的基础上,把二律背反归结为康德的阶级软弱性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康德的道德、义务和相应的中文含义不同,二律背反既不是康德奉人的思想,也和其阶级软弱性或非此即彼的思雏方式无关.相反,正是因为康德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阶级软弱性等经验对象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才发现并试图解决二律背反.     

康德的想像力与理性的普遍法则

本文针对想像力在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中的前后不一贯的表述,从想像力与理性的普遍法则的角度来全面审视康德在想像力问题上的一贯性立场.在认识领域,想像力发挥了综合的作用;在实践领域,想像力发挥了创造的作用;在审美领域,想像力发挥了自由联想的作用.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理性的普遍法则都对想像力进行了根本的规约.     

本体与实践:牟宗三先生与康德哲学

分野与关联：本体论与道德形上学一般言之,“本体”是中国哲学中的根本概念。它所包含的意义是深刻而丰富的。它不是单单的“本质”或静的结构,它也不是单单的“过程”或动的变化,它不是抽象的存在,也不是实质的个物,不是人格神的上帝,也不是非人格神的物质。甚至它也不是海德格的基本形上学的主客不分的“个别存有”（Dasein）或隐显自如的“一般存有”（Sein）。事实上,一个形上学的对形上实存的理解本来就不可能范围在一方面或一个概念的语言之中。“本体”唯有中国哲学的“道”与“太极”的意含可以表达。“本体”这一概念可说…     

上帝与撒旦之间——康德对人的道德地位之研判

康德将人的道德奠基于其纯粹理性中,从中确立了人们自行改恶向善的逻辑前提。但人的理性具有上帝理性和魔鬼理性所构成的参照系,从而使人被看作上帝和魔鬼之间的居间存在者。其道德完善的极致不可能使其成为像上帝那样的神圣存在者,其道德堕落的极致也不可能使其成为像撒旦那样的邪恶存在者。康德哲学中三种理性概念的对比,为人的居间性道德地位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而哲学史上的多种论点则为他提供了如此判定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