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哲学中的“道德情感”问题

在道德情感问题上,牟宗三批评康德情感与理性二分,将道德情感排除在道德法则的根据之外,致使道德的兴趣无法解明,纯粹理性无法实践,自由自律成为虚说。牟宗三也批评伊川、朱子"性情对言"与"心性情三分",致使性理的道德性、道德力减杀,沦为他律道德。同时,牟宗三警惕阳明后学因无真实工夫而"情识而肆",将道德之情与欲念之情混淆,一味留恋自然、洒脱之光景而流于狂荡。牟宗三认为,依正宗儒家义理,必须在"以心著性""本心即理"的架构下将道德情感复原为即心即理的"本体论的觉情",从而证成自律之实义,说明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先天根据。     

从道德哲学的视角看陆九渊“心即理”的伦理意蕴

陆九渊以"心即理"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体系,继承了儒家德性伦理的历史传统,其理路就在于由个体伦理而社会伦理。"心即理"的道德哲学意义不仅在于把握了道德本性是作为"主观意志的法"的道德自由,而且解答了伦理的本质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揭示了道德的本质是道德主体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因此,陆九渊"心即理"的命题更为深刻地揭示了道德本性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自愿,它是推动人们在道德行为选择与践履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一种精神力量。     

作为“行为同一性”的康德的意志自律

意志自律是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概念,但学界对此普遍持有一种"行为者的同一性"理解,即认为意志自律的充分条件就是道德法则的服从者与道德法则的创立者具有同一性。本文作者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它会在意志中引入他律的可能,从而无法表达出意志自律应有的道德性含义。相反,本文作者认为只能以"行为的同一性"作为康德意志自律概念的本质特征,它是指在意志自律中,服从法则的行为与给出法则的行为是同一的,这种行为的同一性只能就纯粹实践理性自身活动才可理解。只有通过"行为的同一性"解释,才能表明意志自律与道德性的关系。     

自律还是他律——反思牟宗三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定位

在心学史上,陆象山、王阳明、黄宗羲等人都曾对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其有“义外”之嫌.牟宗三延续了这一看法,他从康德哲学的视角,指出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是将道德法则置于主体之外,从而是一种他律道德.陆王心学家特别是牟宗三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存在误解.实际上,在朱子那里,格物致知就是克服气禀、物欲的影响,从而使主体充分认识自身性理并使其现实呈现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子格物致知的道德形态也是一种自律道德而非他律道德.     

李二曲“心体”论诸说——从对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融摄说起

"心体"系宋明理学一重要概念,具有本体论意义,它直接肯定道德主体与道德法则之同一性。在李二曲哲学中,对"心体"问题的辨析是其建立道德形而上和道德主体论的拱心石,也是二曲解决内圣之境何以可能的切入点。其"心体"之意大致指心的本然性质、面貌、状态;心之"体"即性之理。二曲"心体"论即像朱子那样重视其认知之义涵,强调心体之"虚明",又继承王阳明重视"心体"作为道德本体之传统,强调心体之"至善"。李二曲"心体"论体系所涉及概念较多,概念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蕴含着主体意识、道德本体、修养工夫等内容。其"心体"论逻辑终点为"人心",它有可善、可恶之可能性,当人心与世运发生冲突之时,李二曲主张"明心"与"体理",使"心体"能明善复初,葆有其性。     

心理发展视角下的道德自律:本质与实现条件

从康德的道德自律论到心理学家对道德自律问题的关注实现了一次由形而上的哲学构架到形而下的经验研究的转化。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家从心理发展尤其是认知发展的视角提出,个体道德的发展要经历一个由他律走向自律的过程——他律是较低级的道德阶段或类型,自律是较高级的道德阶段或类型;评定一个人是否自律应以其道德判断作为依据,由此涉及自律的标准问题。在实践层面,鉴于自律者具有可靠性、理性反思和意志力的特点,因而实现自律最重要的心理条件在于主体拥有良心、一定的道德认知能力和相应的意志品格。     

从道德自律到道德自然

道德需要自律,自律无疑优于他律.但自律仍然带有强制性,只不过是用内在强制取代了他律的外在强制.因此,道德不能以自律为极限,而应当超越自律,即由道德自律走向道德自然.道德自然通过对道德自律的扬弃,否定了道德自律中的内在强制因素,但将道德的本质属性予以存留,且将其自由升华至极致,这就造就了没有任何强制的道德以及道德选择中充分的、完全的个体自由.与道德自律相比较,道德自然具有非强制、无意识、不造作等特征.道德自然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这种道德境界是在人的原初心理基础上,经过实践、反思与情感升华的长期过程而逐渐生成的.     

黑格尔论自律和他律的统一

康德虽然创立了自律论的道德哲学体系,实现了道德哲学的哥白尼革命,使道德从他律转变为自律,但却受到了黑格尔的批判。黑格尔认为道德虽然是主观意志的自我规定,但人的自我意志又是受到客观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规律规定的。道德需要在伦理阶段才能突破它的主观性,实现其真正的内容,否则道德原则和义务原则就没有内容。与此相一致,作为道德要素的善、义务和良心在道德阶段也只是主观的、纯形式的,需要在伦理关系中才能变成现实。道德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他律的内容需要通过自律的形式得以实现,自律的形式必须以他律为内容才能变成现实。     

康德道德哲学原则之“三变”

康德道德哲学的原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早年他把道德情感看作道德 的最高原则;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则从自律中证实意志自由,却陷入自我循环;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强调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是“理性的事实”,主张从道德法则中引申出自 由;在其最后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最终认为意志与自由无关,而只有任性才有自由 。任性直接与行为有关;准则也来自任性,从而从任性的外在行为自由能够并存的条件中开 出《法权的形而上学》,从道德法则对任性的准则的决定中开出《德性的形而上学》,二者 合在一起,完成了其《道德形而上学》。这是康德关于道德哲学原则的晚年定论。     

论孔子耻感的道德品性

孔子道德哲学体系中的耻感具有他律与自律相统一的道德品性.当耻感与"礼"相联系时,它注重的是社会的道德评价,以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为条件,具体表现为道德他律;当耻感与"仁"相关照时,它注重的是主体的道德自觉,以自我行为与道德要求的关系为条件,具体表现为道德自律.在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过程中,解读孔子自律与他律相统一的耻感品性,对于人们按照社会主导价值观自觉地趋荣避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形上宇宙论架构如何安放道德主体的自觉心?——周濂溪思想解析

周濂溪关注宇宙论中生成、化生的全体,而价值论意义的"善恶"并"诚"与"几",必在心、性、情的心性论框架下方能顿现。如果假设濂溪思想中含有基本的道德价值理论,需先设定一"本然之理",此理可以是仁、义、礼、智"至善"的实体之理,预设一自由自律的道德理性、明觉心体的自觉心、道德心,情、意、欲、念、物、事(行动)之道德实践、践履若依本然之理而动即得正与和,成就道德本体的"善"与"诚",心若不依理,即反道德而为"恶"。但是,这些究竟是濂溪思想并未明白呈露的内蕴架构,还是强为之说,以《太极图说》和《通书》为据,尚晦暗难明。     

“道德他律”还是“道德无力”——论牟宗三道德他律学说的概念混乱及其真实目的

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 ,围绕牟宗三道德自律学说的论争不断、热度不减 ,关于其道德他律的思想却鲜有论者 ,以致牟宗三这一思想以及这一思想所隐含的问题 ,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本文就此谈一些个人的理解。我的基本观点是 ,牟宗三所谓以知识之是非决定的道德即是道德他律这一标准是值得讨论的 ;牟宗三此说的真正目的是批评朱子学说“道德无力” ,“道德他律”不过是阴差阳错误为朱子所戴的一顶帽子。一、牟宗三在什么意义上说朱子是道德他律牟宗三将道德理性分为三义 (参见牟宗三 ,1 96 8年 ,第 1 37- 1 38页 ) ,认为其中第一义即所谓截断众流…     

从规范到德性:伦理学的回归

大千世界,规范呈现出自然律、道德律和法律之三维图景。从自然律的"他律"经过法律的"自律与他律的交织"到道德律的"自律"的过程是人类对外在的规范不断超越、对内在的自由不断接近的过程。随着这种由外向内的不断深入,走向德性就会作为一种崇高的使命被提了出来。而走向德性其实就是实现伦理学的回归与还原。     

朱子哲学中“心之德”的思想

朱子继承了程颐偏言仁与专言仁的思想,认为一方面仁是与义礼智并列的德性,另一方面仁又包含了义礼智在内,在前一种情况下,仁是爱之理,在后一种情况下,仁是心之德。朱子所说的心之德首先包含了得之于心的涵义;其次,心之德是兼性情而言的;再次,心之德包含了生意流行的意思在其中。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疏会发现,在仁学问题上,朱子对程颐的继承主要是形式上的,而对程颢的继承往往是内容上的,从哲学气质上来看,朱子的仁学更接近程颢的理论。     

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

康德既认为自由在于对道德法则的服从,又认为人的自由会违背道德法则。有学者就此提出“双重论”解读,认为康德有两种自由概念：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自由及在服从和违背道德法则间选择的自由。与之相对,也有学者支持“单一论”的解读,认为康德只有一种自由概念,即服从道德法则的能力,对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的研究就是支持“单一论”。康德的任性自由和意志自由是同一种自由,任性自由不是作为选择自由的第二种自由,其本质不在于选择,动物的任性有选择而无自由,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任性没有对恶的选择却有自由。恶只是作为不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人的任性自由的特殊属性,该自由会受感性影响而违背道德法则。在其有能力克服感性影响却没有这么做的意义上,人的任性自由要为由此导致的恶承担责任。     

“未发之中”：实然心、气化良知抑或超越之体？

《中庸》"未发"问题曾引起许多学者的探讨,其中朱子、船山和牟宗三是较具代表性的三位思想家,其观点分别代表了理学、气论哲学与新儒家学说。朱子持分离解,以心性二分立论,主张以实然之心凝聚众理,然后发之中节合宜;船山持生成解,他认为"未发之中"包含着气化良能之心的挺立、意志之起用、人性之生成、人情之表露,是一个动态的、生成的过程;牟宗三持内在超越解,他以超越之心为核心解释"未发之中",强调超越之心在逆觉工夫下实现自我超越,主宰情感使之顺畅条贯,中节合宜。以上三家学说,各有立论依据,皆具合理之处。然通过分析《中庸》与简帛《五行》,可以看到"未发之中"指涉的是认知心对道德实践的作用,其核心是偏向于理性认知的心之思。     

论政府推动企业履行道德责任的有效路径

如何发挥政府的促进作用,有效地推动企业履行道德责任,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是当前我国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政府应当根据企业道德责任的不同层次,准确把握我国企业当下发展的特点,从四个方面推进企业道德责任的自律:一是塑造宽松生存环境,为企业践行道德责任奠定和谐空间;二是推进道德立法,促企业基本道德责任从他律走向自律;三是建立健全道德激励机制,确保企业道德责任自我选择;四是给予企业自由意志空间,实现企业崇高道德责任的持续超越.     

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与东亚儒者的诠释

在东亚的"仁"学思想史中,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是朱子之前的最高峰,是二千年来中日韩各国儒者"仁"学论述之源头活水,极具关键性之地位。自孔门以降,儒家"仁"学义蕴丰富,理路甚多,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极具理论之意趣,亦深具思想史之涵义。历代东亚儒者对"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提出深具时空特色之诸般解释,并开发潜藏于其中的哲学问题,揭示了"仁"与"礼"之不可分割性与相互紧张性。中国儒者对孔子"仁"学之新诠,以朱子、杨慈湖、王夫之、戴震最为精彩,尤以朱子释"克"为"胜"、释"己"为"身之私欲",具有指标性之作用。朱子以后的东亚儒者或推衍、或驳斥朱子之说,但都无法跳过朱子的诠释典范。从解释者所依凭的理论背景观之,如果说朱子代表了"理学"的诠释进路,那么杨慈湖、阳明后学诸君子与王夫之可以说是践行了"心学"的诠释进路,而十八世纪戴东原的解释则表征了反宋儒"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朝鲜和日本儒者而言,十七世纪日本的荻生徂来与十八世纪朝鲜的丁茶山最称大家。荻生徂来以"纳身于礼"及"以礼制心"解释"克己复礼为仁"说,丁茶山以父子、君臣、夫妇等均尽其分定义"仁",两说虽有所出新,但基本上与清代中国的"礼"学思想相互呼应,可视为东亚近世"实学"思潮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     

“恶”之缘起、明觉与去除——以王阳明“四句教”为中心的考察

王阳明"四句教"围绕善恶问题而展开,其理论前提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心体作为无限感通的一体之仁,超越善恶的相待性,此即"无善无恶心之体";心之应物起念处即是意,一体之仁遂有感通与阻隔之别,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而一体之仁的感通或阻隔,皆能为良知所自然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行事上磨练之工夫,涤除私欲执着之障蔽,以恢复心体之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可见,"四句教"对于"恶"之问题有着完整而清晰的阐明:心体无恶,表明"恶"为非本体性的存在;意动有恶,表明"恶"具有因缘和合的性质;良知知恶,表明"恶"能为主体所明觉;格物去恶,表明"恶"能为工夫所破除。其间涉及道德本体之确立、伦理责任之承担、自由意志之可能、道德行为之价值等问题。由此,王阳明不但构建起了融本体与工夫为一贯的修证体系,亦构建起了心学之道德形上学。     

道德的自律与他律──马恩与康德的两种不同的道德自律观

道德的自律与他律———马恩与康德的两种不同的道德自律观●王淑芹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主体意识的提高,道德的自律性在日益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和重视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道德自律概念的争议。有人认为道德自律是与他律贯通的,有人则认为是完全对立的。探本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