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哲学中的“道德情感”问题

在道德情感问题上,牟宗三批评康德情感与理性二分,将道德情感排除在道德法则的根据之外,致使道德的兴趣无法解明,纯粹理性无法实践,自由自律成为虚说。牟宗三也批评伊川、朱子\"性情对言\"与\"心性情三分\",致使性理的道德性、道德力减杀,沦为他律道德。同时,牟宗三警惕阳明后学因无真实工夫而\"情识而肆\",将道德之情与欲念之情混淆,一味留恋自然、洒脱之光景而流于狂荡。牟宗三认为,依正宗儒家义理,必须在\"以心著性\"\"本心即理\"的架构下将道德情感复原为即心即理的\"本体论的觉情\",从而证成自律之实义,说明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先天根据。     

理性如何保证道德成为可能--牟宗三道德自律学说的理论意义

牟宗三道德自律学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困难 ,但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它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 :理性如何才能保证道德成为可能 ?     

从道德自律到道德自然

道德需要自律,自律无疑优于他律.但自律仍然带有强制性,只不过是用内在强制取代了他律的外在强制.因此,道德不能以自律为极限,而应当超越自律,即由道德自律走向道德自然.道德自然通过对道德自律的扬弃,否定了道德自律中的内在强制因素,但将道德的本质属性予以存留,且将其自由升华至极致,这就造就了没有任何强制的道德以及道德选择中充分的、完全的个体自由.与道德自律相比较,道德自然具有非强制、无意识、不造作等特征.道德自然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这种道德境界是在人的原初心理基础上,经过实践、反思与情感升华的长期过程而逐渐生成的.     

“仁”与“绝对命令”——孔子与康德的道德人生观比较研究

孔子依据"仁"而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以发展完善其道德人格,并"践仁知天",达至与宇宙万物为一体的人生境界;康德依据绝对命令而禁绝种种感性欲望之诱惑,从而纯化道德之动机而彰显理智世界之人格。孔子与康德的道德人生观虽在德与福如何一致等问题上存在不同,"仁"与"绝对命令"自身也有一定不足,但它们都强调了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彰显了人的道德生命和内在的人格世界,体现了一种超越的、终极的人生价值追求,这对于越来越"物化"的现代人而言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道德自律的特性解读

道德自律是道德发展的重要阶段.对道德自律特性的分析,需要有一个宽广的平台,既要从道德个体的视角,也要从社会规范的宏观领域来考察.道德自律的特性表现为自觉性、为我性、内化性和开放性.道德自律的特性体现在道德发展整个过程的始终.     

丁若镛实学中“仁”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孔孟仁学思想体系的复归与继承

丁若镛是韩国实学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反朱子学"、"脱性理学"的特性,主张恢复以孔孟为中心的原始儒学思想。他大胆地批判统治朝鲜朝社会的性理学,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思想和方案。如果说朱子把"仁"理解为形而上学概念的话,那么,丁若镛则把"仁"理解为道德行为主体的实践德目。他把"仁"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向人之爱"的关系。他认为"仁"和"不仁"并非是内在于人心的、先验的价值观念,而是根据人的自律性意志的自觉选择,因而"恕"才是实现"仁"的具体方法。他主张把"仁"思想以孝、悌、慈的形式,扩充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全社会最普遍的、最根本的伦理。     

仁的工夫论诠释——以朱子“克己复礼”章解为中心

学界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章的解读多从仁之名义、仁礼关系入手,朱子则基于工夫论立场对本章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阐发。朱子的工夫论诠释首先体现于对"克"、"为"、"一日"、"归"等词数易其说的曲折解读,导致后世议论纷纭;其次为凸显工夫的心性和事为两面,以"本心之全德"、"天理之节文"对"仁、礼"作出了独特揭示。由此,朱子创造性揭示了克复工夫笃实、亲切、健勇、精细、彻上彻下的"切要"特点,尤其对"理"与"礼"、"克己"与"复礼"、彻上与彻下等问题反复其说,诱发了后世极多争议、误读。总之,朱子本章之解,体现了其致广大、尽精微的学术特质,显现了经典诠释的工夫论目的和现实教化的使命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子思想由依傍程门到走向独立的过程。这同时也启示我们,朱子"不用某底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之说,实为准确理解其思想之密钥。     

道德自律与民法实现

民法的顺利实现,不仅需要他律,更依赖于民事主体良好的道德自律.道德自律对民法实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信仰的道德自律与民法实现,二是基于理性的道德自律与民法实现,三是基于习惯的道德自律与民法实现.     

论康德哲学中道德与法权的关系

道德与法权的关系问题是实践哲学领域的一个核心课题,康德对于这个问题作过积极思考和重要贡献。本文主张,在康德哲学中,必须从"自由"这个最高原则来理解道德与法权的关系问题;道德是法权的根据和目的,而法权是道德的必要条件,但法权归根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和自由问题。而在法权作为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论证方面,本文认为历史主义的论证方式要比自由主义的论证方式更为可靠。     

“性中无孝弟”——举例分析牟宗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特点

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尤其是理学研究)的一个典范。本文以其中有关"性中无孝弟"的评述来检讨牟宗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利弊得失。牟宗三以文本疏解的形式展开叙述,在叙述中熟练运用逻辑手段,具有自觉的论辩意识,注意发掘文本的蕴谓,这是牟氏值得后人学习的优点。牟氏的短处则在于"我执"太深,在其研究中处处可见其人的存在,他有自己关心的问题,他已经形成自己对于哲学史的大判断,在这样的视角之下,他常常就会看不到或根本无视哲学史文本自身的脉络,而未能进入古人思想的世界。     

牟宗三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兼论中西哲学比较应有之心态

牟宗三依据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分析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指出康德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的批判基本上没有真正把握康德道德哲学的实质,因而其批判是落空的。由此,也使得我们反思在进行中西哲学比较和融通的工作时,必须本着宽容的哲学心态,依据恰当的立场,来分判中西哲学的特点,从而获得对各自哲学理论实质以及哲学问题的把握。     

自律与他律: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路径

自律与他律属于哲学、伦理学的基本范畴。公民道德作为社会实践主体内在品性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统一 ,在本质上既是自律的又是他律的。内在的品性修养和外在道德性的制度安排的融合 ,是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根本路径。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释义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观点 ,后来马克思、恩格斯都肯定了道德的他律性。自律与他律都是康德的用语 ,其现代意义有所变通 ,一般强调道德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讲个体道德时强调自律性 ,但不应忘记这种自律是以承认他律为前提。     

作为自由的法则：康德与“自律”观念的演绎

作为与纯然实践理性相结合的意志能力,康德的自律观念不仅具有独立于感性偏好的消极意旨,而且更强调确立普遍法则保障平等自由的积极取向,从而展现出独特的思想内涵。同时,在其具有普遍性、形式性特征的定言命令表述中,康德亦基于自律及其表征的人性目的使其呈现出规范性的价值旨趣,此阐释方式乃是回应相关论证以及指责的重要思想资源。此外,该方式还促使自律观念在行动中与道德法则相互契合一致,并通过其对自由的绝对价值以及道德人格理想的彰显,使定言命令论证的有效性得以可能。     

心理发展视角下的道德自律:本质与实现条件

从康德的道德自律论到心理学家对道德自律问题的关注实现了一次由形而上的哲学构架到形而下的经验研究的转化。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家从心理发展尤其是认知发展的视角提出,个体道德的发展要经历一个由他律走向自律的过程——他律是较低级的道德阶段或类型,自律是较高级的道德阶段或类型;评定一个人是否自律应以其道德判断作为依据,由此涉及自律的标准问题。在实践层面,鉴于自律者具有可靠性、理性反思和意志力的特点,因而实现自律最重要的心理条件在于主体拥有良心、一定的道德认知能力和相应的意志品格。     

牟宗三的康德哲学著作翻译

众所周知,牟宗三是哲学大师、儒学大师,亚洲最著名的康德哲学专家之一,一生研究东西方哲学,配合康德哲学消化中国哲学和文化,以康德哲学为桥梁融通中西哲学,在与西方大哲学家的对话中把中国哲学推向世界.     

牟宗三三系论的理论贡献及其方法终结

三系论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标志性成果。这一思想由自律论和形著论两个支点作支撑,首先将五峰蕺山独立为一系,其次将伊川朱子判定为歧出,观点鲜明而突出。三系论地位十分重要,以至无论你是否同意,都不能轻易从其身边绕过,不加置评地坚持旧说或创立新说。目前学界对这一体系大多还只是一般性的介绍,具体分析批评较少,研究不够深入。本文旨在前期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体系作一个综合性的评述,既承认其理论的贡献,也分析其内在的缺陷,进而宣告其思想方法的终结。     

关于自律内涵的道德哲学辨析

文化差异性增加了我们理解自律概念的难度。在康德将自律视为唯一和最高的道德原则之后,理性自律的理念对西方道德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今天自律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康德的设定,它既可以在道德意义上使用,也可以在非道德意义上使用;既被视为道德的本质属性,又被作为道德发展的重要指针。对个体的道德自律还可做程度和内容的分析,进而区分自律道德和他律道德这两种道德水平或道德类型,以及判断自律、意志自律和行为自律等不同方面。     

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与东亚儒者的诠释

在东亚的"仁"学思想史中,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是朱子之前的最高峰,是二千年来中日韩各国儒者"仁"学论述之源头活水,极具关键性之地位。自孔门以降,儒家"仁"学义蕴丰富,理路甚多,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极具理论之意趣,亦深具思想史之涵义。历代东亚儒者对"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提出深具时空特色之诸般解释,并开发潜藏于其中的哲学问题,揭示了"仁"与"礼"之不可分割性与相互紧张性。中国儒者对孔子"仁"学之新诠,以朱子、杨慈湖、王夫之、戴震最为精彩,尤以朱子释"克"为"胜"、释"己"为"身之私欲",具有指标性之作用。朱子以后的东亚儒者或推衍、或驳斥朱子之说,但都无法跳过朱子的诠释典范。从解释者所依凭的理论背景观之,如果说朱子代表了"理学"的诠释进路,那么杨慈湖、阳明后学诸君子与王夫之可以说是践行了"心学"的诠释进路,而十八世纪戴东原的解释则表征了反宋儒"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朝鲜和日本儒者而言,十七世纪日本的荻生徂来与十八世纪朝鲜的丁茶山最称大家。荻生徂来以"纳身于礼"及"以礼制心"解释"克己复礼为仁"说,丁茶山以父子、君臣、夫妇等均尽其分定义"仁",两说虽有所出新,但基本上与清代中国的"礼"学思想相互呼应,可视为东亚近世"实学"思潮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     

道德自律：转型期社会秩序的最高实现形式

道德自律和社会他律是道德实践中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是实现社会控制、形成良好社会秩序的两种主要方式。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个体道德自律的要求则变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