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澄的卦统、卦主、卦变说

吴澄的《易》学成就,主要体现于其卦统说、卦主说和卦变说。吴澄"卦统说"反映了尚中、尚阳、尚礼的思想,可以比较理想地解释《周易》古经卦序和上、下分篇之由的象数依据,对后世影响深远。吴澄"卦主"说,逻辑推理十分严密。乾、坤、否、泰四卦之外,先看是否有坎、离。有坎、离,则以坎、离定卦主; 无坎、离,再看震、巽、艮、兑。卦中有艮、兑,先看是否属十二消息卦。如属十二消息卦,则艮、兑以中爻为主; 如非十二消息卦,则艮、兑以上爻为主。震、巽、艮、兑自相重之卦,以上卦定卦主; 震、巽、艮、兑互相合之卦,除颐、大过、中孚、小过外,皆以下卦定卦主。吴澄"卦变说"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的类比逻辑思维。与此前虞翻、朱熹等人的"卦变说"相比,吴澄"卦变说"的卦变来源更加整齐划一,能够更好地满足诠释卦爻辞的需要。吴澄的"卦统"、"卦主"、"卦变"说,总体而言,足成一家之说。通过对吴澄《易》著的研读,可以认为,皮锡瑞等先生对元代《易》学的宏观评价有可商之余地。     

清代学者焦循独特的易学构架

本文考述了焦循的旁通、相错、时行三说,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系列看法：1．焦循以普遍联系和爻位运动的观点研究《周易》,把《周易》六十四卦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生生不息”的动态系统,比之孤立、静止地研究《周易》一卦一爻,更有意义。2．焦循独特的易学构架是建立在客观分析的考据基础之上,不宜武断否定。3．焦循易学构架并非纯象数的研究,而是以象数为载体,阐发儒家的道德义理和自己“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4．焦循以“声训”为媒介的两卦或数卦之间的关联是否《周易》本义值得讨论,其“声训”缺乏充分的文献旁证是一大缺憾。     

苏轼视域下的筮卦变占

北宋苏轼,既因撰写《东坡易传》而具备了易学家的资格,又不时关注《易》的筮占之用,在筮卦变占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筮占操作可接通、感通大化流行的宇宙场域或曰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而将与疑惑相关的信息收摄呈现于所得的六爻之卦上。卦有动爻时,断占的规则是,动爻有几个,之卦(变卦)就有几个,因而由本卦向之卦的变迁及其所昭示的时的境域变迁,就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这与春秋时人以及朱熹的见解存在莫大差异。在后者那里,无论动爻是一还是多,之卦只有一。前者较之后者具有别样深层的易学底蕴,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并给予超越筮术的易道层面的深入开掘。     

《周易》的刚与柔

《周易》的刚与柔张增田《周易》是构筑在阴阳之上的神秘殿堂。“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系辞》）阴阳和刚柔并不是“立卦”和“生爻”的并列关系,而是一对体用关系,即“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系辞》）。从立足之本上看...     

《焦氏易林》作者考辨——兼与黎子耀先生商榷

《焦氏易林》是汉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占卜书,它是从《易经》六十四卦的占卜演绎而来的。按已见于《左传》的占卜方法,当求卦者求得了某卦某爻,对照《易经》爻辞找到对于这一爻或“吉”或“凶”的解释还不够,如果这一爻是阳爻,就变它为阴爻,反之,阴爻变阳爻,一爻之变,整个卦体也就变了,此卦变成彼卦,再从彼卦彼爻查对其爻辞,以该条爻辞与前一条爻辞相互参照,为求占的最后结果。在筮法上,以初得之卦为“遇卦”,以变爻而得之卦为“之卦”,因此《左传》中就多见如“遇《归妹》之《睽》”、“遇《明夷》之《谦》”等等的占筮记录。汉以前,占卜结果都以《易经》原来的卦爻辞为据,到汉朝后,有的《易》学家根据《易经》原有爻辞,经过细密的思考,大胆的发挥,重新编撰一批新的占卜辞,《焦氏易林》就是一部这样的著作,     

卦变说探微

《周易》是一部讲变化的书。《易传》所谓“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即是说《易经》六十四卦本身是处于随时变动之中的状态。“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正是这种爻变而成卦象之变的基本思维,引导人们不断地寻求变化之道,并逐渐形成逻辑的理论体系,从而产生了卦变之说。虽然说卦变者言人人殊,但却都遵循一定的体例。历代言卦变者,主要…     

论朱熹基于先天学的卦变说CSSCI

卦变说是揭示卦之所自来的有着独特理论内涵和功用的象数义例,与变卦说不同。朱熹认为,卦变说非画卦作《易》之本旨,属于后天之学。但细究其《卦变图》则不难发现,他是以先天卦序作为其卦变图建构原则的。这是朱熹以先天为体、后天为用思想的一种运用和落实。考诸《周易本义》注文,朱熹卦变有其突出的特点。据此,不少学者指出朱熹《卦变图》与《周易本义》注文不合。然详考其实,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理论冲突,朱熹《卦变图》是一个纵横互通的系统,其施用原则非常灵活。朱熹卦变说是对程颐卦变说的批评,也是对李之才卦变说的发展,无论是在卦变理论特性的根本定位问题上,还是在具体卦变系统的建构和施用问题上,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同时也失去了或者说舍弃了卦变说中一些原有的理论意义和内涵。     

《杂卦》卦序新论

《易传·杂卦》是一首名副其实的杂爻成卦讲义歌,其卦序的排列是有规律可循的,它主要是按照“一爻变”连成法,结合“中爻变”自然得到的各组错综卦之间的卦象义相互比较而串连成序的。在今传七种易卦序中,《杂卦》卦序是较为原始的一种。     

《周易》卦序二题

卦序问题是《周易》象数学的主要问题之一。孔颖达明确提出《周易》经文六十四卦次序以“二二相耦,非覆即变”为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直接推动了《周易》上下经卦数不均问题和“观象系辞”问题的研究。上下经互变之卦的数量不均,是导致上下经总卦数不等的直接原因,而之所以如此安排又有其特殊之用意。诸卦“非覆即变”之象是作《易》者名卦和系辞的重要原则,因而较之于马王堆帛书《周易》卦序,传世本《周易》卦序应当是更为原始的卦序。《周易》经文卦序从整体架构到具体组合排布都有一定规则在其中。     

略论《周易》的卦变

一、卦变问题的提出卦变是《周易》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易·泰》卦辞云:“小往大来。”《否》卦辞云:“大往小来”。《周易》所讲的大小往来,也就是阴阳二爻的变化往来。孔疏说:“阴去故小往、阳长故大来。”是正确的。而《周易》所谓的卦变,也就是由于阴阳二爻的往来变化所引起的六十四卦卦象的改变。孔子作《易传》对于《周易》的卦变思想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和发挥。清代学者黄宗羲说:“卦变之说由《泰》《否》二卦小     

焦循易学方法论的哲学意义

文章认为焦循通过“旁通”、“当位失道”、“时行”、“八卦相错”、“比例”五图,编织了一套表现为象数形式的逻辑类比推理的思想构架。并将自己的道德理想尽数纳入构架之中。这样。焦循一方面确立了研究易学的方法论,另一方面也具有以“旁通”为主体的哲学意义。焦循易学的方法论,标志着清代中期易学的重要转向,它已迈出象数与义理诠释易学的旧轨。然而将易学的探求严格限定在各种法则的框架之内,因而也就混淆了易学的象数系统与义理系统的各自独立性。因此,易学的哲学意义也就被逻辑推理的工具价值所取代。     

读玄释中——试论《太玄》所本的宇宙说

本文认为《太玄》不仅拟卦气说之易,亦拟《易传》所传之易,由准《文言》之《玄文》,认定《中》首在《太玄》中。地位最为重要。《中》首兼具水、土二行。是扬雄的有意安排,这是由其所本的宇宙思想决定的。本文认为《太玄》浑盖兼采。在对几种盖天说与浑天说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只有一种盖天说及一种浑天说为《太玄)所本。以此为基础,对《中》首为何兼准二行做了解释。     

孔颖达的易学诠释学

孔颖达编撰的《周易正义》是唐代易学诠释学的代表作。孔疏从王弼易学基本原则出发 ,吸纳了汉易象数学方法 ,以其取象与取义相结合的鲜明特色 ,对《周易》的体例、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 ,对《周易》所蕴涵的原理 ,作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解释。孔颖达的易学诠释学深刻影响了唐宋时期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成为汉易向宋易过渡的桥梁。     

帛书《周易》以史解经刍议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中的《缪和》篇中,有六则以历史故事解说《易经》卦爻辞的例子。本文分析这六则历史故事用以解经的符合程度,以证明用历史故事解经并不始于南宋的杨万里等人,而四库馆臣所谓"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并非历史事实。     

郭璞易学思想考

在易学史上,郭璞精湛的易占一直为人推重,而其颇具特色的易学思想却往往被忽视,或语焉不详。笔者在深入研读郭璞诗赋文的基础上,结合其行状,对其易学思想予以全面梳理。本文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结合郭璞的诗赋,指出郭璞对周易义理的承袭与发挥;一是结合《晋书》本传、郭璞《易洞林》,从取象运数、据象成辞及阴阳灾异说两方面,深入阐析郭璞对焦（赣）、京（房）、管（辂）易象数学的继承与发展;一是结合郭璞的行状,指出郭璞在易占实践上为改革易占方法、完善易占辞以适应现实需要所作出的贡献, 从而表明郭璞是位既重义理又重象数,既重理论又重实践的易学大师。     

论牟宗三哲学中的易学研究

牟宗三的易学研究为的是从易学中发见与解析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旨在抉发中国的玄学与道德哲学,而不是作一种历史的研究。他从哲学上为《周易》的解释提供了一个逻辑符号论的模型,为中国古典思想的现代诠释作出了首开先河的有益尝试;他对易学的“实在论的价值论”或“超越的内在”的价值论的诠释,与康德、维特根斯坦关于道德世界的“超越的外在论”不同;他对易之道德世界的分析与解释也是极其形式化的逻辑的。在这些分析与解释中,《周易》的“逻辑世界”或“符号世界”变成了语义的价值世界,或者说,作为“数理物理”世界的《周易》变成了价值论的道德世界。无论是在叙述方式,或内容的阐释与解析上,牟氏的这项研究都是十分新颖的,为国内所未有。但是,牟氏的易学研究只是他学思的开端起步,相对于他的逻辑研究来说,易学研究构成了他的哲学思想发展进路的前逻辑起点,而非逻辑起点,具有形式的象征意义。     

京氏易学中的阴阳对待与流行——兼论京易纳甲、建候、积算的建构原则

本文从《京氏易传》入手,对京氏易学中阴阳二气的对待与流行进行了阐发。文章指出,京氏通过纳甲、卦变、飞伏、游魂、归魂、建候、积算诸说将“一阴一阳”之《易》道具体到实处,构建了一幅生生不息的、立体的阴阳对待流行图;其纳支、建候、积算则依历法及音律之隔八生律法纳入。     

简论帛书《易传》中的卦气思想

本文讨论分析了《二三子》、《要》、《衷》等帛书《易传》中所蕴含的卦气思想,说明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卦气思想是与其前的卦气思想一脉相承的,汉代的卦气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建构完善起来的。探讨帛书《易传》中卦气说的存在,对于推进两汉象数易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周易》和中国古代阴阳矛盾学说

本文从易学史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哲学中阴阳矛盾学说的演进历程．认为《易传》构建了阴阳矛盾学说的基本框架,是阴阳矛盾学说之源。从玄学易到理学易．阴阳矛盾学说得以进一步展开,而王夫之易学,则对中国古代阴阳矛盾学说作了全面总结。